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以來 “禮儀之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禮”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和精髓。自東漢儒者鄭玄為《周禮》（《周官》）、《儀禮》、《禮記》（《小戴禮記》）作注後，“三禮學”宣告形成。
雖然自魏晉以迄明清，歷代都有眾多學者孜孜於“三禮”的校訂、註釋和研究，成就斐然，但“三禮學”素稱難治，歷代學人多視“三禮”研究為畏途，尤其是由於時稱事易，加上古文簡奧，遂使後世學者對於“三禮”中有關輿服、宮室、器具的款式、形制的記載難以準確的閱讀和理解。於是自漢代起，就有學者以繪圖的方式對禮書中關於輿服、宮室、器具的款式、形制的文字記載進行說明。其後代不乏人。據清代《四庫》館臣考證，自漢至隋，為禮書作圖者有鄭玄、阮諶、夏侯伏朗、張鎰、梁正、隋文帝開皇年間（公元581年～公元600年）禮部諸臣等人。五代北宋之際，著名的禮學家聶崇義在博覽以往學者繪製的《三禮》圖的基礎上，鑽研尋繹，推較詳求，繪製二十卷《新定三禮圖》（北宋以後歷代的刻本、影抄本題名不一，或題作《三禮圖集註》，或題作《三禮圖》）。
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中心的丁鼎教授廣搜眾本，博覽群書，對聶氏《新定三禮圖》進行了標點、校勘和註釋。由丁鼎教授點校、解說的《新定三禮圖》，已由清華大學出版社於2006年11月出版。
首先，丁鼎教授對《新定三禮圖》的標點，無論是對中國古代禮學的研究人員，還是對中國古代禮儀文化懷有濃厚興趣的一般讀者等不同群體而言，都是極有裨益之舉。眾所周知，聶崇義的《新定三禮圖》一直未出版過標點本，而只有幾種繁體、豎排、無標點的刻本、抄本和影印本行世。這樣一部文字晦澀、文義艱深的禮書，不僅對於一般讀者的閱讀理解是非常困難的，即使對於一些專門從事中國古代禮學、禮制研究的學者而言也都是頗感棘手的問題。丁鼎教授依據現代人的閱讀習慣，使用現代標點，對《新定三禮圖》一書進行標點，基本滿足了不同層面的讀者順利閱讀、理解的需求。
其次，丁鼎教授對《新定三禮圖》進行的校勘頗為精當，值得稱道。中國古代傳世文獻在輾轉抄寫、刻印過程中，形成了種種不同的版本。由於受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不可避免的會產生諸如訛、脫、衍、倒和錯亂（文字次序混亂）等問題。如果不對存在上述錯誤的古籍進行必要的校勘，那麼，不僅會給讀者的閱讀、理解帶來不便，更會影響到有關學者利用這類存在上述問題的文獻所進行的學術研究的科學性、準確性。要保證校勘的質量，校勘古籍者必須具備精通文字、音韻、訓詁和文法的能力，並須具備諸如天文、曆法、地理沿革、職官制度、風俗習慣等方面的文化知識。
《新定三禮圖》是以目前可知傳世最早的刊本，即於南宋孝宗淳熈二年（公元1175年）鎮江府學據蜀本重刻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影印）為校勘底本（書中稱之為“宋本”），以《四部叢刊三編》影印的蒙古定宗二年（公元1247年）析城鄭氏家塾重校本（書中稱之為“《四部叢刊》本”）、《四庫全書》繕錄錢曾也是園影宋抄本（書中稱之為“《四庫》本”）為參校本。同時，利用《周禮》、《儀禮》、《禮記》經文及有關注、疏，以及清代學者江永、王引之、孫詒讓等人的相關考釋，並廣泛考稽《詩經》、《尚書》、《左傳》、《公羊傳》、《漢書》、《續漢書》、《匡謬正俗》、《舊唐書》、《新唐書》、《太平御覽》、《文獻通考》、《群書考索》、《格致鏡原》等眾多文獻，運用本校法、他校法、對校法，對聶氏《新定三禮圖》及其它若干文獻存在的疏誤進行了校訂。
大致說來，本書在校勘方面值得稱道有如下幾點：
（一）依據相關傳世文獻，對聶氏在撰述時由於記憶失誤，或疏於查核，或出於己意而隨意變改所引述的經典文字而導致《新定三禮圖》一書中存在的若干錯誤進行了修訂。如丁鼎教授透過對《尚書》的查核，指出《冕服圖·袞冕》這段經文並非出於《舜典》，而是出自今本《古文尚書·益稷》
（二）王國維先生治學首倡“二重證據法”，即以傳世文獻資料與地下出土資料相印證以探尋史實的方法。丁鼎教授在校釋《新定三禮圖》一書時，除了依據相關傳世文獻進行校勘外，還運用“二重證據法”對古代禮儀中若干懸而未決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判別。例如，關於古代禮器“獻（犧）尊”、“象尊”的形制，鄭玄等認為，“獻尊”是以刻畫的鳳皇形為飾，“象尊”是以象骨為飾；阮諶則認為“獻尊”是以刻畫的牛形為飾，“象尊”是以刻畫的象形為飾；王肅則以為“犧尊”刻製為牛形，“象尊”刻製為象形，皆鑿背為尊。三說不同。北宋時製作的“犧尊”、“象尊”祭器，形制，與王肅說大致相同。聶崇義在繪製“獻尊”、“象尊”時，依據阮諶、鄭玄之說立論，似乎否定了王肅之說。丁鼎先生則依據現代考古發現的象形及其它獸形之尊，說明王肅之說與史實相符
（三）聶氏《新定三禮圖》一書中的某些錯誤或許未必是聶氏之錯，而可能是出於後世手民的疏誤。
（四）丁鼎教授在校勘聶氏《新定三禮圖》時對其它相關傳世文獻的若干錯謬進行了糾正。
無庸置疑，丁鼎教授點校、解說的《新定三禮圖》是一部高水準的的古籍整理之作。然而金無足赤，如果吹毛以求的話，不可否認本書中也存在著一些解釋不當和值得商榷之處。例如，丁鼎教授在本書註釋中對中國古代帝王宗廟“四時祭”與“禘”、“祫”祭禮含義的解釋，似乎也有值得商榷之處。據有關文獻記載，自先秦時起，帝王宗廟於春、夏、秋、冬四季的孟月（即夏曆正月、四月、七月、十月）及臘舉行“四時祭”。關於“四時祭”祭名，《禮記》《王制》、《郊特牲》、《祭義》、《祭統》與《詩經·小雅·天保》、《周禮·春官·大宗伯》、《春秋公羊傳·桓公八年》、《爾雅·釋天》的記載，據傳世文獻及目前考古發現的商、周時期的甲骨文、金文的有關記載，這一時期，帝王宗廟祭祀型別繁雜多樣。商代甲骨祭祀卜辭記載的“帝（禘）”祭，是商王在一年中的任何一個季節都可以舉行的一種用來祭祀先公、先王、先臣以及除上天之外的其它諸神祇的祭典（董蓮池：《殷周禘祭探真》，《人文雜誌》1994年第5期）。周代金文記載的“啻”（禘）祭，則是王、諸侯、貴族於五月、六月、八月、九月祭祀近世祖先的禮儀。這與儒家典籍中不王不禘；禘祭始祖；禘分專祭、合祭等記載完全不同（劉雨：《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禮》，《考古學報》1989年第4期）。
當然，瑕不掩瑜，儘管存在上述問題，丁鼎教授新校釋的《新定三禮圖》仍不失為一部成功的高水平的古籍整理之作，是一項嘉惠學林、值得稱道的禮學研究新成果。我們相信，這部《新定三禮圖》的出版，必然會對中國古代禮學的研究、中國古代禮儀知識的普及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
中國自古以來 “禮儀之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禮”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和精髓。自東漢儒者鄭玄為《周禮》（《周官》）、《儀禮》、《禮記》（《小戴禮記》）作注後，“三禮學”宣告形成。
雖然自魏晉以迄明清，歷代都有眾多學者孜孜於“三禮”的校訂、註釋和研究，成就斐然，但“三禮學”素稱難治，歷代學人多視“三禮”研究為畏途，尤其是由於時稱事易，加上古文簡奧，遂使後世學者對於“三禮”中有關輿服、宮室、器具的款式、形制的記載難以準確的閱讀和理解。於是自漢代起，就有學者以繪圖的方式對禮書中關於輿服、宮室、器具的款式、形制的文字記載進行說明。其後代不乏人。據清代《四庫》館臣考證，自漢至隋，為禮書作圖者有鄭玄、阮諶、夏侯伏朗、張鎰、梁正、隋文帝開皇年間（公元581年～公元600年）禮部諸臣等人。五代北宋之際，著名的禮學家聶崇義在博覽以往學者繪製的《三禮》圖的基礎上，鑽研尋繹，推較詳求，繪製二十卷《新定三禮圖》（北宋以後歷代的刻本、影抄本題名不一，或題作《三禮圖集註》，或題作《三禮圖》）。
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中心的丁鼎教授廣搜眾本，博覽群書，對聶氏《新定三禮圖》進行了標點、校勘和註釋。由丁鼎教授點校、解說的《新定三禮圖》，已由清華大學出版社於2006年11月出版。
首先，丁鼎教授對《新定三禮圖》的標點，無論是對中國古代禮學的研究人員，還是對中國古代禮儀文化懷有濃厚興趣的一般讀者等不同群體而言，都是極有裨益之舉。眾所周知，聶崇義的《新定三禮圖》一直未出版過標點本，而只有幾種繁體、豎排、無標點的刻本、抄本和影印本行世。這樣一部文字晦澀、文義艱深的禮書，不僅對於一般讀者的閱讀理解是非常困難的，即使對於一些專門從事中國古代禮學、禮制研究的學者而言也都是頗感棘手的問題。丁鼎教授依據現代人的閱讀習慣，使用現代標點，對《新定三禮圖》一書進行標點，基本滿足了不同層面的讀者順利閱讀、理解的需求。
其次，丁鼎教授對《新定三禮圖》進行的校勘頗為精當，值得稱道。中國古代傳世文獻在輾轉抄寫、刻印過程中，形成了種種不同的版本。由於受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不可避免的會產生諸如訛、脫、衍、倒和錯亂（文字次序混亂）等問題。如果不對存在上述錯誤的古籍進行必要的校勘，那麼，不僅會給讀者的閱讀、理解帶來不便，更會影響到有關學者利用這類存在上述問題的文獻所進行的學術研究的科學性、準確性。要保證校勘的質量，校勘古籍者必須具備精通文字、音韻、訓詁和文法的能力，並須具備諸如天文、曆法、地理沿革、職官制度、風俗習慣等方面的文化知識。
《新定三禮圖》是以目前可知傳世最早的刊本，即於南宋孝宗淳熈二年（公元1175年）鎮江府學據蜀本重刻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影印）為校勘底本（書中稱之為“宋本”），以《四部叢刊三編》影印的蒙古定宗二年（公元1247年）析城鄭氏家塾重校本（書中稱之為“《四部叢刊》本”）、《四庫全書》繕錄錢曾也是園影宋抄本（書中稱之為“《四庫》本”）為參校本。同時，利用《周禮》、《儀禮》、《禮記》經文及有關注、疏，以及清代學者江永、王引之、孫詒讓等人的相關考釋，並廣泛考稽《詩經》、《尚書》、《左傳》、《公羊傳》、《漢書》、《續漢書》、《匡謬正俗》、《舊唐書》、《新唐書》、《太平御覽》、《文獻通考》、《群書考索》、《格致鏡原》等眾多文獻，運用本校法、他校法、對校法，對聶氏《新定三禮圖》及其它若干文獻存在的疏誤進行了校訂。
大致說來，本書在校勘方面值得稱道有如下幾點：
（一）依據相關傳世文獻，對聶氏在撰述時由於記憶失誤，或疏於查核，或出於己意而隨意變改所引述的經典文字而導致《新定三禮圖》一書中存在的若干錯誤進行了修訂。如丁鼎教授透過對《尚書》的查核，指出《冕服圖·袞冕》這段經文並非出於《舜典》，而是出自今本《古文尚書·益稷》
（二）王國維先生治學首倡“二重證據法”，即以傳世文獻資料與地下出土資料相印證以探尋史實的方法。丁鼎教授在校釋《新定三禮圖》一書時，除了依據相關傳世文獻進行校勘外，還運用“二重證據法”對古代禮儀中若干懸而未決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判別。例如，關於古代禮器“獻（犧）尊”、“象尊”的形制，鄭玄等認為，“獻尊”是以刻畫的鳳皇形為飾，“象尊”是以象骨為飾；阮諶則認為“獻尊”是以刻畫的牛形為飾，“象尊”是以刻畫的象形為飾；王肅則以為“犧尊”刻製為牛形，“象尊”刻製為象形，皆鑿背為尊。三說不同。北宋時製作的“犧尊”、“象尊”祭器，形制，與王肅說大致相同。聶崇義在繪製“獻尊”、“象尊”時，依據阮諶、鄭玄之說立論，似乎否定了王肅之說。丁鼎先生則依據現代考古發現的象形及其它獸形之尊，說明王肅之說與史實相符
（三）聶氏《新定三禮圖》一書中的某些錯誤或許未必是聶氏之錯，而可能是出於後世手民的疏誤。
（四）丁鼎教授在校勘聶氏《新定三禮圖》時對其它相關傳世文獻的若干錯謬進行了糾正。
無庸置疑，丁鼎教授點校、解說的《新定三禮圖》是一部高水準的的古籍整理之作。然而金無足赤，如果吹毛以求的話，不可否認本書中也存在著一些解釋不當和值得商榷之處。例如，丁鼎教授在本書註釋中對中國古代帝王宗廟“四時祭”與“禘”、“祫”祭禮含義的解釋，似乎也有值得商榷之處。據有關文獻記載，自先秦時起，帝王宗廟於春、夏、秋、冬四季的孟月（即夏曆正月、四月、七月、十月）及臘舉行“四時祭”。關於“四時祭”祭名，《禮記》《王制》、《郊特牲》、《祭義》、《祭統》與《詩經·小雅·天保》、《周禮·春官·大宗伯》、《春秋公羊傳·桓公八年》、《爾雅·釋天》的記載，據傳世文獻及目前考古發現的商、周時期的甲骨文、金文的有關記載，這一時期，帝王宗廟祭祀型別繁雜多樣。商代甲骨祭祀卜辭記載的“帝（禘）”祭，是商王在一年中的任何一個季節都可以舉行的一種用來祭祀先公、先王、先臣以及除上天之外的其它諸神祇的祭典（董蓮池：《殷周禘祭探真》，《人文雜誌》1994年第5期）。周代金文記載的“啻”（禘）祭，則是王、諸侯、貴族於五月、六月、八月、九月祭祀近世祖先的禮儀。這與儒家典籍中不王不禘；禘祭始祖；禘分專祭、合祭等記載完全不同（劉雨：《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禮》，《考古學報》1989年第4期）。
當然，瑕不掩瑜，儘管存在上述問題，丁鼎教授新校釋的《新定三禮圖》仍不失為一部成功的高水平的古籍整理之作，是一項嘉惠學林、值得稱道的禮學研究新成果。我們相信，這部《新定三禮圖》的出版，必然會對中國古代禮學的研究、中國古代禮儀知識的普及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