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戴高樂以優異成績從軍校畢業，選擇去貝當的步兵第33團。在他看來，下一場戰爭很有可能在北方發生。由於戴高樂和貝當都來自北方，均信奉天主教，特別是在軍事觀點上看法一致，他們很快成了忘年之交。但不久貝當調離了。
留下來的戴高樂中尉一如既往的訓練和研究戰術，憑藉軍人的直覺，他認為戰爭就要到來，迫切希望建功立業，對得起自己法國貴族的身份。很快，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讓戴高樂興奮不已，但4年的戰爭，他只參加了“4個月”。
按照法軍統帥部的作戰計劃，戴高樂所在的部隊奉命越過比利時邊境，向德國進攻。不料，與德軍實施“施裡芬計劃”的部隊迎面相撞，“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兩軍展開了激烈地廝殺，槍炮聲掩蓋了受傷士兵的吶喊聲，雙方均損失慘重。
戴高樂第一次面對慘烈的戰爭場面，似乎並沒有太多的不適應，反而更加勇敢的衝鋒。可是，2米多高的“大個子”成為對手最好的瞄準目標，一發子彈擊中了他的大腿，住院3個月後重返部隊時，德、法兩軍形成了相持，轉為塹壕戰、陣地戰。
因為“大個子”太容易“吸引”子彈，上校團長將戴高樂留在身邊，成為團長助理。一月後，一塊彈片擊中他的左手，傷勢不大，但傷口感染，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療。3個月後，再回部隊時，被授予上尉軍銜，可以指揮一個連。
1916年2月，德軍在西線的凡爾登地區實施突擊，法軍防線被分割成幾段，形勢極其危機。於是，戴高樂所在的第33團開赴凡爾登戰場，佈滿彈坑的土地上屍橫遍野，老鼠成群，彷彿人間地獄。這就是一戰中有名的“凡爾登絞肉機”。
伴隨著隆隆炮聲，德軍開始進攻，法軍損失慘重。戴高樂還沒有從炮聲中清醒過來，德軍就已經將他的連隊包圍了。雙方展開了白刃戰，其大腿被刺刀刺中，並中毒氣昏迷倒在地上，團長在望遠鏡中清楚地看到戴高樂的連隊“全軍覆沒”。
戴高樂陣亡的訊息，讓時任凡爾登戰區司令官的貝當傷心不已，“追授”他一枚十字勳章。然而，“命大”的戴高樂並沒有死，當他從昏迷中醒過來時，身邊站滿剛才與其拼刺刀的德軍。這次受傷，讓他成為了德軍俘虜，從此遠離戰場。
成為戰俘的戴高樂無比沮喪，建功立業的目標還未達成，就遠離戰場。更讓他受不了的是，堂堂一貴族成為戰俘，是一件可恥、讓家族蒙羞的事。從小就拒絕服從他人的戴高樂，決定以實際行動——“越獄”，證明自己的“絕不屈服”。
然而，他密謀了7次“越獄”均已失敗告終，成為戰俘營重點防範的物件。為了防止其逃跑，戴高樂被不斷地轉換戰俘營。儘管更換的戰俘營，防範級別越來越高，但依然抹滅不了他一心要“出去”的念頭。
最搞笑的一次，是戴高樂的第一次“越獄”。當時，他被關在臨時的收容所裡，趁守衛不注意，偷了一套德軍服裝，企圖矇混過關。誰知，他的個子太高，衣袖僅到胳膊肘，褲子只到膝蓋處，非常滑稽可笑。沒跑多遠，就被抓了回來。
最接近成功的的一次，是他第三次“越獄”。他吞服凍瘡藥膏，假裝得了黃疸病，住進監獄醫院。在一名戰俘的幫助下，兩人走出醫院直奔瑞士邊境，他們度過了8天的自由生活。就在離邊境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時，被發現並送回了戰俘營。
戴高樂三番五次的“越獄”，成為戰俘營的知名人物，更是德軍管理者重點的防範物件，對他的懲罰也越來越重。重回戰俘營的戴高樂面對的是2個月的“小黑屋”，每天只有半小時的室外活動時間，但他依然在謀劃“越獄”。
隨著一戰即將結束，法、德兩國關係趨於緩和。德國戰俘營的管理者，似乎對戴高樂也放鬆了警惕，並對他“越獄”的行為不再過於關注。因為，在他們看來，2米多的“大個子”到哪裡都受人矚目，被發現是遲早的事情。
果不其然，他的“大個子”和他怪異的談吐，讓戴高樂沒走多遠，就被發現並送回戰俘營。在歷時4多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戴高樂因受傷住院9個月，又度過了3年零3個月的戰俘營生活，其實際參戰時間僅為4個月。
戰俘營的生活，對於思想活躍、喜歡隨心所欲的戴高樂來說，無疑是最黑暗的日子。每天除了謀劃“越獄”外，有“大把的時間”結交朋友、分析對手、研究戰術。這對於他以後成為法國總統，積累了許多寶貴的資源。
首先，由於經常“逃跑”，在戰俘中的威望很高。戴高樂結識一些逃跑未遂的戰友，併成為患難之交，其中就有後來成為法國《時報》的專欄作家雷米.魯爾，經常撰文支援戴高樂；還有首先響應“6.18”召喚的，法屬印度支那總督卡特魯。
其次，看書讀報，有時間思考。當戰俘最大的好處是，每天能閱讀德文報紙，這對善於思考的戴高樂來說，是關注戰爭進展和了解對手的最好方法。他做了許多摘抄，並完成了其第一部書《敵人內部的傾軋》，分析德軍內部的勾心鬥角。
更為重要的是，戴高樂潛心研究一戰中各國的戰略戰術，尤其是對坦克在未來戰爭的作用，進行了大量的預見性理論研究。在他看來，未來戰場的“主宰者”一定是大規模的坦克部隊，這也是他在戰後，極力主張建立裝甲部隊的原因。
戴高樂最願意做的，還是給戰俘軍官們講戰略課或者形勢報告。他運用自己豐富的軍事歷史知識，介紹法國軍隊的戰術特徵，並結合正在進行的戰爭，分析戰局走向，儼然就是一個歷史課“教授”。同時，也滿足了他喜歡“說教”的“貴族”感。
儘管戰俘軍官們佩服戴高樂驚人的記憶力，淵博的知識，以及沉穩、理智的優點。但也發現他冷漠、性格倔強，尤其是發表意見時，不容他人爭辯，語氣武斷，而且態度傲慢，難以接近。於是，在戰俘營裡，他又有了新的綽號“大元帥”。
像戴高樂這樣的性格在和平時期是很難升遷的。如果不是他在戰俘營認識的一群患難戰友，積極響應他的號召，很難有著名的“自由法國運動”；如果不是他在關鍵時刻，樹起抵抗德國的“大旗”，想必也不會有以後的法國總統。由此看來，戰俘營的生活還是值得的。
參考文獻：《二戰全史》、《戴高樂》
1912年，戴高樂以優異成績從軍校畢業，選擇去貝當的步兵第33團。在他看來，下一場戰爭很有可能在北方發生。由於戴高樂和貝當都來自北方，均信奉天主教，特別是在軍事觀點上看法一致，他們很快成了忘年之交。但不久貝當調離了。
留下來的戴高樂中尉一如既往的訓練和研究戰術，憑藉軍人的直覺，他認為戰爭就要到來，迫切希望建功立業，對得起自己法國貴族的身份。很快，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讓戴高樂興奮不已，但4年的戰爭，他只參加了“4個月”。
初上戰場的戴高樂，見識了戰爭的殘酷。按照法軍統帥部的作戰計劃，戴高樂所在的部隊奉命越過比利時邊境，向德國進攻。不料，與德軍實施“施裡芬計劃”的部隊迎面相撞，“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兩軍展開了激烈地廝殺，槍炮聲掩蓋了受傷士兵的吶喊聲，雙方均損失慘重。
戴高樂第一次面對慘烈的戰爭場面，似乎並沒有太多的不適應，反而更加勇敢的衝鋒。可是，2米多高的“大個子”成為對手最好的瞄準目標，一發子彈擊中了他的大腿，住院3個月後重返部隊時，德、法兩軍形成了相持，轉為塹壕戰、陣地戰。
因為“大個子”太容易“吸引”子彈，上校團長將戴高樂留在身邊，成為團長助理。一月後，一塊彈片擊中他的左手，傷勢不大，但傷口感染，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療。3個月後，再回部隊時，被授予上尉軍銜，可以指揮一個連。
1916年2月，德軍在西線的凡爾登地區實施突擊，法軍防線被分割成幾段，形勢極其危機。於是，戴高樂所在的第33團開赴凡爾登戰場，佈滿彈坑的土地上屍橫遍野，老鼠成群，彷彿人間地獄。這就是一戰中有名的“凡爾登絞肉機”。
伴隨著隆隆炮聲，德軍開始進攻，法軍損失慘重。戴高樂還沒有從炮聲中清醒過來，德軍就已經將他的連隊包圍了。雙方展開了白刃戰，其大腿被刺刀刺中，並中毒氣昏迷倒在地上，團長在望遠鏡中清楚地看到戴高樂的連隊“全軍覆沒”。
戴高樂陣亡的訊息，讓時任凡爾登戰區司令官的貝當傷心不已，“追授”他一枚十字勳章。然而，“命大”的戴高樂並沒有死，當他從昏迷中醒過來時，身邊站滿剛才與其拼刺刀的德軍。這次受傷，讓他成為了德軍俘虜，從此遠離戰場。
絕不屈服的戴高樂，開始了“越獄”生活。成為戰俘的戴高樂無比沮喪，建功立業的目標還未達成，就遠離戰場。更讓他受不了的是，堂堂一貴族成為戰俘，是一件可恥、讓家族蒙羞的事。從小就拒絕服從他人的戴高樂，決定以實際行動——“越獄”，證明自己的“絕不屈服”。
然而，他密謀了7次“越獄”均已失敗告終，成為戰俘營重點防範的物件。為了防止其逃跑，戴高樂被不斷地轉換戰俘營。儘管更換的戰俘營，防範級別越來越高，但依然抹滅不了他一心要“出去”的念頭。
最搞笑的一次，是戴高樂的第一次“越獄”。當時，他被關在臨時的收容所裡，趁守衛不注意，偷了一套德軍服裝，企圖矇混過關。誰知，他的個子太高，衣袖僅到胳膊肘，褲子只到膝蓋處，非常滑稽可笑。沒跑多遠，就被抓了回來。
最接近成功的的一次，是他第三次“越獄”。他吞服凍瘡藥膏，假裝得了黃疸病，住進監獄醫院。在一名戰俘的幫助下，兩人走出醫院直奔瑞士邊境，他們度過了8天的自由生活。就在離邊境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時，被發現並送回了戰俘營。
戴高樂三番五次的“越獄”，成為戰俘營的知名人物，更是德軍管理者重點的防範物件，對他的懲罰也越來越重。重回戰俘營的戴高樂面對的是2個月的“小黑屋”，每天只有半小時的室外活動時間，但他依然在謀劃“越獄”。
隨著一戰即將結束，法、德兩國關係趨於緩和。德國戰俘營的管理者，似乎對戴高樂也放鬆了警惕，並對他“越獄”的行為不再過於關注。因為，在他們看來，2米多的“大個子”到哪裡都受人矚目，被發現是遲早的事情。
果不其然，他的“大個子”和他怪異的談吐，讓戴高樂沒走多遠，就被發現並送回戰俘營。在歷時4多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戴高樂因受傷住院9個月，又度過了3年零3個月的戰俘營生活，其實際參戰時間僅為4個月。
除了“越獄”，戴高樂也是收穫滿滿。戰俘營的生活，對於思想活躍、喜歡隨心所欲的戴高樂來說，無疑是最黑暗的日子。每天除了謀劃“越獄”外，有“大把的時間”結交朋友、分析對手、研究戰術。這對於他以後成為法國總統，積累了許多寶貴的資源。
首先，由於經常“逃跑”，在戰俘中的威望很高。戴高樂結識一些逃跑未遂的戰友，併成為患難之交，其中就有後來成為法國《時報》的專欄作家雷米.魯爾，經常撰文支援戴高樂；還有首先響應“6.18”召喚的，法屬印度支那總督卡特魯。
其次，看書讀報，有時間思考。當戰俘最大的好處是，每天能閱讀德文報紙，這對善於思考的戴高樂來說，是關注戰爭進展和了解對手的最好方法。他做了許多摘抄，並完成了其第一部書《敵人內部的傾軋》，分析德軍內部的勾心鬥角。
更為重要的是，戴高樂潛心研究一戰中各國的戰略戰術，尤其是對坦克在未來戰爭的作用，進行了大量的預見性理論研究。在他看來，未來戰場的“主宰者”一定是大規模的坦克部隊，這也是他在戰後，極力主張建立裝甲部隊的原因。
戴高樂最願意做的，還是給戰俘軍官們講戰略課或者形勢報告。他運用自己豐富的軍事歷史知識，介紹法國軍隊的戰術特徵，並結合正在進行的戰爭，分析戰局走向，儼然就是一個歷史課“教授”。同時，也滿足了他喜歡“說教”的“貴族”感。
儘管戰俘軍官們佩服戴高樂驚人的記憶力，淵博的知識，以及沉穩、理智的優點。但也發現他冷漠、性格倔強，尤其是發表意見時，不容他人爭辯，語氣武斷，而且態度傲慢，難以接近。於是，在戰俘營裡，他又有了新的綽號“大元帥”。
像戴高樂這樣的性格在和平時期是很難升遷的。如果不是他在戰俘營認識的一群患難戰友，積極響應他的號召，很難有著名的“自由法國運動”；如果不是他在關鍵時刻，樹起抵抗德國的“大旗”，想必也不會有以後的法國總統。由此看來，戰俘營的生活還是值得的。
參考文獻：《二戰全史》、《戴高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