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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籍的代表作是《詠懷詩》八十二首。這些詩非一時一地所作,是其政治感慨的記錄。這些詩抒感慨,發議論,寫理想,開創了中國文學史上政治抒情組詩的先河,對後世產生了重大影響。

    阮籍的《詠懷詩》充滿苦悶、孤獨的情緒,其詩或者寫時光飛逝、人生無常,如:“懸車在西南,羲和將欲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為咸池暉,濛汜受其榮。”(其十八)“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 (其三十二)或者寫樹木花草由繁華轉為憔悴,比喻世事的反覆,如:“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記。” (其三)“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其十二) “清露為凝霜,華草成蒿萊。”(其五十)“不見日夕華,翩翩飛路旁。”(其五十三)或者寫鳥獸蟲魚對自身命運之無奈,如孤鳥、寒鳥、孤鴻、離獸等意象經常出現在詩中,特別是春生秋死的蟋蟀、蟪蛄,成為詩人反覆歌詠的物件(如其十四、其二十四、其七十一)。或者直接慨嘆人生的各種深創鉅痛,如少年之忽成醜老(如其四、其五、其六十五),功名富貴之難保(如其十三、其五十三、其五十九),以女色事人之不可靠(如其二十、其二十七、其三十)。由於從自然到人事都充滿苦難,阮籍心中的苦悶難以排遣。《詠懷詩》其一說: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此末尾兩句可視為全部《詠懷詩》。清人方東樹說:“此是八十一首發端,不過總言所以詠懷不能已於言之故。”(《昭昧詹言》卷三)又如其十七: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這首詩寫獨坐無人,出門無人,登高無人,所見僅為孤鳥、離獸,棲惶無主之情溢於紙上。在這種局面之中,詩人進而感到壯志、理想都成了泡影。

    《詠懷詩》其十九以佳人喻理想,寫詩人心雖悅之而無由交接,表現了理想不能實現的痛苦。其八十命意亦相似,只是又多了一層生命短促之悲。其七十九寫鳳凰的悲劇,鳳凰立身高潔,志向遠大,但羽翼為秋風所傷,已無法飛翔, “但恨處非位,愴恨使心傷”,簡直是阮籍的自況。《詠懷詩》中遷逝之悲、禍福無常之感觸目皆是,正體現了他憂憤深廣的情懷。阮籍詩中悲哀、悽愴、涕下、諮嗟、辛酸、蹉跎、憂傷、憤懣、怨尤、悲悼等詞語十分常見,充分反映了他極度苦悶的心情。

    面對汙濁的社會與短暫的人生,阮籍無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只好故作曠達,在生活中,他做出許多驚世駭俗的事情;在詩歌中,他也為自己設計了精神的出路,這就是遊仙和隱居。阮籍的《詠懷詩》有不少篇章寫遊仙和隱居,有些則是仙隱結合。他在詩中常常讚美巢由、夷齊、邵平、四皓等隱士,而諷刺蘇秦、李斯等人因貪利祿而導致殺身之禍。阮籍讚美神仙隱逸,只是排遣苦悶的一種方式,他其實是頗有濟世之志的。《晉書》本傳說他:“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所以他在寫憤懣與出世之情的同時,也表現出對時局的關注和自己的懷抱。如《詠懷詩》其三十一,批評曹魏政權荒淫腐朽,指出其必定滅亡的命運:

    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已復來。夾林非吾有,朱官生塵埃。軍敗華陽下,身竟為土灰。

    有的詩則揭露禮法之士的虛偽,如其六十七:

    洪生資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設次序,事物齊紀綱。容飾整顏色,磬折執圭璋。常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厲貞素談,戶內滅芬芳。放口從衷出,復說道義方。委曲周旋儀,姿態愁我腸。

    有的詩則抒發自己的壯志,如其三十九:

    壯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驅車遠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挾烏號,明甲有精光。臨難不顧生,身死魂飛揚。豈為全軀士,效命爭戰場。忠為百世榮,義使令名彰。垂聲謝後世,氣節故有常。

    阮籍詩的風格隱約曲折,“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鍾嶸《詩品》),這主要是由其時代與身世決定的。他同情曹魏,不滿於司馬氏,但身仕亂朝,常恐遭禍,故處世極為謹慎,“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晉書·阮籍傳》)。作詩亦不敢直言,常常借比興、象徵的手法來表達感情、寄託懷抱。或借古諷今,或借遊仙諷刺世俗,或借寫美人香草寓寫懷抱。李善《文選注》分析這種情況說:“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但就詩歌精神而言,阮籍的《詠懷詩》與建安風骨仍是一脈相承的,如嚴羽《滄浪詩話·詩評》說:“黃初以後,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為高古,有建安風內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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