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艾平蜀後死於與鍾會、衛罐等人相互爭功、邀功、互誣、互屠，最後獲利的卻是不露聲色、城府更深、相機行事，把棋局看得更清楚、下手更狠的監軍衛瓘，讓衛坐收了漁翁之利。

這便是古代軍事將領，特別是只懂軍事不懂政治，不懂高層政治，不懂高層政治鬥爭的軍事將領的共同悲劇所在。也是“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這句名言在中國歷史上著名軍事將領身上屢屢得到印證的原因所在。

歷史的發展有著非常戲劇性的一點在於，往往在很多情況下，一些歷史程序的發展會跟曾經試圖改變歷史的英雄人物之期望截然相反。例如三國時代魏國的建立就是一個非常好的範例，儘管最終繼承了曹操的事業，並順利達成了其“願為周文王”的理想，曹丕在某種程度來說卻依然不是一個合格的繼承人。這主要是由於，他能夠順利完成漢魏禪代這個高難度歷史事件的根本，在於背棄了其父壓制士族的基本路線，而成功地透過政治利益來置換士族對其接手皇位的支援。

雖然後來發跡之後的鄧艾曾經自稱自己出身於南陽地區的大族，但這個說法本身卻存在著很大的注水豬肉成分。原因有二：第一是鄧艾這個所謂的“沒落士族”身份並沒有獲得其他同時代世家大族的認可；第二是鄧艾也拿不出能夠證明自己出身的有力證據，甚至連其父的名字都不可考，這在重視家族和血脈傳承的古代中國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

所以鄧艾的出身幾乎可以確定應該是不折不扣的寒門，從這點來看鄧艾跟東吳的大都督呂蒙有幾分類似。不過兩人之間根本的不同在於鄧艾從小接受了比較良好的教育，在文化程度上要遠遠高於呂蒙，也因為這個原因，鄧艾最開始步入仕途擔任的是典農校尉手下的書吏等低階官員。這種官員對於上品士族來說是決然不能屈尊的，但相反對於鄧艾這種出身底層的人才來說，的確不失為一條比較好的上進選擇。

典農校尉，負責地方上的屯田和農業活動，但“校尉”本身又是作為武官而存在，因此對於鄧艾來說，這個崗位更加便於鄧艾進一步接觸用兵作戰的武備活動。而他的軍事才能也在此開始嶄露頭角，尤其是根據史書記載，鄧艾經常在一些為人所知的名山大川周圍點評地勢，並且抒發自己對於用兵作戰的觀點。這件事被不少同僚所譏笑，但鄧艾卻依然不改自己的本心，或許正是因為這份自信，後來鄧艾才被司馬懿所賞識，提拔為了心腹加以重用。

儘管對於鄧艾來說司馬懿是一個伯樂式的人物，但是出於種種原因，司馬懿並沒有第一時間擢升鄧艾，而是繼續將他派遣到淮南地區擔任地方官。與很多純粹的武將不同，鄧艾的內政能力也非常出色，在淮南地區擔任地方官的過程中，鄧艾將魏武帝時代制定並一路沿襲下來的屯田政策加以改良，並且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迴圈模式。這為此後曹魏在淮南地區的經營，並且持續對孫吳保有戰略上的優勢立下了汗馬功勞，也正是由於鄧艾在淮南地區的出色表現，才最終使得司馬懿堅定了繼續悉心培養鄧艾並將他打造為方面大院的決心。

從公元243年開始，鄧艾被右遷至西北地區的南安太守，開始負責曹魏雍、涼一代的基礎防務，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鄧艾遇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對手——姜維。此時的姜維已經成了蜀漢政權的軍事責任人，致力於完成老師諸葛亮的遺志：討伐曹魏，興復漢室，但某種程度上姜維與諸葛亮的作戰風格大相徑庭。

公元263年，為了讓自己的篡位理由和法統顯得更加堅實，司馬昭決定出兵攻伐蜀漢，總帥為自己的親信鍾會，其餘兩路分隊分別由鄧艾和諸葛緒帶領，兵分三路進攻成都。然而薑還是老的辣，主力鍾會隊被姜維虛晃一槍閃過，阻礙在了劍閣，另一隻分隊的統帥又被鍾會誣告而丟掉了大將的位置。此時的鄧艾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而川蜀地區又向來以險峻著稱，稍有不慎就會全軍覆沒，但往往危機就蘊藏在轉機中，鄧艾敏銳地發現了陰平小路缺乏防衛，透過此地可以直插對方心臟，從而一舉掃平蜀漢，於是他決定從陰平偷渡進軍，前往成都。

果然，這招是蜀漢所無法預料的，鄧艾的奇襲取得大勝，一路攻克綿竹，擊垮了諸葛亮之子諸葛瞻所率領的抵抗軍，並且攻克了成都一舉滅亡了蜀漢。如果故事到這裡結束，看上去也是個寒門子弟透過自己的努力終於成為了成功人士的美好故事。但歷史往往是弔詭的，作為司馬懿親自提拔起來的將領，鄧艾本身卻並不為司馬昭所信任，再加上其出身寒門的身份，讓原本企圖獨攬滅蜀大功的主將鍾會對其心懷怨憎。於是鍾會聯合已經投降的姜維誣告鄧艾謀反將其逮捕，鄧艾因此從滅蜀頭功變成了階下囚，更為悲劇的是，即使後來鍾會同樣因為謀反的原因被司馬昭除掉後，司馬昭的親信衛瓘也因為害怕鄧艾被釋放後會對包括自己在內曾經加害他的人報仇而將鄧艾和其子殺死。所謂“鳥盡弓藏，兔死狗烹”，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