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故鄉》這篇小說裡紀念他的故鄉，但其實那故鄉沒有什麼可紀念，結果是過去的夢幻為現實的Sunny所衝破，只剩下了悲哀。但此外也有希望，希望後輩有他們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原文結末雲：“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這是很好的格言，也說得很好，沒有尼采式的那麼深刻，但是深遠得多了。 這裡前後有兩個故鄉，其一是過去，其二是現在的。過去的故鄉以閏土為中心，借了這個年青的農民，寫出小時候所神往的境地：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著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現在先從閏土說起。這閏土本名章運水，小說裡把土代替了水字，閏運是同音的，也替換了，在國音裡閏讀如潤，便有點隔離了，他的父親名叫章福慶，是城東北道墟鄉杜浦村人，那裡是海邊，他種著沙地，卻是一個手藝工人，能制竹器，在周家做“忙月”，意思即是幫忙的，因為他並非長年，只在過年過節以及收租曬穀的時候來做工罷了。他有時來取稻草灰，也帶了運水來過，但是有一年因為值祭，新年神像前的祭器需要人看守，那時便找運水來擔任，新年照例至正月十八為止，所以他那一次的住在城內是相當長久的。 看守祭器 本文中說大祭祀的值年離現在將有三十年了，那小說是一九二一年寫的，計算起來該是一八九一年左右，事實上是光緒癸巳即一八九三年，那時魯迅是十三歲。在覆盆橋周家有兩個較大的祭祀值年，其一是第七世八世祖的致公祭，由致中和三房輪值，致房下分為智仁勇，智房下又分為興立誠，魯迅是興房派下的。所以須得二十七年才能輪到一回。其二是第九世祖的佩公祭，單由致房各派輪值，這隻要九年就夠了。一八九三年輪值的祭祀乃是佩公祭，因為在丙申即一八九六年伯宜公代立房值年。白盡義務（立房的子京將祭田田租預先押錢花光，發狂而死，已見《百草園雜記》中，）正是此後第三年。其次是佩公祭資產較多，祭祀比較豐盛，神像前有一副古銅大五事，即是香爐燭臺和花瓶，很是高大，分量也很重，偷去一隻便很值點錢，所以特別要有人看守才行。還有一件特別的事故，便是魯迅的曾祖母戴老太太以七十九歲的高壽於前一年即壬辰的除夕去世，大堂前要停靈，值年的祖像只好移掛別處，就借用了仁房所有的“大書房”在“志伊學顏”的橫匾下陳設起來。那是在大門內西偏，門口沒有看門的人，很是不謹慎，當時仁房玉田在那裡設著家塾，孟夫子即孔乙已就有時會溜進來，拿走一點文房具的。因此之故，看守更是不可少了。 閏土父子 本文裡說閏土能裝弶捕小鳥雀，這是他父親的事，在《朝華夕拾》中曾有過一段敘述。他的父親名福慶，小孩們叫他“慶叔”，是種地兼做竹匠的，很是聰明能幹，他用米篩捕鳥，關在用竹絡倒放撐開的麻袋裡，後來拿錫酒壺盛大半壺水，把小鳥的頭塞在壺口內，使它窒息而死，都是很簡單巧妙的。壬辰那年冬天特別冷，下雪很多，積得有尺把厚，河水也凍了，有一兩天航船不能開行，是向來少有的事情。因為大雪的緣故鳥雀無處得食，所以捕獲很容易，這以後就再沒有這種機會，即使下點雪，也沒有那些鳥來了。這事可以斷定是在壬辰冬天，因為癸巳正月裡一直忙喪事和祭祀，不能再有這閒工夫了。閏土出場那時是第一次，中間隔了六年，他第二次出場是在庚子(1900)正月，初七日日記下雲，“午後至江橋，運水往陶二峰處測字，餘等同往觀之，皆讕語可噱。”測的不知是什麼字，但讕語有些卻還記得，有混沌乾坤，陰陽搭戤等句子，末了則厲聲曰：勿可著鬼那麼的著！閏土乃垂頭喪氣而出，魯迅便很嘲笑他，說他瘟了，學陶二峰的話來說他，使得他很窘。過了幾年之後，慶叔顯得衰老憂鬱，聽魯老太太說，才知道他家境不好，閏土結婚後與村中一個寡婦要好，終於鬧到離婚，章家當然要花了些錢。在閏土不滿意於包辦的婚姻，可能是有理由的，但海邊農家經過這一個風波，損失不小，難怪慶叔的大受打擊了。後來推想起來，陶二峰測字那時候大概正鬧著那問題，測字人看出他的神情，便那麼的訓斥了一頓，在這裡也正可以看到占卜者的機警與江湖訣了 豆腐西施 閏土的第三次出場是在民國以後，姑且說是民國元年(1912)吧。假定他是與魯迅同庚的，那麼那時該是三十二歲，但如本文中所說已經很是憔悴，因為如老實的農民一樣，都是“辛苦麻木而生活著”，這種暗淡的空氣，在鄉村裡原是很普遍的。魯迅的第二個故鄉乃是民國八年（一九一九）的紹興，在這背景出現的仍是閏土，他的樣子便是民初的那模樣，那海邊的幻景早已消滅，放在眼前的只是“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著”的老屋。那些稻雞、角雞、鵓鴣、跳魚，以及偷吃西瓜的小動物，叫作俗音遮字，小說中寫作犬邊查字的，都已不見影蹤，只換了幾個女人，裡邊當然也有衍太太，但特別提出的乃是綽號“豆腐西施”的楊二嫂。豆腐西施的名稱原是事出有因，楊二嫂這人當然只是小說化的人物。鄉下人聽故事看戲文，記住了貂蟬的名字，以為她一定是很“刁”的女人，所以用作罵人的名稱，又不知從哪裡聽說古時有個西施（紹興戲裡不記得出現過她），便拿來形容美人，其實是愛美的人，因為這裡邊很有些諷刺的分子。近處豆腐店裡大概出過這麼一個搔首弄姿的人，在魯迅的記憶上留下這個名號，至於實在的人物已經不詳，楊二嫂只是平常的街坊的女人，叫她頂替著這諢名而已。她的言行大抵是寫實的，不過並非出於某一個人，也含有衍太太的成份在內。 搬家 《故鄉》是一篇小說，讀者自應去當作小說看，不管它裡邊有多少事實。我們別一方面從裡邊舉出事實來，一則可以看著者怎樣使用材料，一則也略作說明，是一種註釋的性質。還有一層，讀者雖然不把小說當做事實，但可能有人會得去從其中想尋傳記的資料，這裡也就給予他們一點幫助，免得亂尋瞎找，以致虛實混淆在一起。這不但是小說，便是文藝性的自敘記錄也常是如此，德國文豪歌德寫有自敘傳，題名曰《詩與真實》，說得正好，表示裡邊含有這兩類性質的東西。兩者截然分開的固然也有，但大半或者是混合在一起，即是事實而有點詩化了，讀去是很好的文章，當作傳記資料去用時又有些出入，要經過點琢磨才能夠適合的嵌上去。這篇小說的基幹是從故鄉搬家北來的這一件事，在一九一九年冬天，於十二月一日離北京，二十九日回京，詳細路程當查《魯迅日記》，今可不贅。但事實便至此為止，此外多有些詩化的分子，如敘到了家門口時的情形，看見“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著”，這寫是很好，但實際上南方屋瓦只是虛疊著，不像北方用泥和灰粘住，裂縫中容得野草生根，那邊所有的是瓦松，到冬天都幹萎了，不會像莎草類那麼的有斷莖矗立著的。話雖如此，若是這裡說望見瓦楞上倒著些幹萎的瓦松，文字的效力便要差了不少了。 路程 從紹興到北京的路程，可以分作兩段，第一段是紹興至杭州，第二段是杭州至北京。這兩段長短大不一樣，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差別，前段水路坐船，後段陸路坐火車。杭州南星橋站出發，當天到達上海南站，次早北站上車，在南京浦口輪渡後，改坐津浦車，次日傍晚到天津，再搭那時的京奉車，當夜可抵正陽門，其間要換車四次，但坐火車總是一樣的。紹興出西郭門至蕭山的西興鎮只有驛路一站，坐民船隻一夜就夠了，從西興徒步或乘小轎過錢塘江，那時已用小火輪拖渡，平安迅速，對岸松毛場上岸便是杭州，離南星橋不遠，來得及買票上車。這一夜的民船最有趣味，但那也以歸鄉時為佳，因為夏晚蹲船頭上看水鄉風景確實不差，從紹興來時所見只是附郭一帶，無甚可看，而且離鄉的心情總不太好，也是一個原因。本文中說到路程，只是水路那一段，因為是搬家去的，連到家的時候也顯得有點暗淡，離家時自然更是如此，雖然說“我躺著，聽船底潺潺的水聲”，很簡單卻寫的很是得神。同行的人本文只說到母親與宏兒，這也自然是小說化的地方，事實上同走的連他自己共有七人，其中兩個小孩都是三弟婦的，長女末利才三歲，長子衝兩歲，時在鄉下病卒，次子還沒有名字，生後七個月，小說中便將他詩化了，成為八歲的宏兒，因為否則他就不能與閏土的兒子水生去做朋友了。 全文共6000多個字。作者對“故鄉”的感情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一般的感情，同時還是帶有個人色彩的特殊感情。在對“故鄉”沒有任何理性的思考之前，一個人就已經與它有了“剪不斷，理還亂”的精神聯絡。童年、少年與“故鄉”建立起的這種精神聯絡是一個人一生也不可能完全擺脫的。後來的印象不論多麼強烈都只是在這樣一個基礎上發生的，而且不可能完全擺脫開這種感情的藤蔓。具體到《故鄉》這篇小說中來說，“我”對“故鄉”現實的所有感受都是在少年時已經產生的感情關係的基礎上發生的。“我”已經不可能忘掉少年閏土那可愛的形象，已經不可能完全忘掉少年時形成的那個美好故鄉的回憶。此後的感受和印象是同少年時形成的這種印象疊加膠合在一起的。這就形成了多種情感的匯合、混合和化合。這樣的感情不是單純的，而是複雜的；不是色彩鮮明的，而是渾濁不清的。這樣的感情是一種哭不出來也笑不出來的感情，不是透過抒情的語言就可以表達清楚的。它要從心靈中一絲一絲地往外抽，慌不得也急不得。它需要時間，需要長度，需要讓讀者會慢慢地咀嚼、慢慢地感受和體驗。這種沒有鮮明色彩而又複雜的情感，在我們的感受中就是憂鬱。憂鬱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和情緒，是一種不強烈又輕易擺脫不掉的悠長而又悠長的情感和情緒的狀態。《故鄉》表現出來的是一種憂鬱的美，憂鬱是悠長的，這種美也是悠長的。小說中魯迅主要表現了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對客觀現實的反映，作品透過記憶中的故鄉和現實目睹的故鄉對比，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封建主義的壓榨給人民造成的苦難，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後農村破產，農民痛苦生活的現實。 另一方面，集中體現了魯迅先生對“人性”探索的意義。作品深刻指出了由於受封建社會傳統觀念的影響，勞苦大眾精神上受到極大束縛，古訓築成的高牆，使人與人隔膜起來。突出反映了魯迅對“國民性”的拯救。
魯迅在《故鄉》這篇小說裡紀念他的故鄉，但其實那故鄉沒有什麼可紀念，結果是過去的夢幻為現實的Sunny所衝破，只剩下了悲哀。但此外也有希望，希望後輩有他們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原文結末雲：“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這是很好的格言，也說得很好，沒有尼采式的那麼深刻，但是深遠得多了。 這裡前後有兩個故鄉，其一是過去，其二是現在的。過去的故鄉以閏土為中心，借了這個年青的農民，寫出小時候所神往的境地：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著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現在先從閏土說起。這閏土本名章運水，小說裡把土代替了水字，閏運是同音的，也替換了，在國音裡閏讀如潤，便有點隔離了，他的父親名叫章福慶，是城東北道墟鄉杜浦村人，那裡是海邊，他種著沙地，卻是一個手藝工人，能制竹器，在周家做“忙月”，意思即是幫忙的，因為他並非長年，只在過年過節以及收租曬穀的時候來做工罷了。他有時來取稻草灰，也帶了運水來過，但是有一年因為值祭，新年神像前的祭器需要人看守，那時便找運水來擔任，新年照例至正月十八為止，所以他那一次的住在城內是相當長久的。 看守祭器 本文中說大祭祀的值年離現在將有三十年了，那小說是一九二一年寫的，計算起來該是一八九一年左右，事實上是光緒癸巳即一八九三年，那時魯迅是十三歲。在覆盆橋周家有兩個較大的祭祀值年，其一是第七世八世祖的致公祭，由致中和三房輪值，致房下分為智仁勇，智房下又分為興立誠，魯迅是興房派下的。所以須得二十七年才能輪到一回。其二是第九世祖的佩公祭，單由致房各派輪值，這隻要九年就夠了。一八九三年輪值的祭祀乃是佩公祭，因為在丙申即一八九六年伯宜公代立房值年。白盡義務（立房的子京將祭田田租預先押錢花光，發狂而死，已見《百草園雜記》中，）正是此後第三年。其次是佩公祭資產較多，祭祀比較豐盛，神像前有一副古銅大五事，即是香爐燭臺和花瓶，很是高大，分量也很重，偷去一隻便很值點錢，所以特別要有人看守才行。還有一件特別的事故，便是魯迅的曾祖母戴老太太以七十九歲的高壽於前一年即壬辰的除夕去世，大堂前要停靈，值年的祖像只好移掛別處，就借用了仁房所有的“大書房”在“志伊學顏”的橫匾下陳設起來。那是在大門內西偏，門口沒有看門的人，很是不謹慎，當時仁房玉田在那裡設著家塾，孟夫子即孔乙已就有時會溜進來，拿走一點文房具的。因此之故，看守更是不可少了。 閏土父子 本文裡說閏土能裝弶捕小鳥雀，這是他父親的事，在《朝華夕拾》中曾有過一段敘述。他的父親名福慶，小孩們叫他“慶叔”，是種地兼做竹匠的，很是聰明能幹，他用米篩捕鳥，關在用竹絡倒放撐開的麻袋裡，後來拿錫酒壺盛大半壺水，把小鳥的頭塞在壺口內，使它窒息而死，都是很簡單巧妙的。壬辰那年冬天特別冷，下雪很多，積得有尺把厚，河水也凍了，有一兩天航船不能開行，是向來少有的事情。因為大雪的緣故鳥雀無處得食，所以捕獲很容易，這以後就再沒有這種機會，即使下點雪，也沒有那些鳥來了。這事可以斷定是在壬辰冬天，因為癸巳正月裡一直忙喪事和祭祀，不能再有這閒工夫了。閏土出場那時是第一次，中間隔了六年，他第二次出場是在庚子(1900)正月，初七日日記下雲，“午後至江橋，運水往陶二峰處測字，餘等同往觀之，皆讕語可噱。”測的不知是什麼字，但讕語有些卻還記得，有混沌乾坤，陰陽搭戤等句子，末了則厲聲曰：勿可著鬼那麼的著！閏土乃垂頭喪氣而出，魯迅便很嘲笑他，說他瘟了，學陶二峰的話來說他，使得他很窘。過了幾年之後，慶叔顯得衰老憂鬱，聽魯老太太說，才知道他家境不好，閏土結婚後與村中一個寡婦要好，終於鬧到離婚，章家當然要花了些錢。在閏土不滿意於包辦的婚姻，可能是有理由的，但海邊農家經過這一個風波，損失不小，難怪慶叔的大受打擊了。後來推想起來，陶二峰測字那時候大概正鬧著那問題，測字人看出他的神情，便那麼的訓斥了一頓，在這裡也正可以看到占卜者的機警與江湖訣了 豆腐西施 閏土的第三次出場是在民國以後，姑且說是民國元年(1912)吧。假定他是與魯迅同庚的，那麼那時該是三十二歲，但如本文中所說已經很是憔悴，因為如老實的農民一樣，都是“辛苦麻木而生活著”，這種暗淡的空氣，在鄉村裡原是很普遍的。魯迅的第二個故鄉乃是民國八年（一九一九）的紹興，在這背景出現的仍是閏土，他的樣子便是民初的那模樣，那海邊的幻景早已消滅，放在眼前的只是“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著”的老屋。那些稻雞、角雞、鵓鴣、跳魚，以及偷吃西瓜的小動物，叫作俗音遮字，小說中寫作犬邊查字的，都已不見影蹤，只換了幾個女人，裡邊當然也有衍太太，但特別提出的乃是綽號“豆腐西施”的楊二嫂。豆腐西施的名稱原是事出有因，楊二嫂這人當然只是小說化的人物。鄉下人聽故事看戲文，記住了貂蟬的名字，以為她一定是很“刁”的女人，所以用作罵人的名稱，又不知從哪裡聽說古時有個西施（紹興戲裡不記得出現過她），便拿來形容美人，其實是愛美的人，因為這裡邊很有些諷刺的分子。近處豆腐店裡大概出過這麼一個搔首弄姿的人，在魯迅的記憶上留下這個名號，至於實在的人物已經不詳，楊二嫂只是平常的街坊的女人，叫她頂替著這諢名而已。她的言行大抵是寫實的，不過並非出於某一個人，也含有衍太太的成份在內。 搬家 《故鄉》是一篇小說，讀者自應去當作小說看，不管它裡邊有多少事實。我們別一方面從裡邊舉出事實來，一則可以看著者怎樣使用材料，一則也略作說明，是一種註釋的性質。還有一層，讀者雖然不把小說當做事實，但可能有人會得去從其中想尋傳記的資料，這裡也就給予他們一點幫助，免得亂尋瞎找，以致虛實混淆在一起。這不但是小說，便是文藝性的自敘記錄也常是如此，德國文豪歌德寫有自敘傳，題名曰《詩與真實》，說得正好，表示裡邊含有這兩類性質的東西。兩者截然分開的固然也有，但大半或者是混合在一起，即是事實而有點詩化了，讀去是很好的文章，當作傳記資料去用時又有些出入，要經過點琢磨才能夠適合的嵌上去。這篇小說的基幹是從故鄉搬家北來的這一件事，在一九一九年冬天，於十二月一日離北京，二十九日回京，詳細路程當查《魯迅日記》，今可不贅。但事實便至此為止，此外多有些詩化的分子，如敘到了家門口時的情形，看見“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著”，這寫是很好，但實際上南方屋瓦只是虛疊著，不像北方用泥和灰粘住，裂縫中容得野草生根，那邊所有的是瓦松，到冬天都幹萎了，不會像莎草類那麼的有斷莖矗立著的。話雖如此，若是這裡說望見瓦楞上倒著些幹萎的瓦松，文字的效力便要差了不少了。 路程 從紹興到北京的路程，可以分作兩段，第一段是紹興至杭州，第二段是杭州至北京。這兩段長短大不一樣，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差別，前段水路坐船，後段陸路坐火車。杭州南星橋站出發，當天到達上海南站，次早北站上車，在南京浦口輪渡後，改坐津浦車，次日傍晚到天津，再搭那時的京奉車，當夜可抵正陽門，其間要換車四次，但坐火車總是一樣的。紹興出西郭門至蕭山的西興鎮只有驛路一站，坐民船隻一夜就夠了，從西興徒步或乘小轎過錢塘江，那時已用小火輪拖渡，平安迅速，對岸松毛場上岸便是杭州，離南星橋不遠，來得及買票上車。這一夜的民船最有趣味，但那也以歸鄉時為佳，因為夏晚蹲船頭上看水鄉風景確實不差，從紹興來時所見只是附郭一帶，無甚可看，而且離鄉的心情總不太好，也是一個原因。本文中說到路程，只是水路那一段，因為是搬家去的，連到家的時候也顯得有點暗淡，離家時自然更是如此，雖然說“我躺著，聽船底潺潺的水聲”，很簡單卻寫的很是得神。同行的人本文只說到母親與宏兒，這也自然是小說化的地方，事實上同走的連他自己共有七人，其中兩個小孩都是三弟婦的，長女末利才三歲，長子衝兩歲，時在鄉下病卒，次子還沒有名字，生後七個月，小說中便將他詩化了，成為八歲的宏兒，因為否則他就不能與閏土的兒子水生去做朋友了。 全文共6000多個字。作者對“故鄉”的感情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一般的感情，同時還是帶有個人色彩的特殊感情。在對“故鄉”沒有任何理性的思考之前，一個人就已經與它有了“剪不斷，理還亂”的精神聯絡。童年、少年與“故鄉”建立起的這種精神聯絡是一個人一生也不可能完全擺脫的。後來的印象不論多麼強烈都只是在這樣一個基礎上發生的，而且不可能完全擺脫開這種感情的藤蔓。具體到《故鄉》這篇小說中來說，“我”對“故鄉”現實的所有感受都是在少年時已經產生的感情關係的基礎上發生的。“我”已經不可能忘掉少年閏土那可愛的形象，已經不可能完全忘掉少年時形成的那個美好故鄉的回憶。此後的感受和印象是同少年時形成的這種印象疊加膠合在一起的。這就形成了多種情感的匯合、混合和化合。這樣的感情不是單純的，而是複雜的；不是色彩鮮明的，而是渾濁不清的。這樣的感情是一種哭不出來也笑不出來的感情，不是透過抒情的語言就可以表達清楚的。它要從心靈中一絲一絲地往外抽，慌不得也急不得。它需要時間，需要長度，需要讓讀者會慢慢地咀嚼、慢慢地感受和體驗。這種沒有鮮明色彩而又複雜的情感，在我們的感受中就是憂鬱。憂鬱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和情緒，是一種不強烈又輕易擺脫不掉的悠長而又悠長的情感和情緒的狀態。《故鄉》表現出來的是一種憂鬱的美，憂鬱是悠長的，這種美也是悠長的。小說中魯迅主要表現了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對客觀現實的反映，作品透過記憶中的故鄉和現實目睹的故鄉對比，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封建主義的壓榨給人民造成的苦難，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後農村破產，農民痛苦生活的現實。 另一方面，集中體現了魯迅先生對“人性”探索的意義。作品深刻指出了由於受封建社會傳統觀念的影響，勞苦大眾精神上受到極大束縛，古訓築成的高牆，使人與人隔膜起來。突出反映了魯迅對“國民性”的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