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拾遺與補闕都分左右，左拾遺、左補闕隸屬門下省，右拾遺、 右補闕隸屬中書省。各設兩人，後增至各六人。拾遺從八品以上，補闕從七品 以上。杜甫與岑參曾同朝為官，杜甫任門下省左拾遺，岑參任中書省右補闕。

左拾遺、右拾遺和左補闕、右補闕都是諫官。這兩種官職確實就是取“拾遺補闕”的意思，意思是拾起君主遺漏的東西（政策失誤），彌補君主缺失的東西（政策不足）。

補闕和拾遺最早為武周時期武則天所創立。始建於垂拱元年（685年）。兩個官職都分左右，左補闕、左拾遺屬門下省，右補闕右拾遺屬中書省。後來李唐復國，沿用了這個官制。《新唐書·百官志二》記載：【門下省】部分：“左補闕六人，從七品上；左拾遺六人，從八品上。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則上封事。武后垂拱元年，置補闕、拾遺，左右各二員。”【中書省】部分：“右補闕六人，右拾遺六人，掌如門下省。”

唐代實行三省六部制，中書省負責起草詔令，門下省負責審查詔令，尚書省負責具體實施。為防止門下、中書二省意見相左而影響行政效率，唐代設有政事堂，由門下、中書二省長官會議，對重要事宜達成一致。所以，中書、門下二省其實是重要的決策機構，因此，唐代對此二省監督也尤其看中。分別在二省設中書舍人和給事中，對長官決策有封駁權。又有左右諫議大夫、左右補闕、左右拾遺，都在不同層面對中書、門下二省的決策進行監督，他們的職責所謂“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則上封事”就是說對不合事的問題提出來，大事到朝堂上討論，小事透過上疏提出。

三省六部制度是一套相當完善合理的制衡監督制度，而拾遺、補闕等官員也是對這一制度的進一步完善，避免獨裁和決策失誤。

拾遺（從八品上）、補闕（從七品上），最早設置於武周垂拱元年（685年），兩個官名正是源自於古已有之的“拾遺補闕”之類的說法。左拾遺、左補闕隸屬於門下省，右拾遺、右補闕隸屬於中書省，主要職責是“供奉諷諫，扈從乘輿”。另外，拾遺補闕還有一種“員外官”的設定，即“拾遺內供奉”、“補闕內供奉”【1】，但其職能、品級、資望、俸祿都與正官相同。

注1：如吳兢在武周時曾任“右拾遺內供奉”，韓休在景雲元年（710年）及其後一段時間為“左補闕內供奉”。

拾遺、補闕雖然看起來不過是七、八品的職事官，但卻是皇帝身邊的“近臣”、“侍臣”，可以與天子有經常性的近距離接觸，因此實際地位甚高。具體來說，拾遺、補闕屬於“供奉官”範疇內的“諫官”一類【2】，擁有較為超然的地位。比如可以參加“常朝”【3】；比如在路上只有當遇上宰相時，才需要避道；比如有機會參加“延英召對”，同宰相等高官一同議政等等……

注2：唐代的“供奉官”一般指中書、門下兩省的主要官員，即中書令、侍中、左右散騎常侍、黃門侍郎、中書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通事舍人、左右補闕、左右拾遺等。有時也包括御史臺的部分官員，即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唐代的“諫官”則是指“供奉官”中的諫議大夫、左右補闕、左右拾遺。

注3：唐代文官中，五品以上職事官，外加八品以上供奉官，以及員外郎、監察御史、太常博士，合稱“常參官”。在玄宗朝以前，常參官需參加“常朝”，即每日朝參；玄宗朝開始，常參官所參加的“常朝”逐漸變成了每月單日進行。

左拾遺相當於現在的監察官，官職較小，接近於古代官職九品十八級的末尾了，在七品和八品之間，相當於現在縣一級的副局長、科長級別。

左拾遺的主要職責是圍著皇上轉，及時發現皇上決策上存在的問題，然後反饋，以便及時改正。

杜甫

杜甫是在唐朝“安史之亂”的第二年，公元757年某天，偷偷溜出長安，冒險到達陝西寶雞鳳翔，投奔到肅宗門下，被肅宗賜官左拾遺，從此，有了生活保障。

唐朝以左為上，左拾遺官職地位要比右拾遺高那麼一點點。

右補闕其實也類似於監察官，職責跟拾遺一樣，但官職比拾遺能高出一丁點，比六品低，比七品稍高，至多是現在縣一級的局長級別。

杜甫《秋興八首》詩意圖

岑參的右補闕官職是杜甫做上左拾遺後，向唐肅宗推薦而來的。可以說，杜甫是岑參的伯樂。

在唐代，拾遺和補闕往往合在一起，稱作“遺補”。

成語“拾遺補闕”的意思是，及時糾正和補全他人的過失與缺點，並且把這些過程如實記錄下來。

岑參

這個成語出自西漢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一書，原話為：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

從中可以看出，成語拾遺補闕明顯要比“拾遺”，“補闕”兩個官職出現時間早600餘年，極有可能是兩個官職的稱謂來自這個成語。並且，兩個官職的職責跟成語描述的也比較一致，所以說，它們之間有很大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