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 西方國家“黑天鵝”事件、“逆全球化”浪潮、難民危機、恐怖襲擊等頻頻發生。其中, 既有金融危機留下的“後遺症”問題, 也有不斷新生的現實問題, 它們相互交織、互相作用, 導致西方呈現出許多亂象。西方之亂, 使整個世界陷入不確定、不可預知的恐慌之中, “西方怎麼了, 我們怎麼辦?”成為各國不得不深入思考和共同應對的世界性難題。那麼, 西方之亂究竟“亂”在哪裡?西方之亂的“亂”源何在?西方之亂對中國又有哪些影響和警示呢?
一、外在表現:西方之亂的“亂”象
西方之亂既不是單一現象, 也不是偶然現象, 而是發生在多維度、多領域和多層面的常態現象, 具有時間延展長、空間分佈廣、影響程度大等特徵。具體而言, 西方之亂的“亂”象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 政治活動之“亂”
西方之亂首先反映在政治領域, 如所謂“特朗普式折騰”、“黑天鵝”事件、黃馬甲運動等, 使西方一些國家政治活動偏離常道, 呈現出政治局面失常之“亂”。一是所謂“特朗普式折騰”。特朗普就任總統以來, 打著“美國優先”“讓美國再度偉大”等旗號, 使勁地折騰世界, 全球政治罕見地遭遇“特朗普式折騰”。一方面, 特朗普“折騰”美國, 在國內製造分裂。特朗普還沒有正式就任總統, 美國《時代》週刊就把他稱為“美利堅分裂國總統”, 上任以後, 特朗普頒佈“禁穆令”、廢除奧巴馬醫改、減少接收國際難民、在美墨邊境“造牆”、“走馬燈”般更換政府高官、頻發推特“治國”、懟對新聞媒體、為修牆宣佈美國進入“國家緊急狀態”等, 加劇了本已尖銳的國內矛盾, 撕裂了美國社會。另一方面, 特朗普更是使勁“折騰”世界。首先, 特朗普瘋狂地“退群”, 如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 , 退出巴黎氣候協定, 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退出《伊朗核協議》、退出聯合華人權理事會、退出《中導條約》、退出萬國郵政聯盟, 甚至威脅要退出北約和世界貿易組織 (WTO) ……其次, 特朗普使美國與盟國間關係出現不同程度的冷淡。特朗普敦促盟友分擔防務責任, 對盟友徵收懲罰性關稅, 使美歐關係、美國與其他傳統盟友的關係, 出現不同程度的冷淡。有學者稱, 特朗普的做法使美國主導的同盟關係陷入“同盟萎縮”時代。再次, “特朗普式折騰”使大國關係緊張, 競爭性和對抗性升級。以中美關係為例, 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發動貿易戰、把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和“修正主義國家”、國會透過《臺灣旅行法》、把44家中國企業和機構列入出口限制的黑名單、對中國赴美國投資設限、《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有11條涉及中國、派軍艦穿越臺灣海峽、派艦機到南海“航行自由”等, 這使中美關係有陷入全面倒退的風險。對於“特朗普式折騰”, 美國著名戰略家基辛格認為, 特朗普“屬於世界歷史中出現的意外, 他無意識地宣告了舊時代的終結”。法國《費加羅報》刊文稱, “特朗普統治下的美國已經成為西方的‘無恥老婦人’ (一部法國電影的名字) ”。
二是所謂“黑天鵝事件”頻現。“黑天鵝事件”一般是指難以預測的不尋常事件或一些意外性事件, 這些事件通常發生在人們的預測之外, 而一旦發生, 就會產生重大影響, 如英國脫歐、特朗普贏得大選、義大利修憲公投失敗等, 就震驚了全世界。以美國大選為例, 通常情況下, 美國選民心目中的總統標準應該是辦事按規則, 說話有分寸, 道德要高尚, 按照這樣的“政治正確”要求, 當選的應該是希拉里·克林頓, 但做法激進、口無遮攔、甚至還侮辱女性的政治素人特朗普, 卻完成驚天逆襲而最終入主白宮, 爆出最大的“黑天鵝事件”。再如英國脫歐, 按照常理, 每一個英國選民都是一個“理性”的人, 即每個人都應該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大家都知道留在歐盟中的好處應該比“脫歐”要多, 既然這樣大多數人理應支援留在歐盟內部, 但投票結果卻出乎意料, 脫歐派佔微弱多數, 脫歐成功。
三是“黃馬甲”運動。該運動始於2018年11月, 也稱“黃背心”運動, 參加的民眾有工人、學生、公職人員等群體。從表面上看是法國巴黎民眾不滿馬克龍政府上調燃油稅, 其深層次原因是金融危機以來法國社會矛盾加劇、經濟低迷、分配不公等問題所引發的群體性抗議活動, 是法國民眾對獲得感缺失、失業率高企、普通民眾生活水平下降等問題的強烈反應。這場運動最終引發巴黎50年來最大的騷亂, 重創業已低迷的法國經濟。雖然馬克龍政府進行了全國大辯論, 並宣佈放棄燃油稅、對最低工資收入者進行補貼, 但並沒有徹底平息這場運動, 而且這場運動還波及荷蘭、比利時、加拿大、以色列等國。
2. 經濟領域之“亂”
近年來, 西方國家在經濟領域所呈現的各種危機病灶, 是西方之亂的又一表現。
一是由金融危機所誘發的各種危機。2007年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 成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導火索。金融危機又引發了希臘、葡萄牙、西班牙、義大利、愛爾蘭等國家的債務危機。在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的雙重打擊下, 許多西方國家的福利政策陷入危機, 繼續推進高福利政策, 國家財政難以為繼, 而削減福利, 民眾又強烈反對, 進而陷入“兩難”境地。
二是“逆全球化”浪潮。經濟全球化是指貿易、資本、人員、知識資訊等在世界範圍內流動, 進而實現資源在全球範圍內配置, 使世界連線為一個整體。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發展大勢, 符合各方利益, 但近年來, 在世界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等影響下, 美國等主要西方國家推進經濟全球化的主觀意願明顯減弱, 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覷的“逆全球化”思潮。
三是貿易保護主義。世界金融危機後, 世界範圍的貿易保護主義開始抬頭。特朗普上任後, 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日益凸顯, 特別是特朗普對世界揮舞關稅和制裁“大棒”。特朗普以美國國內法“242條款”對許多國家的鋼鋁產品徵收高額關稅, 對中國啟動“301條款”, 挑起貿易戰, 直指《中國製造2025》。除徵收懲罰性關稅外, 特朗普還對俄羅斯、伊朗、土耳其等國發動貿易制裁, 給本就復甦乏力的世界經濟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據瑞士預測研究所報告預測, 特朗普推行的保護主義, 將使工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顯著降低, 最終將傷及美國自身。
3. 非傳統安全威脅之“亂”
非傳統安全威脅主要是區別於傳統的政治、軍事、外交等領域的安全威脅, 主要包括恐怖主義、網路安全、生態安全、公共衛生安全、核安全以及跨國犯罪等。
一是“恐怖主義”猖獗。由於“基地”組織剿而不滅, “伊斯蘭國 (IS) ”雖然遭到重創, 但其殘餘勢力仍然興風作浪, 國際恐怖主義向“獨狼式”“網路化”轉型。據統計, 2017年全球有68個國家共發生了1136起恐怖襲擊案件, 其中美國等7個國家發生了傷亡人數超百人的國際重大恐怖襲擊, 這些恐怖襲擊共造成了7 656名人員遇難, 給各華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帶來嚴重威脅。
二是難民危機。2015年以來, 受西亞北非等地區戰亂局勢的影響, 大量難民湧入歐洲, 造成歐洲難民危機。雖然2018年湧入歐洲的移民只有11.3482萬人, 比2017年的17.2301萬人有大幅下降, 但難民問題已成為“燙手山芋”。據聯合國難民署報告顯示, 難民主體的規模愈益擴大, 其緣由“主要不是為追求經濟和生活福利而引起的‘經濟移民’, 而是由戰亂和社會動盪衍生出來、以求生為主的難民”。大量難民的流動, 對流出國和流入國都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
三是網路安全的隱患。近年來英、美等國發生的“竊聽門”事件, 反映了網路安全已成為一大世界隱患。尤其是在美國“竊聽門”事件中, 竊聽的物件十分廣泛, 從外國政要和普通民眾到本國政要和普通民眾, 都在其監聽之列。更為嚴重的是, 在監聽過程中, 往往伴隨有網路駭客的侵襲, 造成他國核心機密的外洩, 嚴重侵犯他國核心利益和主權安全。2019年2月, 美國宣佈正式組建天軍, 成為美國第六大軍種, 副總統彭斯甚至強調, 將按照美國國內法, 對在網路空間損害美國利益的行為進行懲處, 網路安全很可能成為未來國際衝突新的爆發點。
非傳統安全威脅具有不確定性、協同性、跨國性、動態性等特點, 因而極不容易預見, 這使得西方之亂愈加變得撲朔迷離。
此外, 西方還存在制度危機、民主危機、文化危機等, 這些西方“亂”象並不是彼此獨立存在的, 而是有著內在的聯絡, 它們相互影響、相互作用, 共同形成一個“亂象鏈”或“亂象群”, 最終使西方民主模式陷入嚴重危機和嚴峻挑戰。 二、生成機理:西方之亂的“亂”源
西方之亂雖然“亂”象叢生, 甚至不同“亂”象的具體起因可能存在差異, 但如果從不同“亂”象的個性中抽象出共性, 則不難發現西方之亂的根源。
1. 資本主義制度根本矛盾的反映
對於西方之亂, 許多學者從制度層面進行了反思, 認為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經異化為對抗式的制度體系。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一篇題為《美國已成為失敗國家》的文章中, 對美國出現的各種亂象進行分析後指出, “問題的真正部分根植於美國社會的特質, 部分根植於美國的制度”。蘇長和認為, 對抗式制度體系主要“由競爭性政黨制度、選舉政治、議會政治、利益集團政治等制度形態組成, 其基本假設是制度體系應該建立在對抗制衡和分而治之的基礎上”, 從而保證自由民主的實現, 避免出現權力專制和獨裁。張維為則指出, 西方民主制度存在三個“基因缺陷”, 即西方民主制度運作中存在的三個預設:“人是理性的”, “權利是絕對的”, “程式是萬能的”, 由於這三個“基因缺陷”的存在, 導致當今西方之亂。
西方的民主制度, 其初心和本意是為了表達民眾不同的利益訴求, 然而在實際執行中, 由於政黨是“部分利益黨”, 政黨要為不同群體的利益代言, 導致這些精心設計的制度與民主和自由的真諦相去甚遠, 最終淪為不同黨派爭權奪利的工具。對此, 美國《紐約時報》網站發表塞萊斯廷·波倫的文章稱, “美式民主已被金錢腐化”。
一方面, 從政治選舉看, 不同黨派為了得到更多的選票而贏得執政權, 往往相互攻訐、批評和推諉, 甚至還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 這在特朗普與希拉里的競選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如此一來, 本是正常競爭的政治選舉便異化為政治惡鬥與零和博弈, 一些政黨為了實現自己的選舉利益而大肆濫用制度權力, 不斷放大狹隘的黨派利益和個人利益, 而全然不顧眾多選民的利益。在選舉過程中, 儘管競選黨派都會漫天開價, 對選民許下政治諾言, 但在贏得選票和選舉後, 由於“金錢—政治”的遊戲魔力, 最終這些諾言很多都化為空談。這正如恩格斯所言, 美國的共和黨與民主黨“輪流執掌政權, 以最骯髒的手段來達到最骯髒的目的, 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大政客集團, 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 實際上卻是對國民進行統治和掠奪”。
另一方面, 從政治執行過程看, “三權分立”制度意在平衡權力機構的力量, 但在現實中往往蛻變為權力的相互否決, 政府、議會以及法院經常上演打架拆臺的鬧劇。美國喬治城大學查爾斯·庫普乾 (Charles Kupchan) 教授曾撰文指出:“自共和黨2010年獲得眾議院控制權以來, 黨派對抗阻擋了幾乎所有問題的前進步伐。促進經濟增長的法案要麼未獲透過, 要麼被明顯打折沒有效果。移民改革和遏制全球變暖的立法甚至根本無法擺上桌面。無效的治理, 加上日復一日的黨派鬥爭, 已經將公眾對國會的支援率降至歷史低點。”權力機構的彼此掣肘, 導致政府往往不能對一些重大問題及時作出決策和部署, 甚至還會時常出現政府運轉失靈現象, 最終演化成政府關門危機。
西方的對抗式制度體系, 不僅加劇了社會內部的對立、民族之間的分裂以及地區之間的隔閡, 而且給國際社會帶來一定的消極影響, 如國際合作效率大大降低、極端主義和單邊主義橫行全球、全球治理成本大幅增加等。這表明, 西方之亂不是簡單的個人所為, 而是有其內在的制度性根源。
2. 西方中心主義的情結
西方之亂頻頻發生, 但是對於西方國家而言, 或者視而不見, 或者失語失聲, 陷入一種集體的無意識狀態。之所以出現這種“燈下黑”的現象, 實際上與他們的西方中心主義情結密切相關。
工業革命以來,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憑藉優越的條件率先實現了發展。在資本邏輯和技術邏輯的主導下, 它們的發展程度不斷提高、地理空間不斷擴大, 在與世界其他相對落後民族國家的交往中, 逐漸形成了一種“以西方國家創造和主導世界歷史為圭臬的政治觀念、價值觀念以及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 即西方中心主義。作為一種思想文化, 西方中心主義反映了西方國家“唯我獨尊”的自大心態, 它自認為是歷史的終結者, 視西方世界存在的一切都理所應當, 人類文明的一切發展和進步, 都應納入西方模式和文化形態的座標系中來衡量和判定。
正是由於西方中心主義的濃厚情結, 西方社會陷入了孤芳自賞的境地而無法自拔, 從而失去了自我反思和批判的能力, 由此, 西方之亂的各種“亂”象被遮蔽了。西方一些人士往往帶著有色眼鏡, 只看到非西方社會中存在的問題, 而對自身的問題則選擇性忽視。對此, 鄭永年指出, 西方國家把自己置於道德的制高點上, 而把非西方國家“妖魔化”, 這樣的結果往往是讚美自我而指責他人, 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來正視並研究自己的問題;即使在自己身上發現了問題, 總認為是無關緊要的小問題, 盲目地相信自己
3. 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泛濫
近年來, 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每年都會評選出上一年國內外值得關注的十大思潮, 其中, 新自由主義思潮每年都榜上有名, 而且排名一直居高不下。這說明, 新自由主義已經成為當前國際社會中影響極大的社會思潮之一。新自由主義, 最初是從20世紀30年代的古典自由主義中蛻變而來, 後來隨著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波動起伏而愈益受到重視並迅速發展。在20世紀90年代, “華盛頓共識”的形成促使新自由主義由單純的理論思潮而演化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 成為國際壟斷資本向全球擴張的政策工具。
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核心思想與價值, 即在經濟上主張市場萬能而反對任何外在干預, 極力推崇絕對的自由化、全面的市場化以及徹底的私有化;在政治上宣揚憲政民主和普世價值觀, 極力推崇西方的三權分立、多黨制等政治制度;在文化上強調文化霸權主義, 極力推崇以資本主義文化來塑造世界文化體系;在價值觀上信奉“個人主義”, 極力推崇“自我優先”“本國優先”的處世原則。這種思潮在全球的泛濫, 對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國家造成了嚴重影響,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 “新自由主義推行到哪個國家, 哪個國家就會遭到巨大的災難”。
一方面, 在西方發達國家內部, 新自由主義思潮氾濫, 反對政府幹預經濟, 強調由市場進行自我調節。在資本邏輯的催生下, 只有少數資本家的利益能夠得到永恆的保障, 而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則日漸式微。如此一來, 財富的積累和貧困的增加並存, 必然加劇社會的貧富分化。據英國樂施會2018年1月報告顯示, 在過去的2017年, 全球創造的財富82%都流向了1%的最富有人群, 即全球1%的富人擁有82%的財富, “全球貧富差距繼續拉大!”
另一方面, 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 一些國家完全市場化和私有化, 不加任何限制地進行自由貿易、自由投資以及自由貸款。在短期內, 儘管這些國家如拉美地區諸國一度實現了經濟的發展, 但由於撤掉了自我保護的屏障, 在經濟危機爆發時無力應對, 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無法自拔, 最終淪為西方的附庸。不僅如此, 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泛濫, 還引發了一系列的地區動盪, 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等國家之所以發生永續性動亂, 與新自由主義在這一地區的推行不無關係。
另外, 從整個國際社會而言, 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泛濫, 也加劇了西方發達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和兩極分化, 從而導致國際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不斷增多。
近年來, 西方國家“黑天鵝”事件、“逆全球化”浪潮、難民危機、恐怖襲擊等頻頻發生。其中, 既有金融危機留下的“後遺症”問題, 也有不斷新生的現實問題, 它們相互交織、互相作用, 導致西方呈現出許多亂象。西方之亂, 使整個世界陷入不確定、不可預知的恐慌之中, “西方怎麼了, 我們怎麼辦?”成為各國不得不深入思考和共同應對的世界性難題。那麼, 西方之亂究竟“亂”在哪裡?西方之亂的“亂”源何在?西方之亂對中國又有哪些影響和警示呢?
一、外在表現:西方之亂的“亂”象
西方之亂既不是單一現象, 也不是偶然現象, 而是發生在多維度、多領域和多層面的常態現象, 具有時間延展長、空間分佈廣、影響程度大等特徵。具體而言, 西方之亂的“亂”象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 政治活動之“亂”
西方之亂首先反映在政治領域, 如所謂“特朗普式折騰”、“黑天鵝”事件、黃馬甲運動等, 使西方一些國家政治活動偏離常道, 呈現出政治局面失常之“亂”。一是所謂“特朗普式折騰”。特朗普就任總統以來, 打著“美國優先”“讓美國再度偉大”等旗號, 使勁地折騰世界, 全球政治罕見地遭遇“特朗普式折騰”。一方面, 特朗普“折騰”美國, 在國內製造分裂。特朗普還沒有正式就任總統, 美國《時代》週刊就把他稱為“美利堅分裂國總統”, 上任以後, 特朗普頒佈“禁穆令”、廢除奧巴馬醫改、減少接收國際難民、在美墨邊境“造牆”、“走馬燈”般更換政府高官、頻發推特“治國”、懟對新聞媒體、為修牆宣佈美國進入“國家緊急狀態”等, 加劇了本已尖銳的國內矛盾, 撕裂了美國社會。另一方面, 特朗普更是使勁“折騰”世界。首先, 特朗普瘋狂地“退群”, 如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 , 退出巴黎氣候協定, 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退出《伊朗核協議》、退出聯合華人權理事會、退出《中導條約》、退出萬國郵政聯盟, 甚至威脅要退出北約和世界貿易組織 (WTO) ……其次, 特朗普使美國與盟國間關係出現不同程度的冷淡。特朗普敦促盟友分擔防務責任, 對盟友徵收懲罰性關稅, 使美歐關係、美國與其他傳統盟友的關係, 出現不同程度的冷淡。有學者稱, 特朗普的做法使美國主導的同盟關係陷入“同盟萎縮”時代。再次, “特朗普式折騰”使大國關係緊張, 競爭性和對抗性升級。以中美關係為例, 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發動貿易戰、把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和“修正主義國家”、國會透過《臺灣旅行法》、把44家中國企業和機構列入出口限制的黑名單、對中國赴美國投資設限、《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有11條涉及中國、派軍艦穿越臺灣海峽、派艦機到南海“航行自由”等, 這使中美關係有陷入全面倒退的風險。對於“特朗普式折騰”, 美國著名戰略家基辛格認為, 特朗普“屬於世界歷史中出現的意外, 他無意識地宣告了舊時代的終結”。法國《費加羅報》刊文稱, “特朗普統治下的美國已經成為西方的‘無恥老婦人’ (一部法國電影的名字) ”。
二是所謂“黑天鵝事件”頻現。“黑天鵝事件”一般是指難以預測的不尋常事件或一些意外性事件, 這些事件通常發生在人們的預測之外, 而一旦發生, 就會產生重大影響, 如英國脫歐、特朗普贏得大選、義大利修憲公投失敗等, 就震驚了全世界。以美國大選為例, 通常情況下, 美國選民心目中的總統標準應該是辦事按規則, 說話有分寸, 道德要高尚, 按照這樣的“政治正確”要求, 當選的應該是希拉里·克林頓, 但做法激進、口無遮攔、甚至還侮辱女性的政治素人特朗普, 卻完成驚天逆襲而最終入主白宮, 爆出最大的“黑天鵝事件”。再如英國脫歐, 按照常理, 每一個英國選民都是一個“理性”的人, 即每個人都應該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大家都知道留在歐盟中的好處應該比“脫歐”要多, 既然這樣大多數人理應支援留在歐盟內部, 但投票結果卻出乎意料, 脫歐派佔微弱多數, 脫歐成功。
三是“黃馬甲”運動。該運動始於2018年11月, 也稱“黃背心”運動, 參加的民眾有工人、學生、公職人員等群體。從表面上看是法國巴黎民眾不滿馬克龍政府上調燃油稅, 其深層次原因是金融危機以來法國社會矛盾加劇、經濟低迷、分配不公等問題所引發的群體性抗議活動, 是法國民眾對獲得感缺失、失業率高企、普通民眾生活水平下降等問題的強烈反應。這場運動最終引發巴黎50年來最大的騷亂, 重創業已低迷的法國經濟。雖然馬克龍政府進行了全國大辯論, 並宣佈放棄燃油稅、對最低工資收入者進行補貼, 但並沒有徹底平息這場運動, 而且這場運動還波及荷蘭、比利時、加拿大、以色列等國。
2. 經濟領域之“亂”
近年來, 西方國家在經濟領域所呈現的各種危機病灶, 是西方之亂的又一表現。
一是由金融危機所誘發的各種危機。2007年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 成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導火索。金融危機又引發了希臘、葡萄牙、西班牙、義大利、愛爾蘭等國家的債務危機。在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的雙重打擊下, 許多西方國家的福利政策陷入危機, 繼續推進高福利政策, 國家財政難以為繼, 而削減福利, 民眾又強烈反對, 進而陷入“兩難”境地。
二是“逆全球化”浪潮。經濟全球化是指貿易、資本、人員、知識資訊等在世界範圍內流動, 進而實現資源在全球範圍內配置, 使世界連線為一個整體。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發展大勢, 符合各方利益, 但近年來, 在世界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等影響下, 美國等主要西方國家推進經濟全球化的主觀意願明顯減弱, 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覷的“逆全球化”思潮。
三是貿易保護主義。世界金融危機後, 世界範圍的貿易保護主義開始抬頭。特朗普上任後, 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日益凸顯, 特別是特朗普對世界揮舞關稅和制裁“大棒”。特朗普以美國國內法“242條款”對許多國家的鋼鋁產品徵收高額關稅, 對中國啟動“301條款”, 挑起貿易戰, 直指《中國製造2025》。除徵收懲罰性關稅外, 特朗普還對俄羅斯、伊朗、土耳其等國發動貿易制裁, 給本就復甦乏力的世界經濟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據瑞士預測研究所報告預測, 特朗普推行的保護主義, 將使工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顯著降低, 最終將傷及美國自身。
3. 非傳統安全威脅之“亂”
非傳統安全威脅主要是區別於傳統的政治、軍事、外交等領域的安全威脅, 主要包括恐怖主義、網路安全、生態安全、公共衛生安全、核安全以及跨國犯罪等。
一是“恐怖主義”猖獗。由於“基地”組織剿而不滅, “伊斯蘭國 (IS) ”雖然遭到重創, 但其殘餘勢力仍然興風作浪, 國際恐怖主義向“獨狼式”“網路化”轉型。據統計, 2017年全球有68個國家共發生了1136起恐怖襲擊案件, 其中美國等7個國家發生了傷亡人數超百人的國際重大恐怖襲擊, 這些恐怖襲擊共造成了7 656名人員遇難, 給各華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帶來嚴重威脅。
二是難民危機。2015年以來, 受西亞北非等地區戰亂局勢的影響, 大量難民湧入歐洲, 造成歐洲難民危機。雖然2018年湧入歐洲的移民只有11.3482萬人, 比2017年的17.2301萬人有大幅下降, 但難民問題已成為“燙手山芋”。據聯合國難民署報告顯示, 難民主體的規模愈益擴大, 其緣由“主要不是為追求經濟和生活福利而引起的‘經濟移民’, 而是由戰亂和社會動盪衍生出來、以求生為主的難民”。大量難民的流動, 對流出國和流入國都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
三是網路安全的隱患。近年來英、美等國發生的“竊聽門”事件, 反映了網路安全已成為一大世界隱患。尤其是在美國“竊聽門”事件中, 竊聽的物件十分廣泛, 從外國政要和普通民眾到本國政要和普通民眾, 都在其監聽之列。更為嚴重的是, 在監聽過程中, 往往伴隨有網路駭客的侵襲, 造成他國核心機密的外洩, 嚴重侵犯他國核心利益和主權安全。2019年2月, 美國宣佈正式組建天軍, 成為美國第六大軍種, 副總統彭斯甚至強調, 將按照美國國內法, 對在網路空間損害美國利益的行為進行懲處, 網路安全很可能成為未來國際衝突新的爆發點。
非傳統安全威脅具有不確定性、協同性、跨國性、動態性等特點, 因而極不容易預見, 這使得西方之亂愈加變得撲朔迷離。
此外, 西方還存在制度危機、民主危機、文化危機等, 這些西方“亂”象並不是彼此獨立存在的, 而是有著內在的聯絡, 它們相互影響、相互作用, 共同形成一個“亂象鏈”或“亂象群”, 最終使西方民主模式陷入嚴重危機和嚴峻挑戰。 二、生成機理:西方之亂的“亂”源
西方之亂雖然“亂”象叢生, 甚至不同“亂”象的具體起因可能存在差異, 但如果從不同“亂”象的個性中抽象出共性, 則不難發現西方之亂的根源。
1. 資本主義制度根本矛盾的反映
對於西方之亂, 許多學者從制度層面進行了反思, 認為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經異化為對抗式的制度體系。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一篇題為《美國已成為失敗國家》的文章中, 對美國出現的各種亂象進行分析後指出, “問題的真正部分根植於美國社會的特質, 部分根植於美國的制度”。蘇長和認為, 對抗式制度體系主要“由競爭性政黨制度、選舉政治、議會政治、利益集團政治等制度形態組成, 其基本假設是制度體系應該建立在對抗制衡和分而治之的基礎上”, 從而保證自由民主的實現, 避免出現權力專制和獨裁。張維為則指出, 西方民主制度存在三個“基因缺陷”, 即西方民主制度運作中存在的三個預設:“人是理性的”, “權利是絕對的”, “程式是萬能的”, 由於這三個“基因缺陷”的存在, 導致當今西方之亂。
西方的民主制度, 其初心和本意是為了表達民眾不同的利益訴求, 然而在實際執行中, 由於政黨是“部分利益黨”, 政黨要為不同群體的利益代言, 導致這些精心設計的制度與民主和自由的真諦相去甚遠, 最終淪為不同黨派爭權奪利的工具。對此, 美國《紐約時報》網站發表塞萊斯廷·波倫的文章稱, “美式民主已被金錢腐化”。
一方面, 從政治選舉看, 不同黨派為了得到更多的選票而贏得執政權, 往往相互攻訐、批評和推諉, 甚至還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 這在特朗普與希拉里的競選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如此一來, 本是正常競爭的政治選舉便異化為政治惡鬥與零和博弈, 一些政黨為了實現自己的選舉利益而大肆濫用制度權力, 不斷放大狹隘的黨派利益和個人利益, 而全然不顧眾多選民的利益。在選舉過程中, 儘管競選黨派都會漫天開價, 對選民許下政治諾言, 但在贏得選票和選舉後, 由於“金錢—政治”的遊戲魔力, 最終這些諾言很多都化為空談。這正如恩格斯所言, 美國的共和黨與民主黨“輪流執掌政權, 以最骯髒的手段來達到最骯髒的目的, 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大政客集團, 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 實際上卻是對國民進行統治和掠奪”。
另一方面, 從政治執行過程看, “三權分立”制度意在平衡權力機構的力量, 但在現實中往往蛻變為權力的相互否決, 政府、議會以及法院經常上演打架拆臺的鬧劇。美國喬治城大學查爾斯·庫普乾 (Charles Kupchan) 教授曾撰文指出:“自共和黨2010年獲得眾議院控制權以來, 黨派對抗阻擋了幾乎所有問題的前進步伐。促進經濟增長的法案要麼未獲透過, 要麼被明顯打折沒有效果。移民改革和遏制全球變暖的立法甚至根本無法擺上桌面。無效的治理, 加上日復一日的黨派鬥爭, 已經將公眾對國會的支援率降至歷史低點。”權力機構的彼此掣肘, 導致政府往往不能對一些重大問題及時作出決策和部署, 甚至還會時常出現政府運轉失靈現象, 最終演化成政府關門危機。
西方的對抗式制度體系, 不僅加劇了社會內部的對立、民族之間的分裂以及地區之間的隔閡, 而且給國際社會帶來一定的消極影響, 如國際合作效率大大降低、極端主義和單邊主義橫行全球、全球治理成本大幅增加等。這表明, 西方之亂不是簡單的個人所為, 而是有其內在的制度性根源。
2. 西方中心主義的情結
西方之亂頻頻發生, 但是對於西方國家而言, 或者視而不見, 或者失語失聲, 陷入一種集體的無意識狀態。之所以出現這種“燈下黑”的現象, 實際上與他們的西方中心主義情結密切相關。
工業革命以來,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憑藉優越的條件率先實現了發展。在資本邏輯和技術邏輯的主導下, 它們的發展程度不斷提高、地理空間不斷擴大, 在與世界其他相對落後民族國家的交往中, 逐漸形成了一種“以西方國家創造和主導世界歷史為圭臬的政治觀念、價值觀念以及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 即西方中心主義。作為一種思想文化, 西方中心主義反映了西方國家“唯我獨尊”的自大心態, 它自認為是歷史的終結者, 視西方世界存在的一切都理所應當, 人類文明的一切發展和進步, 都應納入西方模式和文化形態的座標系中來衡量和判定。
正是由於西方中心主義的濃厚情結, 西方社會陷入了孤芳自賞的境地而無法自拔, 從而失去了自我反思和批判的能力, 由此, 西方之亂的各種“亂”象被遮蔽了。西方一些人士往往帶著有色眼鏡, 只看到非西方社會中存在的問題, 而對自身的問題則選擇性忽視。對此, 鄭永年指出, 西方國家把自己置於道德的制高點上, 而把非西方國家“妖魔化”, 這樣的結果往往是讚美自我而指責他人, 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來正視並研究自己的問題;即使在自己身上發現了問題, 總認為是無關緊要的小問題, 盲目地相信自己
3. 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泛濫
近年來, 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每年都會評選出上一年國內外值得關注的十大思潮, 其中, 新自由主義思潮每年都榜上有名, 而且排名一直居高不下。這說明, 新自由主義已經成為當前國際社會中影響極大的社會思潮之一。新自由主義, 最初是從20世紀30年代的古典自由主義中蛻變而來, 後來隨著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波動起伏而愈益受到重視並迅速發展。在20世紀90年代, “華盛頓共識”的形成促使新自由主義由單純的理論思潮而演化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 成為國際壟斷資本向全球擴張的政策工具。
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核心思想與價值, 即在經濟上主張市場萬能而反對任何外在干預, 極力推崇絕對的自由化、全面的市場化以及徹底的私有化;在政治上宣揚憲政民主和普世價值觀, 極力推崇西方的三權分立、多黨制等政治制度;在文化上強調文化霸權主義, 極力推崇以資本主義文化來塑造世界文化體系;在價值觀上信奉“個人主義”, 極力推崇“自我優先”“本國優先”的處世原則。這種思潮在全球的泛濫, 對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國家造成了嚴重影響,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 “新自由主義推行到哪個國家, 哪個國家就會遭到巨大的災難”。
一方面, 在西方發達國家內部, 新自由主義思潮氾濫, 反對政府幹預經濟, 強調由市場進行自我調節。在資本邏輯的催生下, 只有少數資本家的利益能夠得到永恆的保障, 而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則日漸式微。如此一來, 財富的積累和貧困的增加並存, 必然加劇社會的貧富分化。據英國樂施會2018年1月報告顯示, 在過去的2017年, 全球創造的財富82%都流向了1%的最富有人群, 即全球1%的富人擁有82%的財富, “全球貧富差距繼續拉大!”
另一方面, 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 一些國家完全市場化和私有化, 不加任何限制地進行自由貿易、自由投資以及自由貸款。在短期內, 儘管這些國家如拉美地區諸國一度實現了經濟的發展, 但由於撤掉了自我保護的屏障, 在經濟危機爆發時無力應對, 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無法自拔, 最終淪為西方的附庸。不僅如此, 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泛濫, 還引發了一系列的地區動盪, 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等國家之所以發生永續性動亂, 與新自由主義在這一地區的推行不無關係。
另外, 從整個國際社會而言, 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泛濫, 也加劇了西方發達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和兩極分化, 從而導致國際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不斷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