怎麼說呢，如果從縱向比較就是和中國以前的王朝相比確實算是一個盛世，如物產豐富，人口眾多，疆域廣袤，政治相對清明，畢竟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量上來說可能真不是其他朝代所能比較的，但這種盛世充其量只不過是封建時代的盛世，並沒有實質上的突破，清代時期世界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地理大發現，資產階級革命，第一次工業革命，整個世界生產力得到顯著提升，清代生產能力卻遠遠落後於西歐諸國，從這個方面來看康乾盛世就是一個閉門造車的盛世，軍事能力就沒法比，人家使用的是最先進的武器，清軍武器裝備還停留在17世紀的的原始燧發槍，紅衣大炮的水平，而且軍隊素質也極其低下，清代民眾生活水平遠遠落後於歐洲各國，人均生產總值更不用提了，能溫飽就不錯了，至於GDP確實從數字上看排名第一，但質量又大大的折扣了，你說從這個角度看能叫盛世嗎？

康雍乾盛世是指清朝從康熙中期到乾隆中期經濟繁榮的局面，亦可指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到嘉慶四年（1799年）這一段時期.

清人入關後，康雍乾三代帝王勵精圖治，事必躬親，提高經濟實力，加強中央集權統治，自康熙開始採取了獎勵墾荒、更名田、興修水利、禁止圈地、捐免田賦及改革賦役等措施，促進了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和商業的繁榮。在盛世期間，清朝的國力達到鼎盛，局勢較為穩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國家財富有所積累，國防力量也相對強大，整個社會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都處於上升狀態，其時間跨度至少有134年，是清朝統治的最高峰。康雍乾盛世繁華富裕的程度也在中國歷史上亦有相當地位，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之一，故史學界一般將康、雍、乾時期稱為康雍乾盛世或康乾盛世。

美國漢學家、歷史學家魏斐德、羅威廉（William T. Rowe）和歐立德等稱這段時期為“High Qing（盛清）”(1683－1839)，認為是清朝興盛與繁華的時期，是帝制中國最後的高峰期 ，亦有西方學者認為康雍乾時期不是黃金時代而是專制黑暗時代。

康雍乾整體上保持了穩定和繁榮的局面，國家財政收入增長極其迅速，中國這塊土地仍保持著富裕和有序。在該段時期結束後的60至70年的時間裡，清王朝連續遭到了外國侵略與國內動盪—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的兩次沉重打擊，從此一蹶不振，逐步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貧困，落後和長期危機的境地，然而乾嘉之際的盛衰之變是清朝的統治的盛衰之變，清朝的社會經濟在不少地區仍在持續發展，清朝政權仍具有較強的活力，並且獲得不少地區和不少民眾的支援，讓清政權在內憂外患險惡環境中仍支撐了100多年。在康雍乾“盛世”後的嘉道“中衰”時期，中國社會的早期近代化程序亦未因統治危機的出現而陷於停滯。

“康乾盛世”問題在學術界是一個頗受關注的問題，當中的關注與訴求也包含了歷史敘述、價值評判、道德情感、現實關懷諸多面向。儘管清朝在康雍乾三朝時達到頂峰，18世紀被視為清朝的最繁華時期，甚至認為這段時期代表了中華文明的一個新的高峰。但這段時期在中國歷史上仍頗具爭議，以致學界對“康乾盛世”是否存在尚存爭議，或有論者大體肯定“康乾盛世”，但也注意到其間存在的問題；或大體否定，但也指出其間亦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在各種認識和觀點的交流中，有學者提出有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釐清，如“康乾盛世作為一個概念或名詞或說法能否成立”、“認識康乾盛世的標準是什麼”和“對康乾盛世問題應持什麼樣的態度”等。

北京語言大學漢語學院教授周思源不同意康乾時期是“盛世”，只能稱“康乾之世”。他的主要理由有：漢唐之所以公認為盛世，與其政治環境寬鬆、精神昂然進取有很大關係。而康雍乾三朝最大的失誤就是禁錮思想，以文字獄為代表的嚴厲的殘酷的禁錮思想。至於“康雍乾時期的經濟發展，是明末以來戰亂頻仍之後的一種恢復性發展。而並不是由於新的生產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學技術引起的生產力革命性大提高。”

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戴逸對周思源的觀點作出評論：“整個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中都沒有‘新的生產方式’與‘新的科學技術’，都是專制的封建制度。按照周先生（周思源）的理由，中國封建社會就不會有什麼‘盛世’。”他亦指出“盛世有陰影，衰世也有希望”，不認為“盛世就是美哉善哉，萬事大吉。這不是客觀的歷史事實，也不是辯證的思想方法……清初大概只用100多年時間使糧食生產翻了一番多。在當時農業技術並無顯著提高的水平下，是了不起的成就。不但恢復了明末的水平，而且大踏步地前進了。這是廣大農民的努力，也離不開清政府重視農業，獎勵墾荒，興修水利，減輕賦稅，推廣高產作物（玉米、甘薯、花生）以及鼓勵和默許移民等政策的結果。”

有學者認為，雖然康乾時期的人口和糧食產量呈快速增長態勢，但與同時期的歐洲國家英國來橫向比較的話，無論從存量還是從增速來看均具有較大差距。此外有說法稱康乾時期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不高、生產力水平低下、軍事實力不強、文化事業停滯不前，政治制度阻礙了經濟社會的發展。因此認為“康乾盛世”並不存在。康雍乾時期已經孕育了許多社會問題，無論從政治、經濟、科技文化還是從人性解放角度來看，這一時期中國與西方世界的差距都是越來越遠。

直到18世紀，當時正處在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得以鞏固。若只把康雍乾時期和漢、唐、元、明作縱向比較而不進行世界的橫向比較，中國當時的社會看起來仍具有活力和繼續發展。18世紀的中國確有值得稱道的巨大成就。亦有學者批評當代一些人將中西對比角度帶入清史，否定康乾盛世，以及用中西橫向比較的“盛世”概念去評價傳統史學縱向比較的“盛世”概念是屬於概念錯位。“康乾盛世”中所謂的“盛世”概念，是傳統中國史學中的概念，中國傳統史學相信歷史迴圈論，將時代分為治世和亂世，盛世和衰世，並以此作為褒貶依據，而傳統史學中的“盛世”概念是縱向而言，例如“貞觀之治”與隋末的衰世相比是“盛世”。

侯楊方說，從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經驗看，國家軍力強盛、對外開疆拓土的同時會伴隨著對內的橫徵暴斂，因為強大的軍力和戰爭需要經濟的支撐，導致民力消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秦始皇伐匈奴、徵南越、建長城、修宮室耗費天下民力，結果強大盛的秦朝傳至二世後滅亡；漢武帝征伐匈奴的結果是漢朝戶口減半，導致民怨沸騰，漢武帝本人晚年也痛悔自己就是另一個秦始皇；唐玄宗對外頻繁用兵，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親歷者杜甫形容：“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結果唐朝的開元盛世迅速在安史之亂爆發後走向了衰落。而康乾盛世開拓的版圖空前，用兵頻繁，從歷史經驗看橫徵暴斂似乎不可避免，但清朝統治者在這一時期，不僅沒有增加賦稅，反而頻繁下令蠲免天下賦稅，其力度之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康熙曾多次南巡視察河工，體察民情，他認為自己的出巡會對地方造成一定的騷擾和負擔，因此他經常蠲免所經地方的賦稅，即使沒有慶典、巡幸、用兵，康熙也經常“無緣無故”蠲免天下賦稅，有一次甚至免除了全國所有州縣的一年賦稅。在康熙帝在位的62年間總共不同程度地蠲免天下錢糧共計545次，總計摺合白銀達1.5億兩。康熙中期以後天下太平，經濟繁榮，國家歲入不過三千五百餘萬兩白銀，即相當於免除了4年多的歲入。

所謂的“康乾盛世”其實是按照中國傳統的歷史觀說出的。但是有些人習慣了以今時今日的目光審視過去，這一時代，也就不過爾爾了。這是一些現今所謂歷史愛好者通病。

中國古代的盛世的標準，以我看來就是人口與糧食兩個。何為人口呢？其一，眾所周知，中國的領土面積從古至今基本是處於擴張的(當然期間也有萎縮的)，所以領土廣，那麼就需要人了啊。所以要維持國家的穩定與強大，那麼人口是必備的條件。其二，要想人口發展，那麼政治的穩定是必不可少的了。戰亂肯定是不行的啊！歷來如秦末，南北朝，都是華人口銳減的時代。所以說，人口的多少是衡量是是不是一個盛世的主要標準，是不為過的。

何為糧食呢？其一，中國是一個小農經濟下的農業大國。縱觀歷史，只要發生王朝更迭，那麼就是農民沒飯吃了。這可見糧食的重要性。再者，中國本身就是耕地面積少的國家，養活那麼多人不容易。其二，糧食多了，人吃飽了，當然才可以做出一些其他的事情來。比如文化，經濟之類。

如果按照這兩個標準來說，康乾時代算是一個盛世。

人口嘛，中國的人口突破一億的時代正是康乾時代(廢除了人口稅)。而且期間的經過多次戰爭，保全了國土(新疆，西藏等)，這才有了我們今天的國土。由於“攤丁入畝”的實行，人口在增多，開墾的耕地也在增加。可產的糧食也在增加。

當然，這兩個標準來衡量是否是盛世，可能是未盡全面。但是大體還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