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說法源自明史的《食貨志》和《神宗本紀》以及《宦官》，其中「食貨志」在講礦稅的時候，直接說了一句【識者以為明亡蓋兆於此】，又在「神宗本紀」裡反覆說到萬曆帝對“礦監稅使”弊政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讓讀者留下很深印象。 明史主要作者是萬斯同，其人為黃宗羲的弟子，但要小一輩。他對明朝之所以滅亡的原因，與明末江南儒生群體的看法基本一致。 與現代研究不同，明史作者認為萬曆帝放任【中官】到全國斂財，且手段殘酷，無惡不作，是明亡的主要原因。在「食貨、宦官」裡，舉出了一些駭人聽聞的例子，比如： 1，萬曆派出的礦監（宦官）隨便哪裡一指，說此地地下有礦，就可以核定礦稅數額，而後強迫相關人等繳納。例如，宦官指著一個富戶的莊園說有礦，則這個富戶就有可能被按上「盜礦」「逃稅」的罪名。這種壓力極大，往往造成富戶破產、窮人走投無路。 2，除了礦稅之外，萬曆的太監還隨便設卡徵收商業稅。這種關卡幾乎就是隨意設立的，有的懦弱商人會被這些太監搞得傾家蕩產。甚至窮鄉僻壤的居民之間交易一點土雞、土產都會被徵稅。 3，這些外派太監本身無惡不作，有的甚至強姦婦女，憑藉手上的權力，殘酷打死一些百姓等等。 這些就是明史作者們的論據。他們認為這樣造成人心崩塌，人民窮困。後來光宗早死，崇禎任用宦官，最終失去了救亡的機會。 平心而論，這種說法是不靠譜的。這些罪惡並不足以導致一個國家滅亡。或者說，這種情形如果不糾正，長期以往，就會提供亡國的【必要條件】，但還不是充要條件。 明史作者團的這個觀點多少有些輕浮了。

首先，我覺得這個問題本身就有問題。一個朝代嚴格意義上說並不是某一姓氏的家族產業，應該是各方勢力的妥協集合體。以萬曆朝為例，萬曆前期，張居正時代，萬曆根本無法把握朝堂局勢，朝廷的政策方針基本上就是張居正派和反張居正派之間的政治博弈，只能說在這個時代張居正勝出了。

第二，大多認為萬曆是掘墓人的看法，基於的事實依據，主要是萬曆不上朝，歷史表象確實是這樣，但是究其原因為什麼萬曆不上朝呢？以太祖、成祖、正德、嘉靖等皇帝的作為，老朱家對於家國的概念還是比較正確的，他們明白天下是老朱家的，管不好，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所以以此推論萬曆不把自己的國家當回事是不可能的，那麼其中必然有不得已的苦衷，讓萬曆無法實為！

第三，無論是太監幫、還是各種學派勢力，他們爭得並不是讓皇帝有自己的實為空間，而僅是要求皇帝聽自己的，換句話說，他們不是要自己的上邊有一位皇帝，而是要做皇帝的皇帝，皇帝在他們的眼裡只不過是一方印璽，抓住了就好了，印璽本身是不允許有思維的。在這個層面，我反而覺得太監幫在這個問題上表現是最輕微的。

第三，萬曆朝從經濟上處於一個特別脆弱的轉型期，這是一個時代的發展需要，把握住這個時代的是張居正，他本打算運用自己的能力推動時代的發展，確實張居正在位的時段，他有利的調和個各方矛盾，推動發展。但調和矛盾並不代表消滅了矛盾，畢竟效率型改革，強權一旦消失，被改革物件一定會出現強烈反撲。這種反撲，對於本已脆弱的轉型期是無法承受之衝擊。

第四，外部政治勢力的干擾。努爾哈赤是一個典型的外部政治勢力干擾，換句話說，他是大明朝的送葬者。以英國工業革命為例，僅分析內外環境，英國的孤島地域，給英國改革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的變革大環境，在經濟變革的同時，沒有同時面對強大的外部政治衝擊。

第五，萬曆只是一個人在戰鬥。萬曆是順位皇帝，不像嘉靖帝本身繼位之初，就要面對強大的政治角力。萬曆帝分為兩個時期的話，前半期他在張居正的控制下成長，形成了依賴型政治態度，而張居正死後，面對強大的政治清算，沒有人能夠站出來成為萬曆與反撲勢力之間博弈的代言人。所以萬曆採取了消極抵抗的方式等待時機，就是把自己“留中不發”，靜待時機，等待那個人的出現。而世間再無張居正，他沒有等來嘉靖帝的張聰，所以他只能一個人跛足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