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與反思：

20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工業化程序，美國更是以擁有通用電氣這樣的一大批先進企業而逐漸走向美元霸主地位，反觀這時的拉美地區——早期拉美國家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但1930年代全球大蕭條使其經濟遭受了嚴重衝擊，在痛定思痛之後，相繼走向了進口替代的工業化道路。

然而，這條全拉美人用心血和意志開發出來的這條工業化之路走得並不是一帆風順。

進口替代初期，工業化的確帶來了拉美國家工業化程度的加深，但另一邊失衡的卻是科技實力並未同步提升，而頭重腳輕的經濟發展必將導致政府的過度保護使得企業創新動力較弱，研發投入強度長期偏低。

我在研讀了很多金融機構以及包括美國摩根大通、世界銀行等對當時拉美經濟在工業化程序中的測算：1960年以來，拉美人均GDP開始形成的巨大差異，這這一差異的巨大，產生被闡述為技術進步所致。

時代的進步一方面在催生出適合於人類更好生存條件和更優越工作方式的同時，也在以另一種方式在破壞前期的經濟建設，因而，我們縱觀全世界經濟發展格局，我個人覺得每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在互相差後臺。後期的經濟發展是建立在前期經濟發展的毀滅之上的，也正是因為前期經濟體系的瓦解才得以後面國家經濟能夠跟得上當時與之相匹配的發展。而下一步國家經濟發展的走向是一片光明，還是萬丈深淵，這也得益於科技是否府強大？

而作為普通人來講，對世界的認知不同、對知識的接受程度不同、對經濟的解讀能力不同，也正是我們在經濟發展過快的當下以及過去能否跟得上時代對我們的要求、自我的要求，這正是人與人之間拉開距離的關鍵一步。

總而言之，經濟發展的過快、過度與人們所從事勞動生產方式的落後與否，才致使了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

01增長與收入：退一步海闊天空，進一步萬丈深淵？

在經濟學中，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是衡量財富增速的兩個關鍵因素。

從增長的大局觀角度看，當下全球正在遭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經濟的重創，而疫情過後，世界經濟將走向何處？美元霸主地位是否在人民幣國際化程序中正在逐步瓦解？

如果拋開疫情而言，當前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變。我與2019年中國GDP總量，相比前一年相比，僅為6.0%，創下92年有季度資料以來的新低，累計同比6.2%，也是91年以來年度增速的新低。

從收入的角度看，上升勢頭依然強勁，18年華人均GDP為9771美元，明顯高於世界銀行定義的中等收入國家水平，離12057美元的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不相上下。

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過程中，我認為：兩個重要問題亟待重點回答：

其一，未來經濟增長中樞會在哪裡？是重回高增長、失速下滑，還是在適宜水平企穩？其二，未來居民人均收入走向何方？是順利跨過高收入門檻，還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以宏觀經濟資料與世界銀行的統計為參考依據：1960年以來，全球共有101個經濟體經過一段時期的快速增長，步入中等收入經濟體行列，但到2008年為止，大部分經濟體在一開始的高速攀升後，經歷了增長率和生產率的快速下滑，陷入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而僅有13個經濟體步入高收入發展階段。

截止2018年底，總共有14個經濟體GDP總量超過1萬億美元且人均GDP超過8000美元。相比之下，印度和印尼雖然GDP超過1萬億美元，但人均GDP不到4000美元，而盧森堡等小國雖然人均GDP較高，但經濟體量偏小。

而在這14個經濟體，除中國外，大體可以分為三類：

一類是曾經歷高速增長，但最終卻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比如拉美的巴西和墨西哥；一類是二戰後成功躋身高收入行列的，比如東亞的日本和南韓；一類是率先步入高收入階段的，比如歐美的傳統工業強國，其中尤以美國為代表。

接下來，我就為大家重點的分析一下，我個人對曾經一度創造經濟奇蹟的拉美國家，最終經濟為何失速下滑，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02悲情拉美：國家百年失落，為何收入增長遲緩？

站在人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拉美這塊大陸上的人可謂是創造了空前輝煌的歷史，但是，為何工業化程序中，本應是加速經濟快速邁上新臺階的階段，而為何拉美會在短短的百年間從富足到衰落？

按照1990年國際元標準計算的實際人均GDP水平，1900年時阿根廷人均GDP水平約相當於美國的70%，智利約相當於美國的54%，即便到了二戰後的1950年，阿根廷和智利的人均GDP水平也分別達到了美國的52%、38%，但到了1990年，兩國只有美華人均GDP水平的28%。巴西和哥倫比亞同樣經歷了近百年的起伏，其狀況略好於阿根廷和智利，但1900-2010年間兩國相對於美國的人均GDP水平僅僅提升了6個百分點左右。

為什麼拉美國家的經濟會陷入百年失落？

在我們華人的傳統觀念中，有一句老話是這樣講的：方向很重要，選擇大於努力。

對一個國家而言，一個經濟體而言，他所選擇的經濟發展方向也就決定了他的路該走向何方，而對於我們普通人而言，選擇什麼樣的行業、選擇什麼樣的出路，也就決定了我們這輩子能夠幹多大的事。

拉美經濟上的“悲情主義”到底是何時產生的，這就不得不讓我們開始反思，拉美是如何走向工業化程序之路的？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拉美在早期或經濟轉型期再就業，國內發展等經濟政策上是如何調整戰略的。

①早期拉美國家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但1930年代全球大蕭條使其經濟遭受了嚴重衝擊。蕭條過後，阿根廷、巴西、智利、哥倫比亞等拉美主要國家痛定思痛，相繼走向了進口替代的工業化道路，其核心是限制工業品進口，並採取措施發展本國製造業，以實現本中國產品對進口工業品的替代，促進本國工業化水平提升。

②在進口替代戰略的指引下，對本國企業的政策保護逐漸加強，主要措施包括建立以關稅手段為主的貿易壁壘、外匯管制以及補貼國內製造業企業等。

④在就業人數上，20世紀60年代製造業與農業部門經濟活動人口之比也較40年代有了大幅度的上升，製造業等工業行業在拉美經濟中的重要性不斷凸顯。

那看似以上四點都在大力的促進拉美經濟的快速發展，但為何又深陷在快速發展的泥潭中呢？

我本人認為主要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

研發投入偏低，技術發展落後。

拉美國家工業化的科技含量不高，進口替代造成的保護環境使得企業創新動力較弱，研發投入長期偏低，即使是到了16年，巴西全國的研發投入強度也僅約1.3%，阿根廷、智利和哥倫比亞這三國甚至不足0.6%，而日本已突破3%、南韓更是超過4%，就連中國也在2%以上。足見，拉美生產發展所需的人力、物力與當時的財力出現極大的不平衡發展，這也就是我這是我剛剛講到的：1960年以來，巴西和南韓人均GDP上所形成的巨大差異，絕大多數都能夠被技術進步所解釋。

03分配失衡：重增長輕分配模式，未能創造奇蹟，但見萬丈深淵

當然，有一點不可忽略的因素——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不平衡性，往往是打破最後經濟美好幻想的唯一根源。

我們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一再的強調協調發展，而當時的拉美在工業化帶動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也同樣是忽視了公平問題，未能有效解決懸殊的貧富差距，為最終落入“增長陷阱”埋下了伏筆。

如果我們展開來講，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重要經濟政策失策，才使拉美陷入重重危機。

首先，土地集中未見緩解，貧富分化重要根源。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土地集中問題在拉美國家一直未得到緩解，以拉美第一大國巴西為例，03年其土地構成中，佔地面積超過2000公頃的大農戶仍佔據全國土地面積接近三分之一，而佔地面積不足10公頃的農戶所擁有的土地面積僅2%，高度集中的土地狀況延續到現在，是拉美國家貧富分化不斷加劇的重要原因之一。

貧困人口進城，城市化率虛高。農村土地集中的狀況以及城市工業化的發展，吸引了農村貧困人口進城，而拉美國家的工業發展和城市建設仍不充分，難以支撐規模龐大的農村流入人口。因此，雖然在工業化程序中，拉美國家的城市化率看似很高，18年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哥倫比亞四國均超過了80%。但事實上，很大一部分人口集中在城市的貧民窟裡，比如巴西14年生活在貧民窟的城鎮人口仍有22%。

其次，依賴外部資本，推升通脹壓力。

外資依賴是拉美國家經濟發展模式的一大特點，如在1967年，拉美地區外資佔GDP比重高達33%，而同期非洲、亞洲地區分別只有23%和11%，比拉美國家要低10個百分點以上。但外部資金穩定性較差。

為何？

因為政府常會透過超發貨幣的手段來解決短期國內資金不足的問題，進而引發通貨膨脹水平的上升。

在這裡，我舉一例：60年代像哥倫比亞、阿根廷和智利等國通貨膨脹率水平均存在超過20%的時期，阿根廷和智利甚至一度分別突破了30%、40%。進口替代帶來的國內產業保護加上通脹水平的抬頭，扭曲了資本、勞動力和技術的定價，埋下了貧富差距擴大的隱患。

最後，重增長輕分配，政策“劫貧濟富”。

貧富差距擴大最直接的原因還是在於錯誤的政策導向。

拉美政府依賴富人群體的支援，並未試圖滿足底層民眾的訴求，將巨大的資源都投入到發展“進口替代政策”所需要的產業方面，社會財富被大量集中到少數人的手裡。

而“重增長、輕分配”的發展模式雖然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但收入分化式的增長對於大多數人而言並無實質性意義。

我以巴西為例，軍政府上臺後依靠進口替代政策的深化，GDP增速從63年的0.9%一路攀升至73年的13.0%，並帶動同期拉美地區經濟增速持續上升。

但從收入分配看，50%最貧窮人口、30%較貧窮人口所佔國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而5%最富有人口收入比重則大幅提升。在1964-1974年間巴西人財富結構中，10%的最富有者佔有財富比例是75%，而50%的最貧窮人口則佔比不到10%。

“劫貧濟富”令本已不低的巴西基尼係數繼續攀升，60年已經達到50%，70年繼續上升至56.5%，80年則進一步升至58.8%。

總而言之，我們可以看出，政府和政策是引導國家經濟走向輝煌或是衰退的最根本性因素，而且鑑於西方政治制度、政治內鬥等各種性因素，致使國家經濟長期處於一種不穩定的狀態，正是的政體不穩定、政策的不堅決執行等各種綜合性因素的影響，讓經濟在政策頻繁更替中、在政黨更換中，逐步走向了衰敗。

04

深陷泥潭：政策失策，經濟人財兩空

貧富懸殊抑制內需，外債過度爆發危機。

當然，我們分析國家經濟走向衰敗的因素不能把所有的因素都歸於政策失誤、政黨頻繁更換等，而外因也是不可忽略的很重要一點。

那麼影響，拉美經濟走向更大深淵的外因是如何呢？

我個人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因素：

①貧富差距擴大抑制了拉美國家內需的釋放，供需矛盾日益凸顯，這就使得其深化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選擇，面臨著“出口競爭力下滑、進口仍在持續增長”的困境，國際收支壓力不斷增大。

而70年代中後期國際市場利率的走低，則促使拉美各國大量舉借外債，以進一步實現進口替代工業化程序。80年代初，拉美各國外債存量均達到年出口額的2倍以上，82年阿根廷和巴西外債存量超過當年出口額的4倍。出口能力弱化令拉美國家償還外債的能力不斷削弱，最終爆發債務危機。

但拉美國家並未借危機實現出清，而是在“民粹主義”的帶領下，越陷越深。

②“民粹主義”登臺，公平難離增長。隨著債務危機的爆發，拉美經濟陷入衰退，而伴隨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失業率也持續攀升，這導致了“民粹主義”在拉美各國粉墨登場。

拉美各國所採取的民粹主義政策並不完全一致，但其核心內容卻是一致的，即透過政府主導的收入再分配和超出財政承受能力的補貼政策，學習發達國家的福利制度和就業保障制度，以達到快速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快速縮小收入差距的目的。具體內容包括：

一是，加強勞工保護。

拉美民粹主義政策向勞工利益傾斜，包括：

1）高度就業保護，勞資雙方一旦簽訂勞動合同，往往是長期甚至是終身的；2）集體談判，工會組織的集體談判成果往往成為本行業和全國各行業的工資、勞動條件和各種福利的標準，且較難改變；3）高社會福利保障，拉美的社會保障水平在發展中地區是最高的，社會保障稅率接近甚至高於發達國家。但從影響上看，一方面，工資和就業的雙重剛性，令勞動力市場無法合理配置勞動力資源，也促使企業在長期以資本替代勞動，令失業問題更為棘手；另一方面，企業傾向於逃避鉅額的社會保障稅和解僱賠償金，這導致非正規部門不斷擴大，進入新世紀後，拉美各國非正規部門就業佔比已普遍高於50%。

二是，增加社會支出。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拉美各國開始反思社會政策，意識到結構調整計劃及經濟改革並沒有關注到大量窮人（佔比約40%）的問題，於是引入社會安全網，並將有限的資源用於脫貧。

結果卻是拉美各國的社會支出再度迅猛增長。

我再以巴西為例：90年代初巴西聯邦（中央）政府社會支出佔GDP的比重約為11%，而加上地方政府的社會支出後，佔GDP的比重已達18%，而到了90年代末，兩者分別上升至13%和21%。

然而，由於社會政策與經濟增長脫節，大量增加的社會支出並沒有獲得預期的效果。

最重要的一點，是脫離經濟發展階段的高福利政策，不僅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因為未能促進經濟增長，令貧富差距問題更加惡化，失去增長的“公平”也並不可取，未能有效平衡兩者之間的關係，使得拉美在增長泥潭中越陷越深。

05中國經濟發展中，如何避免重蹈拉美覆轍？

回顧拉美經濟的百年浮沉，我們感受到波瀾壯闊的經濟改革，背後，不光是利益共同體相互的碰撞，更深的感覺是科技的發展工業化程序的快速前進過程中，我們怎麼樣識別並且及時的認識由於過快的經濟發展帶給社會的反噬力呢？

我們應該如何建立穩健的經濟發展體系呢？

我個人有以下幾點建議，僅供參考：

首先，基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國情，同時借鑑拉美經濟發展過程中一些不合理性的經濟舉措，我認為：在增長模式上，貿易保護下的進口替代，可以在短期提高效率、提升工業化程度，但這僅適用於發展初期，若不適時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研發創新投入不足，技術上的短板必然導致生產率的下滑。

而這也也是拉美經濟曇花一現、最終沉寂的根本原因。

因此，在增長模式上，我們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但是我們也不要忘叫回頭看一看的經濟發展戰略，及時地總結前期經濟發展，凸顯出的棘手問題。只有學會了，回顧過去展望歷史總結，未來，我們才能夠不斷地在經濟發展之路上及時的調整已經偏離了方向。

其次，在收入分配上，拉美國家普遍重資本輕勞動、重外資輕內資、重增長輕分配，農村土地過於集中、城市化速度遠快於城鎮化、過於依賴外資和進口替代，以及財富過於集中在少數富人手中等一系列問題，令貧富分化問題層層發酵，最終導致飲鴆止渴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並付出了債務危機的代價。

這一點對於當下的中國而言，頗具警示意義。

回顧中國百年經濟大計，中國經濟增速與基尼係數走勢趨同，兩者幾乎是同升同降的。

改革開放初期，經濟一窮二白，政府選擇將發展放在首位，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此後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上升，而貧富差距也持續擴大。

2008年後，中國經濟增速持續回落，基尼係數也開始下降，貧富差距逐漸收窄。而過去兩年經濟增速反彈的同時，基尼係數也再度回升。拉美的經驗告訴我們，“犧牲公平換取效率”難以持續發展，而這也是拉美最終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最後，在政策選擇上，同樣經歷危機，南韓轉為危機順勢出清，並實現了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拉美則受“民粹”影響，從一個極端（犧牲公平換取效率）轉向另一個極端（追求福利忽視增長），最終在泥潭中越陷越深。

而這帶給我們的啟示是：應儘量在做大經濟蛋糕的同時，改進收入分配方式；若進入存量經濟時代，應對“民粹”保持警惕，收入分配的調整也應更為謹慎。

以上就是我個人對於拉美經濟是如何陷入重重隱患的幾點思考。當然，歷史的腳步是前進的，我們能夠透過回顧歷史不強求對當時的經濟做任何的評價，但展望未來，我們一定要從各國發展的經濟道路上有所頓悟、有所借鑑。

在金融舉措上，我們也應該向西方學習更好的維穩舉措，但也要多加思考並根據中國國情制定出最適合於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才是我們應該走的康莊大道。

私營經濟對大量釋放勞動生產率是有積極意義的一面，在私營經濟達到一定的規模以後，國家更應該引導私營經濟努力做好職工作的同時，更應該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從而實現人類社會共同的繁榮和穩定，那種只顧自身做大做強，而忽視社會問題，這樣的企業終究很難為社會提供更多的社會價值。

拉美經濟一步步走向衰退是因為一系極左，一系極右政策做成的，極左與極右是最容易挑起民眾群體認同感的方法，也是最省力省錢的治理方法，資本家用錢組建了自己的政黨，政客就心領神會地將宏觀面容易賺大錢的項舊統統推給資本家做，美期名叫大刀闊斧私有化運動，如果前屆是由極左政策政黨執政，大批國有重要資產可以出賣，極右政府當然庫房馬上立杆見影爆收，於是大派福利政策收買人心，也是八、九十年代拉美經濟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的原因，但國有資產賣完了，也意味著福利政策見底了，民眾開始不滿了，底層的人民生活質量走向惡化，政府架構又不斷精簡根本無力控制局面，做成治安吸毒問題嚴重，反過來又毒化經濟環境，一部分國家又走向極左政策，經濟不斷惡化的迴圈就此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