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儒學的創立者，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不過，在孔子創立儒學之前，早已經有“儒”的存在。
毫無疑問，作為一個學派的“儒家”與早先的“儒”有重要的聯絡，但二者又是不同的。為了探討儒家的來源，自古以來有許多人對作為“儒家”前身的“儒”之本初意義進行過研究。近代以來，加意探討者更不乏其人，出現了不少“原儒”“說儒”之類的作品。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我們對於儒家出現之前“儒”的基本情況已經有了大概的瞭解。
首先，“儒”類似於一種職業出現較早。有人考證說，“儒”在殷商時期已經存在了，甲骨文中作“需”，像以水沖洗沐浴濡身之形。《禮記·儒行》說：“儒有澡身而浴德。”《孟子·離婁下》說：“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古代的儒，在祭祀、相禮等行為中常常齋戒沐浴，這就是說，認為原始的“儒”字作“需”或“濡”，從這一點上講很有道理。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說：“儒，柔也。術士之稱。從人，需聲。”段玉裁注曰：“鄭目錄雲儒行者，以其記有道德所行。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前述從象形文字角度所得的看法，與段注是一致的。
從早期的文字本義上進行觀察，有助於認識的深化。實際上，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經過了一個複雜的過程，各家的說法也大相徑庭。
章太炎曾從《說文解字》的解釋出發，進而在所作《原儒》中將“儒”分出達名之儒、類名之儒、私名之儒三種意義。他說：“達名為儒，儒者，術士也。”認為秦坑術士，而世謂之坑儒，可見儒即術士。所以最廣義的儒應該是指一切有術之士。而從類名上理解，則是“儒者知禮樂射御書數”。這樣，術士的“術”被限定在了六藝之中。至於私名為儒者，其概念的內含比前兩者更小，與《周禮》中所說的“師氏”相同，他們所學“未及六藝”，僅僅“粗明德行政教之趣而已”。章太炎的《原儒》還引及《漢書·藝文志》的說法，《漢書·藝文志》提出諸子之學出於王官，儒家自然也是如此：“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教化者也。”章太炎也主此種看法，他在另外一篇文章《諸子學略說》中明言：“古之學者，多出王官。”
《漢書·藝文志》的觀點來自劉歆《七略》。劉歆是漢代的大學者，而章太炎先生又是著名的國學大師，因此，他引述劉歆的觀點便影響很大。
針對學者們多從章太炎說的情況，胡適作了《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對劉歆以來以至章太炎的看法明確提出異議。他又作了有名的《說儒》，引起了很大反響。胡適認為最初的儒都是殷遺民，這些儒是從殷的祝、宗、卜、史轉化而來，在西周及春秋時以相禮為職業。胡適的根據主要是兩條材料，一是《禮記·儒行》所載孔子“冠章甫之冠”；二是《墨子·公孟》所記“公孟子戴章甫”。而《儀禮·士冠禮》又說：“章甫，殷道也。”既然儒生所戴的儒冠顯示了他們崇尚殷人文化傳統，則儒來自殷遺民便很容易理解了。
但胡適的觀點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評。胡適的文章發表不久，郭沫若作《借問胡適》（後改題《駁說儒》），他認為儒本是鄒魯之士縉紳先生的專號，雖在孔子之前已有，但是春秋時代的產物。該文的論述現在看來存在不少問題，陳來先生《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說：“《駁說儒》前面一大部分主要是顯示他所具有而胡適所不具有的運用甲骨文資料的能力，但其中有意義的大概只有一條，即‘殷代，就連王室都是沒有行三年之喪的’，以反駁胡適以三年之喪為殷禮的說法。”其實，連三年之喪是否是殷禮還仍有繼續探討的餘地。
馮友蘭對胡適看法的辯駁較為有力。他作《原儒墨》一文，指出章甫雖然起源於殷，但亦為周制所用，據《墨子》，公孟子戴章甫之冠時受到了墨子的批評，墨子曰：“子法周而不法夏；非古也。”顯然，周制亦有章甫之冠。關於殷周制度之異，前人有所誇張，特別是王國維先生的《殷周制度論》最為代表。其實，殷周之際雖然有政權的更迭，但在文化方面，周的文化以繼承殷代為多。這已經是學界大多數人的共識。周自西方興起，作為小邦，他們沒有也不可能在文化上進行大的變革，以新的制度取代殷制。
馮友蘭先生對“儒”與“儒家”的聯絡與區別說得比較清楚。他說：“儒家與儒為兩名，並不是同一的意義。儒指以教書相禮等為職業的一種人，儒家指先秦諸子中之一派。儒為儒家所自出，儒家之人或亦仍操儒之職業，但二者並不是一回事。”他還說：“後來在儒之中，有不止於教書相禮為事，而且欲以昔日之禮樂制度平治天下，又有予昔日之禮樂制度以理論的根據者，此等人即後來之儒家。孔子不是儒之創立者，但乃是儒家之創立者。”
從前人對於“儒”的探討之中，我們看出“儒”的內涵也並非一成不變。在殷商時期，“儒”可能主要是為貴族舉辦祭祀等禮儀時的相禮，此時，它的社會地位不會太低；西周時期注重教化，由於“儒”在社會中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他們成為隸屬於司徒之官的教官，以“六藝”為教；等到周朝天子衰微之後，官學解體，學術下移，原來主要從事祭祀禮儀和“六藝”之教的“儒”地位下降，從而也只能流散各地，在文化相對發達的地區繼續“六藝”知識的傳授，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識，為人贊禮、相禮，以作為謀生之道。孔子也屬於這樣的一位儒者，他勤奮好學，知識豐富，名聲遠播。在長期的教育活動中，培養了大批的弟子，他宣揚自己的學說，從而逐漸形成了在後世影響巨大的儒家學派。孔子以後，儒生們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孔子創立的“儒家”與以前的“儒”已經有了根本的區別。
孔子是儒學的創立者，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不過，在孔子創立儒學之前，早已經有“儒”的存在。
毫無疑問，作為一個學派的“儒家”與早先的“儒”有重要的聯絡，但二者又是不同的。為了探討儒家的來源，自古以來有許多人對作為“儒家”前身的“儒”之本初意義進行過研究。近代以來，加意探討者更不乏其人，出現了不少“原儒”“說儒”之類的作品。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我們對於儒家出現之前“儒”的基本情況已經有了大概的瞭解。
首先，“儒”類似於一種職業出現較早。有人考證說，“儒”在殷商時期已經存在了，甲骨文中作“需”，像以水沖洗沐浴濡身之形。《禮記·儒行》說：“儒有澡身而浴德。”《孟子·離婁下》說：“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古代的儒，在祭祀、相禮等行為中常常齋戒沐浴，這就是說，認為原始的“儒”字作“需”或“濡”，從這一點上講很有道理。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說：“儒，柔也。術士之稱。從人，需聲。”段玉裁注曰：“鄭目錄雲儒行者，以其記有道德所行。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前述從象形文字角度所得的看法，與段注是一致的。
從早期的文字本義上進行觀察，有助於認識的深化。實際上，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經過了一個複雜的過程，各家的說法也大相徑庭。
章太炎曾從《說文解字》的解釋出發，進而在所作《原儒》中將“儒”分出達名之儒、類名之儒、私名之儒三種意義。他說：“達名為儒，儒者，術士也。”認為秦坑術士，而世謂之坑儒，可見儒即術士。所以最廣義的儒應該是指一切有術之士。而從類名上理解，則是“儒者知禮樂射御書數”。這樣，術士的“術”被限定在了六藝之中。至於私名為儒者，其概念的內含比前兩者更小，與《周禮》中所說的“師氏”相同，他們所學“未及六藝”，僅僅“粗明德行政教之趣而已”。章太炎的《原儒》還引及《漢書·藝文志》的說法，《漢書·藝文志》提出諸子之學出於王官，儒家自然也是如此：“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教化者也。”章太炎也主此種看法，他在另外一篇文章《諸子學略說》中明言：“古之學者，多出王官。”
《漢書·藝文志》的觀點來自劉歆《七略》。劉歆是漢代的大學者，而章太炎先生又是著名的國學大師，因此，他引述劉歆的觀點便影響很大。
針對學者們多從章太炎說的情況，胡適作了《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對劉歆以來以至章太炎的看法明確提出異議。他又作了有名的《說儒》，引起了很大反響。胡適認為最初的儒都是殷遺民，這些儒是從殷的祝、宗、卜、史轉化而來，在西周及春秋時以相禮為職業。胡適的根據主要是兩條材料，一是《禮記·儒行》所載孔子“冠章甫之冠”；二是《墨子·公孟》所記“公孟子戴章甫”。而《儀禮·士冠禮》又說：“章甫，殷道也。”既然儒生所戴的儒冠顯示了他們崇尚殷人文化傳統，則儒來自殷遺民便很容易理解了。
但胡適的觀點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評。胡適的文章發表不久，郭沫若作《借問胡適》（後改題《駁說儒》），他認為儒本是鄒魯之士縉紳先生的專號，雖在孔子之前已有，但是春秋時代的產物。該文的論述現在看來存在不少問題，陳來先生《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說：“《駁說儒》前面一大部分主要是顯示他所具有而胡適所不具有的運用甲骨文資料的能力，但其中有意義的大概只有一條，即‘殷代，就連王室都是沒有行三年之喪的’，以反駁胡適以三年之喪為殷禮的說法。”其實，連三年之喪是否是殷禮還仍有繼續探討的餘地。
馮友蘭對胡適看法的辯駁較為有力。他作《原儒墨》一文，指出章甫雖然起源於殷，但亦為周制所用，據《墨子》，公孟子戴章甫之冠時受到了墨子的批評，墨子曰：“子法周而不法夏；非古也。”顯然，周制亦有章甫之冠。關於殷周制度之異，前人有所誇張，特別是王國維先生的《殷周制度論》最為代表。其實，殷周之際雖然有政權的更迭，但在文化方面，周的文化以繼承殷代為多。這已經是學界大多數人的共識。周自西方興起，作為小邦，他們沒有也不可能在文化上進行大的變革，以新的制度取代殷制。
馮友蘭先生對“儒”與“儒家”的聯絡與區別說得比較清楚。他說：“儒家與儒為兩名，並不是同一的意義。儒指以教書相禮等為職業的一種人，儒家指先秦諸子中之一派。儒為儒家所自出，儒家之人或亦仍操儒之職業，但二者並不是一回事。”他還說：“後來在儒之中，有不止於教書相禮為事，而且欲以昔日之禮樂制度平治天下，又有予昔日之禮樂制度以理論的根據者，此等人即後來之儒家。孔子不是儒之創立者，但乃是儒家之創立者。”
從前人對於“儒”的探討之中，我們看出“儒”的內涵也並非一成不變。在殷商時期，“儒”可能主要是為貴族舉辦祭祀等禮儀時的相禮，此時，它的社會地位不會太低；西周時期注重教化，由於“儒”在社會中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他們成為隸屬於司徒之官的教官，以“六藝”為教；等到周朝天子衰微之後，官學解體，學術下移，原來主要從事祭祀禮儀和“六藝”之教的“儒”地位下降，從而也只能流散各地，在文化相對發達的地區繼續“六藝”知識的傳授，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識，為人贊禮、相禮，以作為謀生之道。孔子也屬於這樣的一位儒者，他勤奮好學，知識豐富，名聲遠播。在長期的教育活動中，培養了大批的弟子，他宣揚自己的學說，從而逐漸形成了在後世影響巨大的儒家學派。孔子以後，儒生們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孔子創立的“儒家”與以前的“儒”已經有了根本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