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恐懼症是一種因為極度恐懼而引起的心理反應，又稱艾滋病疑病症，屬繼發性疑病徵候，一般是在有明顯誘因或軀體疾病的基礎上伴發的疑病狀態。

據我們在艾滋病諮詢熱線和醫療機構的調查，在求詢的人群中，飽受艾滋病恐懼症折磨的大有人在。當事人在發生高危行為後並未感染艾滋病病毒，但是由於對艾滋病知識的一知半解和片面認識，常常因為自己伴有或不伴有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某些症狀而懷疑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當事人或出於某種原因不敢到醫療機構去做檢測，即使做了檢測，甚至是多次檢測，也會在揮之不去的心理陰影中不能自拔，對陰性結果和醫生的解釋總是持懷疑態度——既怕陽性又不相信陰性，在精神壓力中惶惶不可終日，嚴重者還有自殺傾向。

艾滋病恐懼症的形成，既有個體的因素，亦有來自社會的原因。

艾滋病恐懼症的患者以男性居多，起因大多緣於有過不安全的婚外性行為。過後，他們透過媒體等途徑看到有關艾滋病的知識，按照媒體講述的艾滋病病毒的傳播方式、症狀特點，對比自己身體上的感覺，越琢磨越覺得自己有種種“苗頭”，對號入座地認為自己已經感染，進而感到驚恐不安。即使經過檢測排除了艾滋病毒感染的可能，但仍然不放心，天天困坐愁城，寢食難安，疑神疑鬼，生活完全亂了套。

宋天是濟南市某機關的公務員。前年的一天晚上，他在酒後跟幾個朋友到一家有色情服務的歌廳“消遣”，跟一位“小姐”發生了性關係。第二天清醒過來，宋天想到當時沒有使用安全套，他的頭一下子大了。 那時，他雖然對艾滋病所知不多，但是也知道性是傳播艾滋病病毒的途徑之一。

他悄悄到醫院去做艾滋病病毒抗體檢測，結果是陰性。不過，醫生告訴他，檢測艾滋病病毒有3-6個月的視窗期，建議他過些日子再來檢測一次。

宋天又來到那家歌廳，找那位和他發生過關係的小姐，想說服她去做檢測。卻沒有找到，老闆說什麼也不告訴他那位“小姐”的任何情況。宋天在歌廳守侯了好幾天，一無所獲，他想，她的“蒸發”沒準跟艾滋病有關係，驚恐的心情雪上加霜。

等待第二次做檢測的這段日子裡，宋天是在提心吊膽中度過的。他整天六神無主，坐臥不安，夜裡要麼睡不著覺，要麼就被噩夢驚醒。在悔前怕後的忐忑中，他看了不少介紹艾滋病知識的書籍，也經常登陸有關網站，對這些媒體上介紹的艾滋病感染的常見症狀，他總是不能自控的對號入座。可能是因為心情不好、生活無規律的緣故，他開始經常發低燒，夜裡虛汗淋淋，體重也明顯下降了。按照書上的說法，艾滋病急性感染期中一般會伴發這些症狀，於是他愈加懷疑自己得了艾滋病，越琢磨越像。想告訴家人應該採取一些預防措施，可他哪裡有勇氣說出真相，只好編瞎話儘量不跟家人接觸。在這樣的壓力下，他整日精神恍惚，瀕臨精神崩潰的邊緣，連遺書都寫好了。

終於過了視窗期，他又到醫院去檢測，結果還是陰性。可是他依舊走不出心理困境，說我既然沒有感染，為什麼會有感染的症狀？醫生說：“過了視窗期，兩次以上檢測艾滋病抗體陰性就可以完全排除感染的可能。” 建議他再做一次檢測。這次的結果依舊是陰性，可他還是不相信，因為有關醫學文獻記載，目前的檢測手段的準確率是98%,所以他先是懷疑自己成了那“2%”，又懷疑醫院在自己的血樣上貼錯了名字，後來又懷疑醫生沒有對自己說實話……醫生被他纏得發了火，說你既然不相信我們，那你就去北京、上海的大醫院檢測吧。

這以後，宋天就整天忙著亂求醫亂問藥，多次乘飛機坐火車、打長途電話到廣州、上海、北京等地的大醫院做檢測、諮詢專家。艾滋病抗體、抗原確認檢查了一次又一次，專家見了一個又一個。任醫生、專家怎樣苦口婆心的解釋，他總是對陰性檢測結果持懷疑態度，堅持說自己淋巴結已經腫大，身上起了疹子，艾滋病正在發作。在北京，他甚至跑到某接納艾滋病病人的醫院要求住院；在廣州，他纏著醫生給他開治療艾滋病的藥物。醫生當然不會滿足他的荒唐要求，他就跟人家大吵大鬧，說醫院草菅人命。

長期的驚恐、悔恨、焦慮，使宋天跟變了個人似的。現在的他不僅精神頹廢，而且體質也大不如從前。早已無心工作，去了單位也不跟同事來往。雖然他沒有勇氣把自己的“情況”告訴家人，可是在飲食起居上開始對家人進行種種保護：他儘量不在家裡吃飯，就是吃也不跟他們一起吃，堅持自己做自己吃，用自己專用的餐具，用完就消毒，自己吃剩的飯菜堅決倒掉。有一天，兒子嚐了一口他的飯，他頓時大驚失色，跑到醫院問醫生，兒子會不會因此被感染。要帶兒子來做檢測，經醫生反覆解釋他才作罷。他堅持不用家裡的衛生間，每次方便都是到公共廁所去，夜裡儘量不喝水。每次要動家裡的東西時，他都要戴上一次性手套。

老婆發現他的這些反常後，問他到底怎麼了，他哪裡敢給老婆說實話。更要命的是，他以前跟老婆的性生活比較正常，在懷疑自己感染後，他先是不跟老婆過性生活，後來又怕她看出異樣，所以他就想了個辦法：專找她的“危險期”跟她親熱，這樣就為使用安全套找到了合適的藉口。再後來，他就稱自己陽痿了。

據專家介紹，宋天是典型的艾滋病恐懼徵。這種患者，發病前一般都有心理因素、社會因素等誘因，固執地認為自己已經感染，不相信檢測結果，對醫生的解釋總有這樣那樣的疑問，主觀、固執、謹小慎微、敏感、多疑，對身體過分關注。經常因他人的暗示或自我暗示而情緒波動，在恐慌不安中苦度時日。

艾滋病恐懼症是心理障礙，需要積極的心理治療，而藥物治療的效果往往並不理想。

據筆者調查，艾滋病恐懼症患者有這樣一個特點：在這個人群中，要麼艾滋病知識豐富得驚人——這些知識一般來自於書籍、網站和長期求醫的經歷；要麼就是“艾滋盲”，對艾滋病的傳播途徑等常識一無所知又極度恐慌，有的與艾滋病感染者共同進過餐，有的與艾滋病感染者住鄰居，有的曾經在艾滋病高發地區的公共浴池洗過澡、理過發，就懷疑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第一類人群，在面對醫生時，言談相當“專業”，滿口“金標”“硒標”“酶標”“假陰性” “病毒變異”等術語，對自己的身體反應非常敏感，固執己見，交談中愛扣醫生的字眼，常發脾氣，一般的解釋很難從根本上說服他們，動輒就對醫生產生不信任感。他們經常奔波各大醫院間，不斷更換醫生。在陰性的檢查結果和醫生的細緻解釋後，對陰性結果多能夠接受，心理負擔得到暫時的解脫，但沒過多久，往往又有疑慮產生，反反覆覆的總是無法擺脫恐懼。

而“艾滋盲”更讓人覺得啼笑皆非。

N多年前發生在天津市的“扎針事件”至今讓我們記憶猶新。據一位家住天津的朋友介紹，當時這個有著千萬人口的直轄市陷入了極度的恐慌。這種反常氣氛源自一個傳聞：據說一批外地的艾滋病感染者來到天津，在商場、超市、繁華街區等公共場所，用裝有含艾滋病病毒血液的注射器亂扎市民，以圖報復社會。一些被扎或感覺被扎的人士彷彿遭遇了世界末日。今天我們舊話重提，是想告訴大家，如果當時人們能夠對艾滋病病毒的特點和傳播方式有所瞭解的話，很可能不會出現這樣不必要的驚慌和恐懼。艾滋病病毒離開人體一分半鐘後因血液凝固就會死亡，除非病毒攜帶者現場抽血後立即大量注射給他人，否則，用扎針的方式很難傳播艾滋病病毒。

長春市民劉先生去年夏天到泰國旅遊。到泰國少不了去葩提亞看色情節目。來之前，劉先生就聽說泰國的艾滋病感染率很高，所以在心裡就為自己定下了底線：決不與這裡的可疑人等接觸。可是怕鬼偏有鬼：一天晚上，他和幾位團友站在葩提亞市區的“雞、鴨一條街”邊上看稀罕，不知不覺中手臂上被蚊蟲叮了兩個苞。劉先生驚慌失措，因為他模模糊糊地記得艾滋病病毒會透過血液途徑傳播，認為蚊蟲連瘧疾、感冒都能傳播，更不要說艾滋病了。剩下的行程也沒有心思玩了，他像害了一場急病似的。回到國內，去看醫生，醫生笑了，告訴他蚊蟲叮咬根本就不會傳播艾滋病病毒。

認真分析起來，艾滋病恐懼症的患者中的這兩種人群的確值得我們深思。比如前者，是不是我們生活中“對照書籍、報刊診病”“看廣告吃藥”等不健康生活方式的極端體現呢？而後者，則暴露了我們對防治艾滋病知識的宣傳和普及還很不夠。

一些人對艾滋病的恐懼，也和某些從事艾滋病防治的人員的素質不高有一定關係。

比如，山東某縣的一位包工頭在有過高危行為後，到當地衛生防疫站去做檢測。當他向醫生問及視窗期的問題時，醫生一會兒說是2-6周，一會兒說是3個月，最後又說也有6個月的……擔心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求助者都十分敏感，醫生的一絲含糊都有可能極大地加重其恐懼情緒。再比如，一些地方衛生部門編制的艾滋病宣傳品不夠科學和嚴謹。筆者手頭就有一份宣傳單，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眼淚、唾液、汗液中也存在著病毒，卻沒有告訴受眾，一般情況下病毒在這些體液中存在的量很小，不足以導致感染。這樣的宣傳品，難免會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知識“豐富”卻不能科學、客觀的理解，一無所知，接受一些似是而非的知識，歸根結底，其實都是無知，必然會為艾滋病恐懼症的進入留下了缺口。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是世界上艾滋病流行的重災區，其中尤其以婦女感染的機率最高。但是，這裡的許多婦女即使知道自己有感染的可能，也不去做檢測；即使做了檢測，也往往不敢去取檢測結果。原因很簡單：艾滋病感染者在這裡飽受歧視，婦女的地位又很低。在這兩種因素的影響下，婦女如果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一旦被人發現，就會被丈夫和家人所拋棄，就會被社會所排斥，她們在死於艾滋病之前，就極有可能被貧窮奪去生命。

不幸的是，這不僅是非洲的現實，也是中國的一種存在。

如果說那些不相信陰性檢測結果的艾滋病恐懼症患者，在心理治療和社會幫助下，還有走出陰影的希望，那麼，許多有過高危行為、懷疑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卻因為某種原因不敢去做檢測的人，只能在“自己嚇自己”的誤區裡越陷越深。

在現在的中國，各級衛生防疫站、不少醫院都可以做艾滋病的初篩檢測，每例收費不足百元，一些地區還專門做出了對實在貧窮的人員給予免費檢測的規定，那麼這些人為什麼不去做檢測呢？

王少紅是從江蘇來長沙做裝修生意的小老闆。生意場上應酬很多，再加上當時老婆不在身邊，幾年前，王少紅和 “小姐”發生過性關係，有時使用安全套有時則沒有使用。他當時並沒有將此同艾滋病聯絡上，因為當時的他認為艾滋病是外華人的事，距離自己還非常遙遠。他回憶說，自己當時跟很多人的想法一樣，認為政府肯定能夠拒艾滋病於國門之外。

後來，隨著他對艾滋病了解的增多，再聯想到自己曾經有過長期低燒、拉肚子、全身肌肉痠痛等“可疑特徵”，越想越覺得自己“在劫難逃”。思來想去，卻不敢去做檢測，因為高危行為已經過去了好幾年，這中間他和家人在一起生活沒有采取任何防範措施。他推測，如果自己感染了的話，肯定已經傳播給了家人。他簡直不敢設想這樣的情景，所以只好採取“鴕鳥政策”。在這樣的心境下，他終日生活在恐懼和不安中，想了很多：如果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應該怎麼辦？要是再傳播給了老婆、孩子，自己如何面對這巨大的痛苦和愧疚？想到社會上對艾滋病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人的偏見和歧視，他更是不寒而慄……越是這樣想就越是害怕，越是害怕就愈加不能自抑地這樣想。實在不能忍受了，他於2002年年初離家出走了。他先後流浪到廣州和北京，靠著打工生活。心理壓力過重時，曾經給艾滋病諮詢熱線打電話求助。後來，在一位諮詢員多次耐心勸說下，他在北京做了檢測，結果是虛驚一場——他根本就沒有感染。筆者認為，他的經歷的最大意義在於：即使你在幾年前有過高危行為，一旦懷疑自己有感染的可能，也要立即去做檢測：一來，有過高危行為並不等於被感染，及早檢測可以及早解除疑問；二來，即使你真的被感染了，也不一定已經傳播給了家人，及早檢測更有利於保護家人，有利於安排自己和家庭的未來。

每一個明知自己有感染的可能卻不願意去做檢測的人，總是有著現實的壓力和擔憂，其實這些壓力和擔憂就是人們為什麼恐懼艾滋病的原因所在。

僅從衛生的角度來看，艾滋病的可怕之處在於它是一種致命疾病，具有很強的傳染性，目前既無疫苗可以預防，也無藥物能夠根治。但是，這些原因顯然不足以形成艾滋病恐懼症。任何一種缺乏有效治療手段的致命性疾病都是令人恐懼的。目前，人類尚不能夠征服的疾病遠不止艾滋病一種，但是惟有艾滋病最易引發複雜的社會反應，最易對當事人發起從肉體到精神的雙重打擊，也惟有艾滋病衍生出了艾滋病恐懼症這一對生命個體的另類摧殘。

箇中原因發人深省——我們從來也沒有把艾滋病看作是單純的醫療問題，而是按照固有的思維模式，把艾滋病與道德、倫理等緊密地糾纏在一起。在不少人看來，感染者的惟一結局就是在生命迅速走向死亡的同時，還會在道德和人格上體無完膚，既有的生活也將萬劫不復。

家住河南某縣的李女士，兒子正上小學四年級。2002年夏天，該校一位同學的父親被檢測出了愛滋病病毒。訊息傳開後，很多學生家長強烈要求學校讓這個孩子退學。李女士的兒子雖然和他不在一個班級，但是她也去學校“請過願”……後來，這個孩子被迫退學了。2002年年底，李女士去上海出差時有過“一夜情”，隨後出現過連續感冒、淋巴腫大等症狀，她懷疑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可是卻不敢去做檢測，原因之一就是，她非常清楚，如果自己真的遭遇了這樣的不幸，別人肯定會對她和家人給予極大的歧視和不公正待遇。直到現在，她仍然在不知未來中擔驚受怕。

回顧人類歷史，不人道地對待某種疾病患者的灰色時代簡直不堪回首，這些都是人類極端的自我保護心態下的非理性和非良性的產物。在現實生活中，歧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的事件依然很多，健康人對他們的工作、接受教育等法定權利仍然不近情理的大加干涉，幾乎出現了人道主義的危機。

顯而易見，艾滋病恐懼症患者強烈的病態恐懼既來自於艾滋病這種特殊疾病本身，更來自於對一旦感染就不得不承受的種種譴責和歧視的畏懼——從某種意義上說，艾滋病恐懼症其實就是我們不公正對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的惡果之一，是冷酷地對待弱者的“映象效果”。艾滋病恐懼症的產生和氾濫，同艾滋病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報復社會的傳言始終不斷一樣，再一次印證了“不尊重少數人的利益，多數人的利益也無從保障”的道理。

在良性社會里，一個人無論因為什麼原因而身染重病，都應該得到他人的關愛和幫助，而不是歧視和排斥，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也不應該例外。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在浙江大學演講時指出：“打贏防治艾滋病的戰鬥的第一步是公開談論這一流行病。沉默就是死亡。人們需要知道他們可以接受檢查，而不受恥笑；需要知道他們如果受感染，可以得到治療；需要知道他們如果患病，仍可以不受歧視地生活。” 安南這番話講在二十年前，我們認為，安南這番話在目前還只是一種理想的境界，但又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生存的最起碼的條件。也只有達到這種境界，艾滋病恐懼症才不會再成為一個困擾諸多人生活的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