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來說一下當時的故事背景，民國十五年，梁啟超因尿血住進了協和醫院。拍CT發現右側的腎有一點黑點的類似囊腫，遂診斷可能是腫瘤。然後就手術摘除了，經過解剖右腎雖然有一個櫻桃大小的腫塊，但不是惡性腫瘤，而且，手術後梁啟超卻依然尿血，查不出病源，遂被複診為“無理由之出血症”。一時輿論譁然，矛頭直指協和醫院，嘲諷西醫“拿病人當實驗品，或當標本看”。這便產生了轟動一時的“梁啟超被西醫割錯腰子”案。這裡首先一點是梁啟超沒有不對外說，因為身為一個公眾人物生病住院的事自然而然的被大眾知曉，梁啟超沒有刻意隱瞞。

其次是梁啟超一生致力於中國社會的改造，為了民族強盛和國家繁榮，竭力吶喊，四處奔走，付出了幾乎全部的心血，而當時晚年的梁啟超以公羊三世說和西方進化論為依據，鼓吹變法，講求維新，宣傳西方科學文化，他看到了傳統中醫的一些不足，看到了西方醫學的各種優點，沒有因為自己的一點疑似誤診而抱怨，反而以大局出發，在產生輿論轟動後，梁啟超毅然在《晨報》上發表《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公開為協和醫院辯護，並申明：“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雖然他在三年後病逝於協和醫院。

在這裡我想說，西方醫學跟中醫並存，甚至有點超過中醫的當下，足以證明梁啟超的思想和眼光是正確超前的。

請編輯考證一下樑啟超被西醫割錯腎這件事，到底有沒有真的割錯？

一、費慰梅的說法

梁啟超在協和醫院做右腎摘除手術，是在1926年3月。

1994年，與梁思成（梁啟超之子）夫婦交情密切的費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出版《梁思成與林徽因：一對探索中國建築史的伴侶》（中文版1997年出版）一書，講述了“梁啟超在協和醫院被割錯腎”這個故事。

費慰梅在書中寫道：

“鑑於梁啟超的知名度，協和醫學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劉博士被指定來做這腎切除手術。當時的情況不久以後由參加手術的兩位實習醫生秘密講述出來。據他們說，在病人被推進手術室以後，值班護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標錯了地方。劉博士就進行了手術（切除那健康的腎），而沒有仔細核對一下掛在手術檯旁邊的ⅹ光片。這一悲慘的錯誤在手術之後立即就發現了，但是由於協和的名聲攸關，被當成‘最高機密’保守起來。上海的張雷，梁啟超的一個好朋友，和兩位實習醫生也很熟，把這些告訴了我，並且說：‘直到現在，這件事在中國還沒有廣為人知。但我並不懷疑其真實性，因為我從和劉博士比較熟識的其他人那裡知道，他在那次手術以後就不再是那位充滿自信的外科醫生了。’”①

費慰梅說得明白，她的資訊源是“梁啟超的好朋友張雷”；張雷的資訊源是“參與手術的兩位實習醫生”。

這種“朋友的朋友跟我說”式的輾轉耳聞，很容易以訛傳訛。而且，費慰梅的表述裡，還有“值班護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標錯了地方”這種情節，這是缺乏醫學常識的說法——為避免破壞多層腹膜，腎摘除手術並不會從肚皮上下刀。

圖：費正清、費慰梅夫婦與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合影

但費慰梅是費正清的夫人，夫妻二人在中文知識界都頗有影響力。此後，“將健康的腎割去，而留下壞死的腎”之說，就在中文知識界廣為流傳了開來。

2018年的電影《邪不壓正》，即依據這一傳言，設計了一段故事情節。電影裡，彭于晏扮演的李天然，被安排去協和醫院上班。上班第一天，院長要求李天然對著一顆腎發誓，李天然問院長為什麼，院長說，曾有一位名人來醫院接受治療，結果醫院某醫生做手術時，誤將患者健康的腎摘了出來，有病的腎還留在身體裡，最後導致這位病人英年早逝。

二、梁啟超的說法

其實，費慰梅所謂的“將健康的腎割去，而留下壞死的腎”這個情節，與史實是有很大出入的。

梁啟超的腎摘除手術，在當年確實鬧得沸沸揚揚。但爭議的焦點，不在手術過程，而在診斷環節。手術過程中，並無事故發生。

這一點，有梁啟超自己的說法為證。

1926年6月2日，梁啟超在《晨報》副刊上撰文，親述手術經過。

梁說，自己當時“便血病已經一年多了”，一開始沒當回事，後清華校醫檢驗發現尿液中“含有血質百分之七十”，才去找了德國和日本的醫生看。吃藥打針未見好轉，醫生排除了尿石、結核，懷疑是“腫瘍”，於是又去德國醫院住院檢查，因器械限制沒查出病因，才又轉到協和醫院。

協和醫院的具體診斷過程如下：

“進協和後，仔細檢查：第一回，用折光鏡試驗尿管，無病；試驗膀胱，無病；試驗腎臟，左腎分泌出來，其清如水；右腎卻分泌鮮血。第二回，用一種藥注射，醫生說：‘若分泌功能良好，經五分鐘那藥便隨小便而出。’注射進去，左腎果然五分鐘便分泌了。右腎卻遲之又久。第三回，用X光線照見右腎裡頭有一個黑點，那黑點當然該是腫瘍物。這種檢查都是我自己親眼看得(很)明白的；所以醫生和我都認定‘罪人斯得’，毫無疑義了。至於這右腎的黑點是什麼東西?醫生說：‘非割開後不能預斷：但以理推之，大約是善性的瘤，不是惡性的癌。雖一時不割未嘗不可，但非割不能斷根。’——醫生診斷，大略如此。我和我的家族都坦然主張割治。雖然有許多親友好意地攔阻，我也只好不理會。”②

也就是說：協和用了多種手段為梁啟超做體檢，透過X光發現其右腎有黑點，可能存在一個“大約是善性的瘤”。醫院的建議是“雖一時不割未嘗不可，但非割不能斷根”，作為病人的梁啟超，決定同意手術，將可能存在問題的右腎割掉。

圖：梁啟超，引自1928年第33期《良友》雜誌

梁啟超接著說：

“割的時候，我上了迷藥，當然不知道情形。後來才曉得割下來的右腎並未有腫瘍物。……後來便轉到內科。內科醫生幾番再診查的結果，說是‘一種無理由的出血，與身體絕無妨害；不過血管稍帶硬性，食些藥把他變軟就好了’。……右腎是否一定該割，這是醫學上的問題，我們門外漢無從判斷。但是那三次診斷的時候，我不過受區域性迷藥，神志依然清楚；所以診查的結果，我是逐層逐層看得很明白的。據那時候的看法，罪在右腎，斷無可疑。後來回想，或者他‘罪不至死’或者‘罰不當其罪’也未可知，當時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專門家，很難知道。但是右腎有毛病，大概無可疑。說是醫生孟浪，我覺得是冤枉。”③

也就是說：協和醫院診斷認為梁的右腎有問題；手術割掉的也確是右腎。手術過程中不存在“切除好腎，留下壞腎”之事。存在爭議的，是割下來的右腎“並未有腫瘍物”，梁啟超的尿血病也未得到根治。

梁後來在《晨報》副刊上公開發表文章，為協和醫院做辯護，否認“醫生孟浪”。因為他不願意自己的病例，被人拿來做反對科學的依據。梁在文章裡寫道：

“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即如我這點小小的病，雖然診查的結果，不如醫生所預期，也許不過偶然例外。至於診病應該用這種嚴密的檢查，不能像中國舊醫那些‘陰陽五行’的瞎猜。這是毫無比較的餘地的。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這是我發表這篇短文章的微意。”

但“診查的結果，不如醫生所預期”，畢竟是一個事實。在稍後給女兒梁令嫻的家書中，梁啟超說出了他內心對此次手術的真實看法：

“總之，這回手術的確可以不必用，好在用了之後身子沒有絲毫吃虧（唐天如細細診視，說和從前一樣），只算費幾百塊錢，挨十來天痛苦，換得個安心也還值得。”④

所謂“這回手術的確可以不必用”，說的還是診斷的問題。

圖：梁啟超用英文所寫《我的病與協和醫院》第1頁，藏於協和醫案。

三、梁啟勳的說法

梁啟超之弟梁啟勳的說法，也可以證實不存在“割去健康的腎，留下壞死的腎”這種情節。

1926年5月29日，梁啟勳在《晨報》副刊發表《病院筆記》，對兄長的腎被割掉而尿血病未見好轉一事非常不滿，公開責備“協和醫院的手術是失敗的”。

文章講述了許多外人難以知曉的細節。

“剖治時餘未參觀，但據力舒東之言，則當腰腎割出時，環視諸人皆愕然。力與劉作一諧語曰：‘非把他人之腎割錯乎？’劉曰：‘分明從右脅剖開，取出者當然是右腎，焉得有錯。’乃相視而笑。力又云，作副手之美國大夫，亦發一簡單之語曰：‘吾生平所未之見也。’以此證之，則取出之腎，顏色與形狀，一如常人，絕無怪異可知。繼乃將此腎中剖之，則見中有一黑點，大如櫻桃，即從照片上所見，疑以為瘤者，即此物也。”⑤

力舒東是梁啟超的好友，且是手術的參與者，他的話應該可信。亦即：診斷時，發現陰影的是右腎；手術中，割掉的也是右腎。右腎被剖開後，發現一大如櫻桃的黑點，未發現腫瘤。

此外，梁啟勳在文章中評價主刀醫生劉瑞恆，說他“以手術論，不能不謂為高明。割後絕不發熱，且平復速而完好”。如果劉瑞恆割錯了梁啟超的腎，當然不可能得到梁啟勳的這種評價。與兄長一樣，梁啟勳對協和的意見，不在手術，而在診斷。

圖：為梁啟超主刀割腎的醫師劉瑞恆

梁啟勳還披露說：力舒東告訴他，手術當天下午五點左右，即可知曉尿血癥是否已被治癒。梁啟勳五點半去詢問主治醫生劉瑞恆，劉告訴他要再等兩天才有結果。數天後再問，劉仍說還要再等幾天。這種答覆讓梁啟勳覺得“該院醫生之舉動詭異”，追問之下才得知，割腎後二十餘天，梁啟超的尿中依然帶血（據梁啟超講，血絲用肉眼較難辨認，需用儀器檢測）。如此，也就確證了診斷有誤，右腎上的黑點並非尿血的病因。

同期的社會輿論，因為對診治細節不甚瞭解，所以評論此事時或多或少都有些似是而非。比如陳西瀅罵協和的醫生不肯認錯，“在左腎（陳的原文如此，實際上割掉的是右腎）上並沒有發見腫物或何種毛病。……他們還是把左腎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癥並沒有好”⑥；徐志摩罵協和的醫生不負責任，以致“梁任公先生這次的白丟腰子，幾乎是大笑話了”⑦……這些局外人的言論，對廓清這樁醫療風波，並無多少價值。

四、伍連德的說法

被割掉的右腎不是尿血病的病因，這一點手術結束後不久，梁啟超就已知曉了。但他還想知道，那顆被割掉的右腎，究竟有沒有腫瘤。

這個問題，直到半年後，他才從好友伍連德（公共衛生學家，醫學博士、協和醫院的創辦者之一）口中得到答案。

1926年9月14日，在給子女的家書中，梁啟超留下了這樣一段文字：

“在南長街住那幾天，你二叔（即梁啟勳）天天將小便留下來看，他說顏色比他的還好，他的還像普洱茶，我的簡直像雨前龍井了。自服天如先生（唐天如，當時的名中醫）藥後之十天，本來已經是這樣，中間遇你四姑之喪，陡然復發，發得很厲害。那時剛剛碰著伍連德到津，拿小便給他看，他說‘這病絕對不能不理會’，他入京當向協和及克禮等詳細探索實情云云。五日前在京會著他，他已探聽明白了。……他已證明手術是協和孟浪錯誤了，割掉的右腎，他已看過，並沒有絲毫病態，他很責備協和粗忽，以人命為兒戲，協和已自承認了。這病根本是內科，不是外科。在手術前克禮、力舒東、山本乃至協和都從外科方面研究，實是誤入歧途。但據連德的診斷，也不是所謂‘無理由出血’，乃是一種輕微腎炎。……我從前很想知道右腎實在有病沒有，若右腎實有病，那麼不是便血的原因，便是便血的結果。既割掉而血不止，當然不是原因了。若是結果，便更可怕，萬一再流血一兩年，左腎也得同樣結果，豈不糟嗎？我屢次探協和確實訊息，他們為護短起見，總說右腎是有病，現在連德才證明他們的謊話了。我卻真放心了。”⑧

這段家書，可與之前梁啟勳所述互相印證。同時也透露了手術之後，協和醫院與梁啟超之間的溝通，似存在著一些不愉快。

圖：伍連德，引自《良友》雜誌1926年第5期

五、誤診的時代侷限

綜上，“梁啟超被西醫割錯腎”，並不是一次手術事故，也不是“割去健康的腎，留下壞死的腎”，而是手術前的診斷出了問題。

當時參與診斷的外科醫生約有7~8人，這是針對梁啟超這種級別的名人的特殊待遇。這種特殊待遇之下，仍出現了誤診，則與現代醫學在1926年的時代侷限頗有關係：

“在1926年，除了Ｘ光攝像技術比較成熟之外，其他（確診癌症的）技術不是尚不成熟，就是還沒誕生。……在1926年時，人類對於癌症的研究還是很淺的，以至於今天我們看起來可笑的（癌症研究）結論在當年都可以獲得諾貝爾獎（指丹麥醫生菲比格在1926年因為在癌症研究中的突出貢獻獲得諾貝爾獎，但他的研究結論後來被證明是錯的）。……梁啟超的Ｘ片上顯示有陰影，這對於當時的醫療技術來說，即便沒有‘活檢’，也可以推測為腫瘤，只是發展情況不能精準確定。而且腎癌種類偏少，主要兩種，一種是遺傳性腎癌，這種癌往往在幼兒時期便會發作。梁啟超當時己經53歲，顯然不可能是這種癌，唯一可能的便是腎透明細胞癌。這種癌症多發於老年，而且容易導致血尿的出現。這些知識在當時業己存在，所以協和的大夫就此推斷，可能是腎癌是完全合理的。考慮到這種癌症發展不算快，可以保守治療，但是想要完全去根，切除應當是最明智的選擇了。因此，協和的醫生們才決定切除右腎的。”⑨

最後再說一下樑啟超的去世。就梁的家書來觀察，1926年割除右腎，固然沒有治癒他的尿血病，但也未使其進一步惡化。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在北京協和醫院去世，致命病因並非尿血癥，而是“痰內有毒菌，在肺部及左肋之間”，“以（左肋腫處）膿血注入小動物體內，亦內部潰爛出血”。⑩

亦即，梁的去世緣於肺部感染，與腎沒有關係。

註釋

①（美）費慰梅/著，曲瑩璞等/譯，《梁思成與林徽因：一對探索中國建築史的伴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第47~48頁。

④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1079頁。

⑤梁啟勳，《病院筆記》，《晨報副刊》1926年5月29日。

⑦徐志摩，《我們病了怎麼辦》，1926年5月29日《晨報》副刊。

⑨楊喆，《梁啟趙晚年“血尿”病案研究》，碩士學位論文。

⑩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1200~12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