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衝破籠子的鳥兒回到樹林，像久困池中的魚兒遊進河流，脫下官袍卸去烏紗的陶淵明感到一身輕鬆。“舟遙遙以輕揚”，何等暢快；“風飄飄而吹衣”，多麼瀟灑；“悅親戚之情話”，感受溫馨；“樂琴書以消憂”，享受怡然。
從此，沒有了每月可得的五斗米，必須過一種共耕自食的生活。一家老小的生計就落在陶淵明的肩上，他像扛起鋤頭那樣把生活的責任扛起。農忙時，南山下種豆，清晨荷把鋤頭在肩上，那草似乎是成心和詩人鬥氣似的,長得比豆苗歡實,詩人不得不每天清早就上地除草,月上東山才荷鋤而歸,但他並不覺得累,一天的辛勞早被對豐收的憧憬沖淡。農閒時，他東籬下采來菊花，泡入酒中，那一份閒散那一份清雅，真是令人神往；有時也走得遠點，“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那種浪漫成為後世企羨的流風餘韻。
讓我至今困惑的一個問題是：那一雙白晰的握慣了筆管的手，是怎樣握緊了那粗壯又粗糙的鋤柄去南野開荒的？一個文人改行去做農夫，需要付出多大的勇氣呀！世俗的議論，貪官們的譏諷，是少不了的，唾沫星子能把人淹死，但陶淵明毫不在意。
只有心境淡遠的人才能甘於清淡的生活。陶淵明只希望有一片方圓十來畝的田地可以耕作，再在旁邊建造八九間草屋。房子不必多，但一定要雅，在綠樹掩映之中。屋後種上榆樹柳樹，屋前栽上桃樹李樹，春天，桃花粉紅，李花雪白，榆錢颯颯，柳條依依；秋天，桃子李子紛紛成熟，可緩一時之飢。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在炊煙的緩緩上升中，這樣一種田園生活是後世多少都市人夢寐以求的風景。
與那些熱衷於功名利祿者的阿諛諂媚、巴結奉承和投機鑽營相比，陶淵明守住心靈樂土，不願做貪官昏官的選擇確實難能可貴。對於當今熱衷功名利祿、削尖腦袋往上鑽的人，著實是一種很好的啟迪。
不要批評陶淵明的隱居是消極避世，難道我們要求他揭竿而起麼？在那樣一個“舉世皆濁”的世風中，陶淵明能守住心靈的一方淨土已屬不易，須知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試想，如果陶淵明不辭彭澤縣令，會怎樣？晉朝只是多了一個有良知的官員，而中國卻少了一位偉大的山水田園詩人，中國詩壇上將少了一位重量級人物。再說，如果陶淵明生活在一個“高薪養廉”的時代，他會依然歸隱嗎？ 寶貝放錯了位置便是垃圾，陶淵明是找準了自己位置的人。我們每個人都應當找準自己的位置。 陶淵明是一座歷史的豐碑，經歷歲月的風塵，愈加高大厚重。
公元365年，陶淵明出生在江西一個沒落官僚地主家庭。先祖陶侃曾任大司馬，後因家道中落，才生活困頓。年輕的陶淵明飽受儒家思想的浸染，立下大濟蒼生的抱負。而在封建社會，想要實現抱負，唯一的一條路就是入仕為官，治國平天下。由此可以看出，為官，曾是陶淵明追求的夢想。但是，當時的士族門閥制度阻礙了非士族出身的陶淵明進身的機會，做一個能治國平天下的大官成了他畢生無緣的夢想，所以他一直不願為官。直到29歲，因生活所迫，他才開始做一些小官，歷任江州祭酒、鎮軍參軍、建威參軍、彭澤令等官職；直到41歲，任彭澤令80天后，因為不肯“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而辭去官職，從此過著躬耕歸隱的生活，成為中國隱逸詩人之祖。
陶淵明的為官生涯一直持續了十三年，這對一個古人來說是不算短的年份，據此認為，如果陶淵明真的那麼討厭為官，他不可能持續那麼長的時間，他之所以堅持，幾次為官，是因為他沒有放棄自己的抱負，試圖為百姓謀福利；然而，官小權微，官場黑暗，再加上自己剛烈的性格，使他與那個黑暗的官場格格不入。在不容於官場和想要實現願望而這個願望在實際上是不可能實現的矛盾衝突中，他作了痛苦的抉擇，歸隱田園。他的歸隱，是一種悲哀的淡出，看似平淡的語句中包含的是對現實深沉的憤慨。因此，他在離開後也問自己：“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他的歸隱帶著解脫的快樂，但更多的是苦難的加劇。在陶淵明歸隱後，依然為“世與吾相違”而悲哀，還會問自己“胡為忽惶惶欲何之？”
可以看出，詩人的歸隱只是被動中的主動，是對“本我”、“真我”的追求，也是放縱心靈（對於社會政治理想和人格價值的儲存）與山水的安慰。
像衝破籠子的鳥兒回到樹林，像久困池中的魚兒遊進河流，脫下官袍卸去烏紗的陶淵明感到一身輕鬆。“舟遙遙以輕揚”，何等暢快；“風飄飄而吹衣”，多麼瀟灑；“悅親戚之情話”，感受溫馨；“樂琴書以消憂”，享受怡然。
從此，沒有了每月可得的五斗米，必須過一種共耕自食的生活。一家老小的生計就落在陶淵明的肩上，他像扛起鋤頭那樣把生活的責任扛起。農忙時，南山下種豆，清晨荷把鋤頭在肩上，那草似乎是成心和詩人鬥氣似的,長得比豆苗歡實,詩人不得不每天清早就上地除草,月上東山才荷鋤而歸,但他並不覺得累,一天的辛勞早被對豐收的憧憬沖淡。農閒時，他東籬下采來菊花，泡入酒中，那一份閒散那一份清雅，真是令人神往；有時也走得遠點，“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那種浪漫成為後世企羨的流風餘韻。
讓我至今困惑的一個問題是：那一雙白晰的握慣了筆管的手，是怎樣握緊了那粗壯又粗糙的鋤柄去南野開荒的？一個文人改行去做農夫，需要付出多大的勇氣呀！世俗的議論，貪官們的譏諷，是少不了的，唾沫星子能把人淹死，但陶淵明毫不在意。
只有心境淡遠的人才能甘於清淡的生活。陶淵明只希望有一片方圓十來畝的田地可以耕作，再在旁邊建造八九間草屋。房子不必多，但一定要雅，在綠樹掩映之中。屋後種上榆樹柳樹，屋前栽上桃樹李樹，春天，桃花粉紅，李花雪白，榆錢颯颯，柳條依依；秋天，桃子李子紛紛成熟，可緩一時之飢。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在炊煙的緩緩上升中，這樣一種田園生活是後世多少都市人夢寐以求的風景。
與那些熱衷於功名利祿者的阿諛諂媚、巴結奉承和投機鑽營相比，陶淵明守住心靈樂土，不願做貪官昏官的選擇確實難能可貴。對於當今熱衷功名利祿、削尖腦袋往上鑽的人，著實是一種很好的啟迪。
不要批評陶淵明的隱居是消極避世，難道我們要求他揭竿而起麼？在那樣一個“舉世皆濁”的世風中，陶淵明能守住心靈的一方淨土已屬不易，須知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試想，如果陶淵明不辭彭澤縣令，會怎樣？晉朝只是多了一個有良知的官員，而中國卻少了一位偉大的山水田園詩人，中國詩壇上將少了一位重量級人物。再說，如果陶淵明生活在一個“高薪養廉”的時代，他會依然歸隱嗎？ 寶貝放錯了位置便是垃圾，陶淵明是找準了自己位置的人。我們每個人都應當找準自己的位置。 陶淵明是一座歷史的豐碑，經歷歲月的風塵，愈加高大厚重。
公元365年，陶淵明出生在江西一個沒落官僚地主家庭。先祖陶侃曾任大司馬，後因家道中落，才生活困頓。年輕的陶淵明飽受儒家思想的浸染，立下大濟蒼生的抱負。而在封建社會，想要實現抱負，唯一的一條路就是入仕為官，治國平天下。由此可以看出，為官，曾是陶淵明追求的夢想。但是，當時的士族門閥制度阻礙了非士族出身的陶淵明進身的機會，做一個能治國平天下的大官成了他畢生無緣的夢想，所以他一直不願為官。直到29歲，因生活所迫，他才開始做一些小官，歷任江州祭酒、鎮軍參軍、建威參軍、彭澤令等官職；直到41歲，任彭澤令80天后，因為不肯“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而辭去官職，從此過著躬耕歸隱的生活，成為中國隱逸詩人之祖。
陶淵明的為官生涯一直持續了十三年，這對一個古人來說是不算短的年份，據此認為，如果陶淵明真的那麼討厭為官，他不可能持續那麼長的時間，他之所以堅持，幾次為官，是因為他沒有放棄自己的抱負，試圖為百姓謀福利；然而，官小權微，官場黑暗，再加上自己剛烈的性格，使他與那個黑暗的官場格格不入。在不容於官場和想要實現願望而這個願望在實際上是不可能實現的矛盾衝突中，他作了痛苦的抉擇，歸隱田園。他的歸隱，是一種悲哀的淡出，看似平淡的語句中包含的是對現實深沉的憤慨。因此，他在離開後也問自己：“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他的歸隱帶著解脫的快樂，但更多的是苦難的加劇。在陶淵明歸隱後，依然為“世與吾相違”而悲哀，還會問自己“胡為忽惶惶欲何之？”
可以看出，詩人的歸隱只是被動中的主動，是對“本我”、“真我”的追求，也是放縱心靈（對於社會政治理想和人格價值的儲存）與山水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