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著”是個約定俗成的說法，因為並沒有誰公開提出這個概念，一般把《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這四部小說叫做“四大名著”。明代“後七子”的領袖人物，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叫王世貞，他最先提出了”四大奇書“這個名詞，但他講的“四大奇書”，指的是《史記》、《莊子》、《水滸傳》、《西廂記》；而馮夢龍在王世貞之後，也提出了”四大奇書“的說法，而他指的則是《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金瓶梅》；到清代初年，李漁則在醉畊堂本醉畊堂《四大奇書第一種》（《三國演義》）卷首作序：“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書之目，曰《史記》也，《南華》也，《水滸》與《西廂》也。馮猶龍亦有四大奇書之目，曰《三國》也，《水滸》也，《西遊》與《金瓶梅》也。兩人之論各異。愚謂書之奇當從其類。《水滸》在小說家，與經史不類；《西廂》系詞曲，與小說又不類。今將從其類以配其奇，則馮說為近是。”可以看出，李漁並不贊成昔弇州先生（即王世貞）的說法，他認為《史記》、《南華》（即《莊子》）、《水滸傳》、《西廂記》並不是同類著作，其中《史記》為歷史散文，《莊子》是哲學散文集，《西廂記》則屬戲曲劇本，因此不能放在一起並稱“奇書”；而馮夢龍所評“奇書”，則屬於同一個型別的書，都是長篇通俗小說，同樣反映了共同的社會文化特點和普通民眾的文化消費需求，可以放在一起並稱為“四大奇書”。經過李漁的肯定，馮夢龍所提“四大奇書”，則開始廣為流傳，並被人們所接受。“四大奇書”之一的《金瓶梅》由於有性的描寫，被視為誨淫小說，從清順治年間起，便先後頒佈了十餘次法令，在全國各地查禁銷燬各種淫詞小說；而《金瓶梅》及其續書便在其中，別列為禁書。後來，《紅樓夢》於清乾隆年間問世，雖與之類似，也有人認為《紅樓夢》是脫胎於《金瓶梅》，但由於《紅樓夢》相對問世較晚，並且未被完全禁止，所以《紅樓夢》的逐步取代《金瓶梅》，形成了新的“四大奇書”。而如今的“四大名著”，是“四大奇書”的現代叫法，這個說法的出現，主要是因為在近代此四部著作出版量巨大，一些出版商社便把這四部小說合並出版，並冠以“四大名著”系列叢書。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文學出版社也最先推出了這四部小說，其他的出版社跟著效仿，四大名著的稱呼也隨之流行開來。四大名著承載著無數文化精華，在浩瀚如煙的古典小說領域中如四座屹立不倒的高山，任滄海桑田如何變幻，其偉岸身姿始終不被湮滅。不論是在藝術手法還是在思維深度上，它們都代表了中國古典小說的巔峰，是悠悠中國文學史上燦爛輝煌的一筆。研讀四大名著，為我們提供了閱歷中國傳統人文、社會、倫理、歷史、地理、民俗、心理、處事策略的機會，在怡情悅性的同時，也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民族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