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前，文學和史，樂是密不可分的，譬如《詩經》，《史記》等，會用詩歌等形式記錄歷史等。如果把中國的文學比作一個人，先秦可以算是嬰兒時期，兩漢是幼兒時期，魏晉南北朝算是青春期吧，這時候的詩歌已經意識到要與史學，樂，要有一定的區分，追求自身的獨特，並逐步分離出來。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轉折、分裂和動盪的時期，儒學思想的禁錮遭到破壞，玄學文化四面開花，這種新的社會思潮改變著文人士大夫的人生追求、價值觀念，一旦儒家禮教失去約束力，一種複合人類本性、返歸自然的生活志向便成為了新的追求目標。漢代時期，文學多以“詩言志”來強調文學的工具性、政治性；發展至魏晉南北朝，文學開始擺脫這種功用性，更加註重“詩緣情”，提倡詩歌本身的氣韻、風骨、意象等，出現了“文的自覺”、“人的自覺”，標誌著“人”與“文”產生了心靈上的溝通，所以本文認為“文”的涵義更多的是指文人、文體、文氣、文心四個方面。

早在西漢，朝廷選拔人才主要依靠察舉制，透過地方推薦有良好道德品行和優秀政事才幹的人，入朝為官。然而，到了魏晉南北朝，朝廷打破了這種舉薦制度，開始轉向玄理思辨學說，注重人物的姿容神情、風度才藻，看中人物與實用功利無關的審美才情。如南朝的《世說新語》在品評人物時，十分注重風神，即人本身的“神氣、神情、神色、神姿”、“風姿、風韻、風格、風骨、風氣、風儀”等。據《世說新語·容止門》記載嵇康時曰：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雲：“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這段史料中記載了嵇康的身高、外貌，用“風姿特秀”四個字概括嵇康的全貌，後又引用他人的評價，借自然景物中的“玉山”、“孤松”、“松下風”等來比喻嵇康本人的神情風骨之美。

魏晉南北朝的玄學思想是時代的精神特質，文學也不再執著地取悅皇帝，而是以追求個體精神自由為目的。文人們也在這樣的思潮下，將作品風格與個人才性結合起來，如魏晉時期曹丕的《典論·文論》中第一次將“文”與“人”結合起來，稱論“文”，實際上也是論“人”，以此來強調文學與文人的關係，因此“文”的涵義進一步延伸到“文體”中。

所謂“文體”，一般理解為“文學體裁”，但在中國古代文論中，它包括體制、語體、體貌三大要素。其中，體制是指體裁，如詩歌、散文等；語體是指體式，即不同作家不同體裁的語言特徵；體貌是指風格，即文學作品的藝術風格，如典雅、綺麗、豪放等。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體，多指文人的體性，即文學作品與文人之間的關係。劉勰的《文心雕龍·體性》中明確闡釋道：

夫情動而言形，理髮而文見，蓋言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

劉勰認為，作家的的風格是個人情性所致，只有心中生情，才能透過言語表達出來，這是一種由隱到顯的過程，符合“因內符外”、“表裡必符”的文體規則，表現了作品風格（體）與作家本人（性）的複雜關係。

魏晉南北朝時期，以三曹七子為代表的建安詩人，多抒發人生苦短、渴望施展抱負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形成“風骨清峻、篇體光華”的風格特徵；以陶淵明、謝靈運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人多展現親近自然、迴歸田園的審美趣味，表達詩人們仕途不得志，逃避官場、清靜無為的人生追求；以南北朝樂府民歌為代表的文體，多展現百姓喜悲交加的生活，體現風俗人情。

文人們注重個人主體意識，在魏晉南北朝掀起高潮。文人本身由感而發，記錄個人的喜怒哀樂，使得作品的風格也大放異彩。千百文人，千百品格，各自成心，其異如面，由於作家個人的差異，最終也形成不同的藝術風格。

曹丕在《典論·文論》中提出“文以氣為主”，這一理論源自於魏晉時期的對人物品性考察之說，“文以氣為主”主要強調文人本身的心理特徵，如個性、情感、意志等，所以曹丕的文氣分為兩種，有“清濁”之說，分為“陽剛”和“陰柔”，無論是哪一種文氣，均主張文人應該心中真正的產生某種感情，借“文體”抒發真實情感，達到一種“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渾然狀態。故陸機在《文賦》中說：

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

陸機認為，文學創作活動是由物感而發，看見四季的變化，產生某種心情，然後抒發出來，正是強調文人的性情應該是與自然的節律一致。同時，鍾嶸在《詩品序》中說：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盪性情，行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古人常說“睹物思人”，魏晉南北朝時的鐘嶸也認可這一點，他也認為，詩人的情感萌發是自然變化的產物，人在自然狀態下生活，就會“因物生情”，實現自然與情感的交流，才能真摯展現藝術的至境，這與魏晉時期的玄學思潮不無關係。

除此之外，文學情感的表現也外化為形式，在魏晉時期強調詩歌應該使用對偶的修辭、駢散結合的格式、永明聲律的聲韻等。所以，魏晉南北朝時期，文的自覺也表現為“情感”的自覺、形式的自覺，只有情感真摯，形式完美，才能展現獨特的文人風格（氣節），產生一部文采斐然的作品。

劉勰在《文心雕龍·序志》中提出：“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劉勰文人寫詩作文是一種“心物交織”的過程，人本身具有超乎萬物的智慧，文人可以透過詩文來袒露心志，將自己的心靈寄託在文章中，流傳後世，啟迪後人。這一點，體現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人的生命意識，他們心中的詩文更加強調一種時間性和空間性，用心創作一篇精湛的詩文，方可以流傳於世，讓後人常讀常新。

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治十分混亂，文人們對政壇風氣十分痛苦，多數文人受佛教影響，追求內心的解脫，以“物”寄託憂思。其中，“酒”便成了一種淡化痛苦的選擇，《世說新語》中說 “痛飲酒, 熟讀離騷 , 便可稱名士 ”藉以表達文人透過飲酒、讀騷便可以淨化心靈，表達情感。如曹操的《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 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曹操在這首詩中以“酒”為物，借“酒”言真情，表達了作者求賢若渴的心情、平定天下的壯志，卻又感嘆時光易逝、人生短暫的憂思之情。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人主張真性情，他們認為脫離了人的自然性情便是虛假情意，所以這一時期的文人嚮往真誠的文章，反對矯情的雕琢。體現了一種“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的作文態度。

魏晉南北朝由於脫離了儒教的束縛，開始走向“道法自然”的生命狀態，文人們在解放思想後，開始追求展現自我意識的生存狀態，這一時期的文人開始主動追求文學作品的形態，開創了一個“文學自覺”時代，而文學的自覺體現在文人本身的自覺，取締了文學“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工具性，而是主張反映個人的風神氣韻；體現在文人由個人氣質，造成風格異樣的文學體性，或豪放，或典雅，或飄逸；體現在文氣感物言情，真摯地表達個人情感，而非虛假雕琢；體現在興寄於心的生命意識，透過樹德建言來揚名後世。然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自覺在中國文學史上只是曇花一現，它因玄學的產生而發展，雖玄學的消退而匿亡，但卻給讓人不斷反思著“人”與“文”的關係。

指的是哲學精神，在魏晉南北朝中國的文化精神是一個大轉折的時代，儒佛道逐漸交融，空靈剔透是這個時代的特點，在各個領域達到一個可以與春秋百家爭鳴時期媲美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