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邀請 1、當東林黨登上政治核心舞臺時，也是國家連年戰亂，國庫匱乏之時，它不但不以國家利益為重，反而勾結商人，反對徵收商業稅，加大徵收農業稅的力度，導致老百姓怨聲載道，進而引發農民起義2、知識分子應有的氣節在倫喪，闖王來投闖王，清軍來投清，而不是以國家人民利益為重

明朝的東林黨，表面上看是一群道德君子，但發揮的實際作用極為有限。歷史其實並沒有怎麼記載他們誤國誤民，畢竟筆桿子就掌握在他們手中。

只不過是他們當政之後，這個國家沒有越來越好，反而敗落的更加迅速。這和明朝末年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有不可分割的聯絡。先看國際環境，東北的清庭已經尾大不掉，蒙古也是虎視眈眈。北韓這個附屬國也已經降了清。海量的軍費讓明庭極為困難。而國內又是連年遭災，各種農民起義此起彼伏。而這個時候東林黨的表現堪稱拙劣。

有能力的將領得不到重用，其內部也是紛爭不斷，打仗不行整人倒是一套一套的。如袁崇煥殺毛文龍；盧象升被人活活逼死；孫傳庭一直在大牢之中。而且國內的農民軍日益強大，已經到了無法剿滅的地步。

之所以如此，便是因為這些東林黨人，口口聲聲說為國為民。但撈錢置地這種事情也各個奮勇當先。屢次給老百姓加賦稅，百姓活不下去自然反了。而那些商稅卻是一直保持極低的稅率。之所以如此，便是因為東林黨代表的便是大商人大地主階級，說白了就是官商勾結嚴重。這樣一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明朝亡國。說他們誤國誤民也無可厚非。

一個朝代的滅亡，有內因也有外因，而明朝作為中國古代最後一個漢人統治的朝代，其滅亡影響深遠。明末時期，軍事經濟實力遠遠強於後金（即滿清），就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打戰就是打經濟，明朝也絕不會亡，可是歷史就是這麼的喜劇。東林黨的執政就是明朝滅亡的間接因素，為何說東林黨是誤國誤民呢。

（東林訓言）

一，東林黨執政，控制輿論：

東林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江南大地主階級的利益。“閹黨”魏忠賢未被罷黜前，一直是輕農民稅賦而重工商業者稅收。而這“閹黨”一亡，東林黨大勝，便廢除此種稅收政策，減免工商業稅收，加重農業稅賦。本來士大夫及大地主階級就擁有巨量的社會財富，又不用交稅，這就直接導致了社會矛盾的加劇，所以明末各地農民起義增多，朝廷為鎮壓農民起義又加重其他地方的農業稅收以充國庫作為軍餉，導致社會更加動亂。稅收的減少也極大的影響了邊關對後金作戰將士的軍餉發放和士氣，也為後金的入關做好了“鋪墊”。

（東林開始之地）

二，東林黨執掌軍事：

東林黨人為了個人及小團體利益，而不顧國家利益，在社會動盪之時仍然搞黨系之爭。文不知兵確有極力限制武將權力，這樣不僅僅是削弱了明朝軍隊的軍事實力，更是給予了後金迅速崛起的時間。最終後金入關，崇禎吊死煤山。

故，一國之亡，不僅僅是君臣之過，在於決策的正確與否以及能否順利執行，而東林黨人作為執掌國家決策及執行人，顯然沒有做到，他們罔顧國家名族大義，反而大部分人後來投降後金，一個國家的精英階層反而成了國家滅亡的元兇，實在是悲哀啊！

說東林黨之前我們不得不說到一個大人物，那就是魏忠賢。魏忠賢是一個宦官，天啟年間受到明熹宗朱由校的重用，由於明熹宗是一個木匠天才，對朝政不感興趣，一天到晚在宮裡拿著工具敲敲打打做工藝品，把朝政全盤託付給魏忠賢。

魏忠賢與客氏勾結，趁機在朝廷裡培養自己的黨羽，對自己意見相左的政敵進行殘酷的鎮壓和殺害，可以說到了為所欲為的地步。因此朝廷沒有不畏懼魏忠賢的，人稱九千歲。魏忠賢的做法引起東林黨們的反對，東林黨人士楊漣上書羅列了24條罪狀彈劾魏忠賢，反而被罷官，從此東林黨對魏忠賢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後快。魏忠賢在朝中勢利越來越大，一手遮天。

雖然魏忠賢權勢很大在朝中專權橫斷，但魏忠賢實行了一條利國利民的好政策，就是徵收工商稅。為什麼要徵收工商稅呢，因為前方打仗而國庫已經空虛，徵收工商稅的過程中魏忠賢雖然貪了一小部分，但國庫慢慢充盈起來。魏忠賢對邊關戰事也比較重視，能夠積極應對，不給滿清入關任何機會，對於前方的將士魏忠賢能夠論功行賞。天啟後期關外局勢已經向好的方向發展。所以現在很多人都說魏忠賢不死明朝不滅是有一定道理的。

崇禎皇帝上臺後第一件事就是賜死魏忠賢。魏忠賢死後崇禎重用東林黨人士，誰知道東林黨都是一群只會喊口號不會辦事的廢物。他們廢除了工商稅重新收農業稅，導致本身已經在生死線上掙扎的農民放棄了一線希望，各地爆發了農民起義，局面失去了控制。李自成等農民起義就是在那時候起來的，而魏忠賢在位時國內還是比較安定的。東林黨人非但沒有拯救大明王朝，卻間接的成了大明王朝覆滅的推手。

闖王入京後東林黨倒向了闖王，等清軍入關後東林黨又投降了清軍。所以說東林黨誤國誤民一點都不為過。

其實明末的東林黨除了大搞黨爭之外，真正的誤國誤民體現在假公濟私上，也就是在稅收方面的一系列措施，不但嚴重加劇了明末朝廷的財政赤字，廢除稅監之後更是導致朝廷官員貪汙情況加劇，而西北農民起義一定程度上也源於東林黨的所謂“節流”。

縱觀整個明朝，由於朝廷制度的原因，可以說是嚴重的重農抑商，這也造成了明朝的財政主要以農業稅為主。隆慶四年（1570）年左右，明朝每年的財政收入約為3078萬兩，而其中農業稅佔比高達81%，工商雜稅只佔總收入的12%。萬曆年間，張居正改革稅制，開始逐漸加重工商稅的徵收，然而由於東林黨人的干涉，工商稅先後三次被廢。

1、張居正去世：工商稅一次被廢。萬曆初年，張居正主持改革，而稅收方面的改革重點，就是加大了工商稅的徵收。這極大的觸動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團，這種情況下，東林黨開始形成。張居正死後，東林黨人開始對其進行清算，張居正一派官員遭到嚴重打壓，清算完畢後東林黨人立即廢除了張居正的稅收制度。

2、萬曆皇帝去世：工商稅二次被廢。張居正稅收制度被廢除後，萬曆皇帝明顯感覺到了國庫的緊張，因此仍然想方設法的從江南征收賦稅，但由於遭到掌管外庫的戶部阻撓，萬曆只能將徵收工商稅的人物交給內庫。這便是所謂的萬曆皇帝貪財之謎，而實際上，萬曆三大徵所用的錢，大部分是由內庫的工商稅進行支撐的。而在紅丸案、移宮案之後，東林黨開始在在萬曆死後再次把持朝政，掌權後的他們立即逼迫泰昌廢除了各地工商稅收，再次導致國庫開始吃緊。

3、魏忠賢去世：工商稅三次被廢。由於當時遼東戰事吃緊，空虛的國庫根本無法應對巨大的軍費開支，於是魏忠賢出現了，他再次開整工商稅，使得國庫又開始充足起來。然而好景不長，天啟皇帝死後，在崇禎皇帝支援下魏忠賢迅速倒臺，東林黨再次掌權。於是工商稅再次被廢，至於遼東戰事吃緊，則是怎麼省錢怎麼搞，再加上將領的層層盤剝，導致遼東缺餉愈演愈烈，甚至激起兵變，而東林黨則將責任全部推到了遼東軍官身上，指責其貪汙軍餉、指揮不當。

天啟皇帝駕崩後，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迅速倒臺。至天啟七年（1627年）十二月，閹黨基本被清算一空，於是崇禎帝組建了一個全新的，以東林黨為首的內閣。

東林黨人認為東廠等特務機構對官員的監察，就是對他們道德操守的嚴重懷疑，是對善於“修身”的讀書人的一種侮辱，於是在這個全新內閣的建議下，崇禎撤銷了東廠這個最大的監察機構。緊接著，東林的“君子們”再次向皇帝建議，應該撤銷分派往各地的其他監察機構和監察太監，例如各省的河道太監、茶稅太監等。

我們以河道衙門為例：早在嘉靖皇帝時期，由於當時洪水氾濫，嘉靖皇帝懷疑河道官員貪墨治河工款，於是派遣太監監督河工，這種監察讓各地官員“深惡痛絕”，於是隆慶時期便被廢除。而在萬曆皇帝親政後，他不但重新派遣太監監督各地河工，甚至還予以了加強，要求各地河工款項一律要交由太監過目，甚至規定，一旦出現洪水，則立即處死監督太監。這個做法極大的“激發”了監督太監的工作熱情，這再次遭至了東林官員的憎恨，於是天啟朝後河道太監再次被廢。直到魏忠賢掌權之後，河道監察太監製度才再次恢復，不過隨著魏忠賢閹黨的失勢，這項制度再次被廢。

河道監察太監的被廢，直接導致從天啟元年開始到天啟六年魏忠賢掌權之前，全國上下河道修繕基本荒廢。而在崇禎撤回河道監督太監開始到李自成攻破京城為止，十七年間河道的修繕再次被荒廢。

明朝滅亡，除了遼東與後金的戰局不利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明末天下各處的農民起義，而農民起義的全面爆發，同樣與東林黨人密切相關。

1、工商稅的減少導致西北農業稅加重，百姓苦不堪言。明末時期，南北發展差異巨大，北方依舊主要以傳統農業為主，而南方的工商業則極為發達。而由於進入崇禎年間工商稅再次被廢除，且各地稅監被撤回後，導致朝廷茶稅、礦稅、海關稅等稅收急劇減少，例如到崇禎十年（1637年），僅浙江一省的茶稅就從萬曆、天啟年間的二十萬兩降到了每年十二兩白銀。明末由於小冰河時期的影響，天災不斷，再加上遼東戰事緊張，朝廷處處要用錢，導致國庫極為緊張。於是朝廷支出的重擔就壓在了農民身上，農業稅從張居正時期的二百萬兩，一直攀升到崇禎十二年的兩千三百萬兩，這還是在各地大災小災不斷的情況下，這導致北方百姓尤其是西北百姓苦不堪言，簡直到了賣子賣女也交不起稅的地步，百姓活不下去，豈能不造反。

2、不見“開源”，只見“節流”，基層小吏苦不堪言。解決朝廷財政困境，通常採取以“開源”增加收入，以“節流”則是節省開支兩種方法。然而到了崇禎朝之後，東林黨人不僅沒有“開源”，還把原來“開源”的各種稅收搞沒了。於是，兩策變成了一策，朝廷只能透過節省開支來維持運轉，然而即使“節流”，東林黨人也不願觸及自己的利益。在東林黨人的主持下，“節流”被加在了基層小吏身上，例如驛站制度的改革，精簡驛站支出。於是原本為銀川驛站驛卒的李自成就這樣被裁撤掉了，欠下錢財的他丟了工作，無奈之下殺死了債主舉人艾詔和與他人通姦的妻子韓金兒，和侄子李過一起投軍，又因為官兵剋扣軍餉，最終走上了造反之路。

我們定性：明末東林黨人當政，直接和間接的導致了明朝滅亡和清朝入主中原。

首先談談東林黨的形成和因由。

我們知道歷史原因造就了南方士子科舉更優秀，尤其是江浙地區。東林黨人個鬆散的政治團體，是以讀書人尤其是江浙地區計程車子構成。明末的東林黨人主張反對宦官參政，並且崇尚實幹，標榜氣節，開放言路，反對礦稅。它緣起於明朝末年，朝廷昏暗，宦官亂權。無錫人顧憲成仗義執言，引起了皇帝的反感，將其罷黜回原籍。顧憲成回到家鄉之後，開始了自己的講學生涯，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修復了東林書院，並舉辦了"東林大會"，制定《東林條約》，開始了有組織的政治活動。我們不否認東林黨人最開始的時候本是“清流”，做過一些實事，有一些正確主張。被後來的皇帝寵信用來對抗宦官集團。逐步演變成了黨爭。而隨著這個鬆散聯盟影響力的擴大，各種人員的加入，卻慢慢淪為了大地主、大商人集團的利益代表。它經歷神宗萬曆、熹宗天啟和思宗崇禎三朝，明朝的鍋它必須背。有它非常大的份。

紅丸案

萬曆帝去世之後，朱常洛繼位，他對太醫完全不信，偏偏相信民間的"仙方"，還讓內閣去搜羅各種仙丹來服用。有個大臣就獻了兩粒紅丸，朱常洛吃完第二天就死了，只當了一個月的皇帝。皇帝死後，大臣紛紛要求徹查此事，東林黨人就藉機來剷除異己。他們對平時政見不一的大臣進行彈劾，借紅丸之名行黨爭之實。這場餘波不息，一直爭鬥到了南明時期。說到底，東林黨就是一群有共同利益的人聚集起來的小團體，跟閹黨或者其他黨派並沒有本質不同。

清兵入關

東林黨人身上確實有很多優點，但是也存在著許多缺點，並直接導致了明朝的滅亡。主要是他們有讀書人的迂腐和不切實際。在他們看來，任何事情只有黑白兩色，沒有中間地帶，所以做事不會周旋。本來明朝和滿清可以簽訂和約，和平共處，就是因為東林黨人太固執，堅決不同意和談，最後被滿清和農民軍兩邊夾擊，導致了亡國。他們不分時機和場合，不懂得民間疾苦，主張都是包庇大地主和大商人集團，對民間疾苦不聞不問，明末的幾次災荒沒有得到妥善的處理，採用強壓手段，橫徵暴斂普通百姓，使得各地紛紛興起農民起義，讓明王朝兩面受敵，既要應付起義又要應付滿清入侵，最後被滅亡。同時他們又只會空談，沒有實際的務實能力，不能很好的處理政治、軍事等各方面的重大問題。另一方面愛惜自己的羽毛，對外不妥協，對內嚴酷鎮壓，不同意皇帝遷都。

袁崇煥

我們可以暢想一下。假如沒有東林黨的上臺，那麼魏忠賢沒有被東林黨人扳倒，李自成就根本不會起義，礦稅得收，地稅得收，那明朝依然有錢有糧，遼東就依然可以戰鬥下去，滿清很可能會被拖死，畢竟人少經濟落後，不能有一次失敗。軍事上任用熊廷弼、洪承疇、孫傳庭、孫承宗、袁崇煥、盧象升、陳奇瑜、曹文詔、吳三桂、祖大壽等等。也不至於出現東林黨上臺之後，崇尚清談，對於軍事完全是門外漢，做出的一些重大戰略都出現了嚴重的錯誤，才導致袁崇煥關外的潰敗。而最最可笑和諷刺的是在明朝滅亡之後，這些東林黨頭髮剃掉，搖身一變成為了清朝的中流砥柱，讓人不勝唏噓。天子是死國門了，而這些所謂的清流卻只顧自家菜園子，不顧國家，不顧天子，不顧百姓的死活。被李自成拷打也是罪有應得。明朝滅亡、滿清入關他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全部責任由他們來承擔就過了。

我們知道古代封建朝代的換代自有它的內在規律，不過三百年，一般都是由於統治集團尤其是國姓集團的泛濫、統治階級的貪汙腐敗、天災人禍等等導致民力無論如何也供養不了，從而導致了反抗，最終消滅當朝的統治者，成立新的統治者，以達到新的平衡。如此迴圈。明朝建立已經276年，朱姓國姓子弟據說有百萬之眾，並且還在繼續瘋狂繁殖，而且不納糧稅，佔據良田美宅，侵蝕百姓的生存空間。而官吏如東林黨人，也只顧著小集團的利益，反礦稅、地稅，鬧黨爭。百姓沒有活路，包括地層公務員也沒有了活路才反叛。譬如李自成、張獻忠等等。 所以說明的滅亡是諸多合力的結果。東林黨人責任重大，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說它誤國誤民沒有什麼不可的。畢竟滿清入主中原，對漢民族是一次浩劫。這個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兩百年後滿漢一家，是另個發展的程序，但這些民族融合的結果，並不能掩蓋最初的侵略本質。

東林黨的故事像不像一部童話史，明朝末年，一邊是憂國憂民的東林黨人，一邊是禍國殃民的閹黨。東林黨人為了帝國和人民，與閹黨鬥智鬥勇的童話故事。

像影響張居正的改革，那是什麼鐵證？張居正的改革影響確實很大也很有用，可改革被顛覆怎麼就成了東林黨的鍋了？

東林黨作為一個從民間講學開始影響帝國的團體，靠什麼發家的？

靠罵，靠非議，罵朝廷越狠，名聲越大。簡言之，東林黨靠的就是輿論。

誰控制輿論最厲害，當然是朝廷。越是開明的朝廷，越不會容忍東林黨人這樣的存在。反而是一片祥和歌頌河山的樣子，越有可能隱藏著汙垢。

而說東林黨誤國誤民也不對啊，東林黨人還是有很多人以死報國的啊，不能因為個別的投降派就全面否定整個團體嘛。

下面開始劃重點了（敲黑板）

我們不能簡單的分析東林黨，而應該具體分析某個人，分析東林黨是沒有意義的。

第一，東林黨不是一個固定的群體。第二，沒有鮮明的組織性。第三，沒有獨立的理念主張。說人話就是人員不固定，沒啥強硬領袖，還沒有啥主張（如果不把罵人算上的話）。

說個題外話，很多大家也和東林黨有密切關係，所以其實挺喜歡那個講學的東林書院，還特意去了一趟。

為什麼說東林黨禍國殃民？

廣義上的東林黨是指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的知識分子群體，當時叫士大夫，無論在朝在野，他們都同聲一氣，相互呼應，是工商業階層的代表。

東林黨在江南市民反對萬曆稅使礦監的鬥爭中形成，魏忠賢當權時期壯大，崇禎皇帝當政時大展身手。

很可惜，他們沒有抓住歷史賦予的機會，昏招頻出，最後與大明王朝同歸於盡。

據我所知，他們給崇禎出了一招，叫三餉:遼餉，剿餉與練餉。在歷史上，大明王朝的稅負是最低的，而工商業稅收更低，但這個階層最有錢，最富裕。而國家執行需要錢，特別是與後金作戰更需要錢。怎麼辦？東林黨出主意，開徵遼餉！向誰徵稅？農民！在當時北方大旱，災害嚴重，官府催逼甚緊，於是李自成揭竿而起，反抗徵稅。因為平息叛亂，又要花錢，結果東林黨又出主意，建議徵收剿餉與練餉！結果把剩下的農民也逼反了，結果中原大地烽火四起，大明王朝岌岌可危。

偷雞不成反失三把米。崇禎帝應付越來越大的戰爭，更需要錢。怎麼辦？向富商，官僚募捐吧！可這些東林黨，一個比一個哭窮，鬧得崇禎也沒辦法。整個崇禎朝，沒錢一直是個大問題，而帝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而錢都到哪裡去了，被東林黨及其所代表的集團把持著。結果，崇禎上吊後，李自成打進北京，從這些東林黨家裡敲出了幾千萬。

按說東林黨也不是純心使壞，禍國殃民。東林書院門上寫著: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明亡之後，滿清進軍江南，這些讀書人又奮起反抗，表現得比職業軍人更勇敢，更悲壯，寫出了可歌可哭的一幕。大明王朝最後的慘烈，就是由他們上演。那麼他們為什麼在關鍵時刻昏招頻出？

這就是他們的歷史侷限性所致！

笫一、從明太祖時期，就規定了低賦稅，以降低人民負擔。工商稅更低。但是隨著社會轉型，國家越來越需要錢，怎麼辦？國家就把負擔轉嫁到農民身上。而當時工商業者最富有，少徵稅，農民沒錢，還得負擔國家稅收。結果出問題了。作為當時智力最發達的知識分子，不但沒有順應形勢，改革稅收政策，而且出主意徵收三餉，結果把崇禎直接推進火坑。

第二、中國知識分子的自私。按說，家國一體，先有國，後有家，等國家有事的時候，知識分子應拋棄個人利益，為國家安危傾囊相助。將更多的個人資金轉化為國家資本，統一使用。幫助國家辦大事。

事實上，同時期的歐洲國家就實現了。如英國、荷蘭，不但理順了國家與個人之間的稅收權利與義務，而且發明了國債制度，建立了股份公司，幫助私人資本進入公共領域，集中全社會的力量辦大事。

結果歐洲是越打仗越富裕，中國是越打仗越沒錢，最後還讓崇禎亡了國。

不能妥善處理國家、民族與個人的關係，不能不說是東林黨人的歷史侷限性。

現在，網上存在許多貼標籤的人，一提到誰壞，就會來一句:歷史罪人，禍國殃民，惡魔暴君，封建專制等，然後沒有了下文。

對於東林黨我們應實事求是地分析其中的歷史教訓:

明朝發展到十七世紀，商品經濟高度發達，資本主義已經生根發芽，無論是國家財政，還是商業集團，或個人家庭，都需要錢，時代需要改革財政，採取類似於西方社會那樣的財稅制度與市場融資辦法，同時需要重新調整國家與個人的權利義務關係。並且，時光進入十七世紀，當國家面臨外族入侵這樣一個很好的壓力催化條件時，是很好的變革時機。可惜東林黨人錯過去了。

當社會再次需要變革國家財稅政策，調整社會稅負比例時，已經是1949年以後了。

中間的三百多年，全被屈辱，捱打，壓迫與反抗佔據了。

明朝的科舉制度要優與前面歷朝歷代，明朝的考生只要中舉就可接受政府的任命從事公務員的工作，其舉人的資格屬終身制。除此外，明朝的取士範圍被擴大了，包括工商業者及其子弟都可以參與，這就使政府機構可以真正的發出各階層利益代言人的聲音，從而在行政方面影響各方面的政策制度。

在宋時，皇帝可以透過恩蔭制來改變權力的分配，從而真正做到集權。明朝所實施的科舉制度則改變了這一情況，使所有官員從底層直到高層的所有升遷任免都按照固定的制度進行，這也讓皇帝只能在這種制度下被動的進行人事調整，基本上權力格局不是皇帝能夠任意更改的，這種情況尤其在明朝中後期體現的極為明顯，也因此，很多時候政府（文官集團）為迎合部分階層的短期利益而不得不犧牲國家的長遠利益，這也是為什麼商業稅無論天啟、崇禎如何努力都無法撬動的原因——來自幾乎整個文官集團（後期的東林黨）的反抗！

那麼所謂的東林黨如何形成的呢？這就涉及到一個不爭的事實，工商業階層進入政府部門的可能性要遠高於其他階層。這其中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這一階層的經濟層面有保障，相比真正的寒門士子，他們可以獲得更多的資源（書籍如珍本、孤本；優秀的蒙學教育等）來保證學習；二是工商業者更強烈的從政意願，以此獲得自身的代言人。

另外，明中葉時，正德（或嘉靖）年間，政府曾頒佈過這樣一條法令:“……其居住年久，置立產業房屋鋪面者，責令附籍宛大二縣，一體當差”。由於這類現象當時已較為普及，商人的流動性已經在全國顯現，因此各地紛紛效仿，由此很多工商業者就可以佔用當地的名額等參與考試。長此以往，政府的權力逐漸向資產階級傾斜，那些出身自商賈之家的官員也確實為資產階級引導輿論、改善環境，不遺餘力的為自身階層效力。

之所以如此說明“官商體系”，這其中舉例幾位較有典型的官員:王世貞，其祖父“元美席有先業，家亦鉅萬。”“一年子錢三十萬，尚不若往年也。”他的家族就是從事當鋪行業的；徐階，官肆（相當於銀行）；嚴嵩，在南昌開有鋪店二十八間……。正是因為諸多官員之間的共同利益才促使後期江南文官逐步形成“同盟”，最終以東林黨的形式影響國策。

崇禎時商稅的改革阻力已經越來越大，不單是文官集團的阻撓，即使基層也不斷抵制，尤其是加派的“三餉”，更是在復社張溥的指示下，由周延儒上疏，最終崇禎只好接受，罷免了“三餉”，加速了明朝的滅亡。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中詳細描述了崇禎時的財政狀況，也直接證明了東林復社那批人的昏聵，導致了明朝的財政崩潰。

最後要說明一點，東林黨確實誤國，但朱元璋時期的一些制度也存在很多漏洞，加上朱棣之後的繼任帝王缺少膽識魄力，這些都對明朝的走向埋下了禍患。經濟的繁榮、文化的普及、資訊的傳播、人民的自主意識等都會決定一個國家的未來，而一個王朝的興亡，絕不是一件個人或簡單的幾件事就能夠左右的。

雖然東林黨教條咬死理，但是崇禎並沒有大權旁落，崇禎有絕對話語權，他想殺誰就殺誰。把責任推到東林黨身上沒有任何道理。完全是崇禎沒有擔當，不肯承擔責任造成的。比如南下他自己完全可以拍板，他卻讓大臣去討論決定，大臣們知道，誰出主意南下誰必死無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