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能效法歐洲”的“告白”

美遊和歐遊，是梁啟超一生中最重要的兩次遊歷。記載前者而有《新大陸游記》，記載後者而有《歐遊心影錄》。“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一度傾向“革命”，美遊歸來，他徹底放棄“破壞主義與革命之排滿主義”。歐遊之前，梁對中國傳統文化之批評本有取捨，甚至懷疑；歐遊歸來，他徹底放棄“科學萬能”之迷夢，主張在中國文化上“站穩腳跟”。《歐遊心影錄》是他告別“科學萬能”並從而倡導“中國不能效法歐洲”的“告白”。（胡義）

中國傳統文化，是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種延續力極強的文化。由於其內容複雜，價值多層，因而，人們如果從不同的視角和取向出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評價就難免見仁見智，各執一端。就西方而論，自18世紀以來，對中國文化的觀感歷來呈兩極狀態，一極以德國科學家萊布尼茨、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重農學派魁奈等人為代表，他們對富於經驗理性、仁愛精神的東方智慧大加讚賞。另一極是以亞當·斯密、黑格爾為代表，這些西方哲人透見了東亞文化發展的遲滯性，認定它是一個缺乏活力的系統。時至當代，西方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在逐步深化，但大體仍在上述兩極間徘徊。

從1904年到1920年，梁啟超十餘年間對中國文化的評判發生截然背反的變化

現代華人對自己的傳統文化的看法也頗不一致，其分歧之大，並不亞於西方人。這種分歧不僅指西化派對東方傳統的貶斥與東方文化本位論者對東方傳統的褒揚之間形成的強烈對比，而且，即使在同一位中國思想家那裡，先後對東亞傳統的褒與貶、揚與抑，往往形成巨大反差。如著名文化人梁啟超在20世紀初葉評價東亞傳統言論的驟變性，便是一個典型案例。

1899年，梁氏東渡太平洋，造訪美國，目的是“暫將適彼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問政求學觀其光”。1903年2月梁氏再次離日遊美，並於1904年2月在《新民叢報》增刊發表《新大陸游記》，文中流露出中國大不如日本，更不如美國的感慨：

從內地來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輒一變，內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變，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變，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橫大陸至美國東方，眼界又一變，太平洋沿岸諸都會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遊歷者所同知也。

此遊記除大力推介美國的現代文明，特別是民主政治以外，還尖銳批評中國固有文明，還痛論華人行為方式的種種不文明處，諸如：

西人數人同行者如雁群，華人數人同行者如散鴨。西人講話……其發聲之高下，皆應其度。中國則群數人座談於室，聲或如雷；聚數千演說於堂，聲或如蚊……吾友徐君勉亦云：華人未曾會行路，未曾會講話，真非過言。斯事雖小，可以喻大也。

1899年至1904年間的梁啟超，對西方現代文明的仰慕，對東亞傳統社會及文化的不滿都溢於言表。

但時過十餘載，1918年12月，梁啟超與蔣百里、丁文江、張君勱等7人旅遊英、法、德、意等歐洲列國，1920年1月離歐，3月迴歸上海。梁氏一行訪歐期間，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西方現代文明的種種弊端一併充分暴露，一批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的人文學者對西方文明持批判態度（德華人斯賓格勒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沒落》為其代表作），有的甚至對西方文明陷入絕望，並把希冀的目光投向東方。梁啟超返回後發表的《歐遊心影錄》對這種情形有如下描述：

記得一位美國有名的新聞記者賽蒙氏和我閒談，他問我：“你回到中國幹什麼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帶些回去？”我說：“這個自然。”他嘆一口氣說：“唉，可憐，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了。”我問他：“你回到美國去幹什麼？”他說：“我回去就關起大門等，等你們把中國文明輸進來救拔我們。”

曾幾何時，在《新大陸游記》（1904年印行）中梁氏歷數中國社會及文化的種種病態，認為惟有學習西方才有出路，而在《歐遊心影錄》（1920年印行）中，梁氏卻一百八十度轉變，向中國青年大聲疾呼：

我可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地喊救命，等著你來超拔他哩。我們在天的祖宗三大聖（指孔子、老子、墨子——引者）和許多前輩，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業，正在拿他的精神來加佑你哩。

這裡梁啟超申述的不僅是“中國文化救國論”，而且是“中國文化救世論”。必須指出的是，1920年的梁啟超與1904年的梁啟超相比，其愛國救世的熱情和誠意別無二致，其筆端也都“常帶感情”。然而，同樣是這位有著赤子之心的梁啟超，何以在十餘年間對中國文化現世價值的評判發生如此截然背反的變化呢？對中國傳統文化從離異到迴歸的兩極評斷，竟然呈現於同一思想者真誠而富於感染力的言說之間，此一奇異的文化景觀，透露出怎樣的歷史資訊？

梁啟超的兩種極端之論，是近代中國面對多層級變革交會的一種反映

梁啟超1904年撰寫的《新大陸游記》，洋溢著對中國固有傳統的批判精神，這是那一時代中國先進分子“向西方求真理”、以謀求現代化出路的必然表現。這種批判的出發點，是中國社會及文化未能導引出現代化，而且其若干層面還成為現代化的阻力。梁氏由此出發所揭露的中國社會及文化的種種病態，是中肯的，即使今日讀來，人們也能產生會心之感。

梁啟超於1920年撰寫的《歐遊心影錄》，則是在對西方現代文明的弊端（或曰“現代病”）有所洞察後，再反顧東方，發現中國智慧具有療治現代病的啟示價值。這種以中國智慧挽救現世文明的論斷，雖然缺乏細密的歷史分析，然而其間也包蘊著若干真理的顆粒。

人們往往因梁啟超1904年至1920年間的思想大轉變而嘲諷他的“多變”，梁氏自己也曾以此類行徑自嘲。其實，對傳統文化先後持兩種極端之論，並非梁氏個別特例，在其他近代文化鉅子那裡也有類似表現，如嚴復戊戌時期在《救亡決論》中歷數中國傳統文化弊端，並倡言：“天下理之最明而勢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國不變法則必亡是已。”而嚴氏晚年力主迴歸傳統，高喚：“回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

我們今天對此種現象的認識，不能停留於對梁氏、嚴氏等前哲跳躍式思維的一般性批評，而應當進一步考析：這種“大轉變”“大跳躍”報告著怎樣的時代訊息？今人應當從中獲得什麼啟示？

簡言之，否定與讚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兩種極端之論集於一人，是近代中國面對多層級變革交會的一種反映。西方世界幾百年間實現工業化與克服工業化弊端這兩大先後呈現的歷時性課題，都共時性地提到近代華人面前，魯迅1919年在一篇隨感錄中說：

中國社會上的狀態，簡直是將幾十世紀縮在一時：自油松片以至電燈，自獨輪車以至飛機，自鏢槍以至機關炮，自不許“妄談法理”以至護法，自“食肉寢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義，自迎屍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面對中國社會的“多重性”，孫中山力主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同時又在中國資本十分薄弱之際便警告要“節制資本”，便是交出的一種有民粹傾向的答案。而梁啟超於20世紀初葉的兩種極端之論也是試交的一種答案：梁啟超1904年批評東亞社會及文化，其出發點是“現代化的訴求”；而1920年呼喚以東亞智慧拯救西方，拯救現代文明，其出發點則是“後現代的探索”。

梁氏在短短十餘年間發表兩種極端之論，給人以荒誕印象，是因為他在尚未釐清前一論題時，便匆忙轉向後一論題，更沒有來得及對二者加以必要的整合。這當然是梁氏個人學術性格所致，但也是20世紀的中國及東亞社會面臨文化轉型的多重性所致——作為“後發展”的中國，以經濟層面的工業化和政治層面的民主化為基本內容的現代化尚任重道遠之際，早已完成現代化任務的西方世介面臨的“後現代”問題，透過種種渠道朝著中國紛至沓來。這樣，華人（特別是知識精英）一方面要揚棄東亞固有的“前現代性”，以謀求文化的現代轉型；另一方面，又要克服主要由西方智慧導致的現代文明病，此刻，以原始綜合為特徵的東亞智慧又顯現出其“後現代功能”。

梁啟超敏銳地把握了東亞智慧在歷史不同層面上的不同功能，各有精彩闡發，留下足以傳世的讜論，當然，他未能將兩種歷時性的論題加以必要的釐清與整合，留下思維教訓。

應當把握歷史向度，克服心醉西風的西化主義和夜郎自大的東方主義兩種偏頗

當下中國社會及文化轉型的繁複性更遠勝梁啟超時代。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轉型，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展開的：世界文明史幾個世紀以來現代化程序的種種歷時性課題，都競相在中國大地作共時性演出。我們對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較之單一的工業化時代更為複雜、深刻。面對多層級變革交會，應當防止只注意某一層級，忽略其他層級的偏頗。我們今日討論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不應重蹈先輩的故轍，在“一味貶斥”與“高度褒揚”的兩極間擺動，而應當歷史地考察中國智慧的生成機制和內在特質，既肯認中國智慧創造輝煌古典文明的既往事實，又研討中國智慧未能導引出現代文明的因由，從而不迴避現代化的“補課”任務。同時還要開掘中國智慧療治現代病的豐富內涵。在展開這些思考時，應當把握歷史向度，克服心醉西風的西化主義和夜郎自大的東方主義兩種偏頗，這是梁啟超等先輩提供給我們的思維教訓。以平允、周正的態度看待中國智慧與西方智慧，努力謀求二者在不同層面的互補與整合，方有可能創造健全的新文明

《知史以明鑑·查古以至今》

清朝光緒年間舉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戊戌變法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梁啟超與蔣百里、張君勱等人前往歐洲。

經過一年多的實地考察，使他了解到了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的許多嚴重社會問題。他所崇仰的西方社會，他所宣揚的西方文明，原來也充滿了弊端和罪惡。

梁啟超認識到：“自從機器發明、工業革命以還，生計組織起一大變動，從新生出個富族階級來。科學愈昌，工廠愈多，社會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物價一日一日騰貴，生活一日一日困難。”

“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他由此認為西洋文明已經破產，拯救世界還要依靠東方“固有文明”，主張極力發揚傳統文化。

梁啟超從一箇舊世界的批判者，成為一箇舊傳統的提倡者，這種變化，不僅反映了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不滿和失望，以及對新文化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忌恨與反對，而且也有力地說明，在近代中國，找不到出路的改良主義者，在時代浪潮的衝擊和對社會現實的迷惘中，只能迴轉身來向中國傳統文化復歸，甚至把倒退看做是出路。

這應該和梁啟超的人生經歷有關，在當時的歷史大潮中跌宕起伏，到最後結束從政生涯，迴歸教育文化，也是一個人從稚嫩到成熟的表現。

1890年梁啟超透過陳千秋結識康有為，“一見大服，遂執業為弟子”，他拋棄舊學，投入康門，接受改革主張和變法理論。康有為新穎生動的教學方法和時代要求、國家命運息息相關的教學內容，使梁啟超倍感興奮，更加勤奮學習，幾乎算盤接受了康的思想學說。他對封建制度大膽抨擊和對西方資本主義的大肆宣揚，使之聲名日重。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開始接觸了革命派，但此時的思想主張仍以“立憲“開明專制”改良”為中心，並與革命派展開過論戰。

其後曾出任過袁世凱政府的法部次長，但終因袁世凱的倒行逆施而徹底失望。袁死後，因支援段祺瑞而陷入兩派傾軋的政治鬥爭中。

護法運動後，梁啟超辭職，遠離政界，1918赴歐洲遊歷，瞭解了西方社會的諸多問題和弊端，此時的梁啟超經歷了中國近代社會的起伏變遷，觸動了自己最初的堅持與信仰，繼而回國後宣揚西方文明的破產，認識到當初自己堅持的制度並不完美。最終迴歸教育和學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