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與茶道精神的關係
一、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思想的基礎
從春秋時孔子創立儒家學說，到西漢儒家經學大師董仲舒提出“獨尊儒術”，再經宋代以朱熹為代表的一群儒家理學大師的完善，不僅形成了相當嚴密的理論系統，而且成了宋代以後佔統治地位的主流思想與文化，深刻地滲透到了華人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所以，無論你自覺，還是不自覺，都在無形地按照儒家規範來指導自己的為人處世原則。這一點，甚至於成為世界華人的一個共同特徵了。
中國茶道，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離開儒家思想原則，不體現儒家文化，既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沒有中國特色的。事實上，無論是在古人寫的茶書中，還是在有據可考的古人茶事活動中，都具有鮮明的儒家思想文化特徵。
最能體現儒家思想特點的第一部茶論，也許要數北宋皇帝趙徽宗所著的《大觀茶論》了。開篇就明確提出：至若茶之為物，擅甌越閩之秀氣，鐘山川之靈稟，祛襟滌滯，至清導和，則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這就一下子把茶事活動提升到高雅層次上去了，大有非高雅之士，不能欣賞茶的佳處之感。接下去，又得意洋洋地說，天下之士，勵志清白，兢為閒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銷金，嗓英咀華，較筐筐之精，爭鑑裁之別，雖下士於此時，不以蓄茶為羞，可謂盛世之清尚也。宋徽宗在這裡雖然是透過茶事之雅興，而來為自己的政績歌功頌德。但也確是反映出了當時社會茶事之盛。正因茶事成為時尚，於是從製茶到沖泡品飲，甚至連茶具茶器都變得相當考究起來;這就把原來普通的茶事活動上升成了一種精神享受。
這一點，也是孔子所一貫提倡和嚮往的。“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孔子那時茶事雖未興，飲食已相當考究。，一精一細，就把飲食的檔次提升了，不僅僅為了填飽肚子，而是從中尋找精神享受。在論述他的志向時，更是明確說“童子三、二人，櫛乎風。沐乎浴”。而且認為這就是他理想的大同世界。追求這種擺脫了物質所累的悠閒生活境界，就是孔子的“道”。從這一點上來說，宋徽宗與孔子是一脈相承的。
二、儒家思想是一種入世的，積極有為的思想
這與道家的出世成仙，和佛教的棄世虛無有很大的不同。目前公認的最早茶詩，唐代盧仝《七碗茶詩》中，便非常明確地表現了盧仝心念蒼生的儒家入世救世思想。“便為諫議問蒼生，到頭還得蘇息否?”縱觀全詩，盧仝表面上是喝茶，而實質上是借茶來抒發自已的儒家精神抱負。事實上，盧仝本身也是由棄佛入儒的。
宋代茶風大盛，反映茶事活動的專著與文學作品也達到一個空前高度。除了宋徽宗的《大觀茶論》外。影響深遠的茶書還有蔡襄的《茶錄》，宋子安的《試茶錄》熊藩的《宣和北苑茶錄》等等，這此茶書的作者，無一不是精通儒學的學者。而在文學作品方面，當時的一流文學大師，蘇東坡，歐陽修，柳宗元，黃庭堅，范仲淹，陸游等，幾乎都有茶文茶詩傳世。許多詩文都借茶表達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入世精神。如蔡襄的“願樂池中波，化作人間雨”;陸游的“雪飛一片茶不憂”;等等。而蘇東坡的諷喻散文《葉嘉傳》，以人喻茶，以茶喻人，其所讚賞的那種剛勁清白，為天下蒼生，寧可被侮被斥之險，“輒苦”皇上的精神，則特別令人尋味。
儒家入世精神的的另一方面，就是茶的世俗化。作為中國茶道基本載體的茶，本身就是非常世俗的。神農氏發現茶，原意是為了解毒救人。而後則成了與油鹽柴米醬醋並列的開門七件事，在華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一種相當重要的角色。待人接物，解困去乏，消食減肥，保健休閒;等等。
中國第一部文人創作的反映市井生活名著《金瓶梅》，其中就有許多作為日常生活的茶事描寫。西門慶勾引潘金蓮，就是借喝茶為名，透過開小茶館的王婆達到目的。而在《紅樓夢》中，也有多處茶事活動的描寫。妙玉的“三杯為品”論，甚至對今天的品茶活動都產生了影響。凡此種種，不勝列舉。
三、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中庸
中庸既是一個抽象的哲學概念，也是一個具體的為人處世行為準則。所謂中庸，按儒家創始人孔子自己的解釋就是“不偏不倚”“執其兩端而折之”。後來有許多學者也都作了更加詳細的解釋，但要旨均不離此。將其作為處世為人的指導原則，就是不要偏激，不要走極端。要公正，平和，謙恭，以理服人，以禮待人，留有餘地;等等。
茶事活動要取得完滿結果，關鍵在於把握準確的“度”。現在公認的中國最早茶書唐代陸羽《茶經》，雖說主要是對茶事的具體記錄，沒有明確涉及茶道，但也體現了許多嚴格把握茶事的“度”的觀念。例如論採茶“有雨不採，睛有云不採”;論評茶“茶之否，存於口訣”;論煮茶“慎勿……使涼炎不勻”;論沸水，一沸不用，三沸太老，而取二沸恰恰相好，等等。而恰到好處的“度”，就是中庸的基本內涵之一。
所以，進行茶事活動時，首先，必須調節自己的精神狀態，不能有偏激走極端，要心平氣和，進退有節，待人有禮;其次，在具體活動中也要不偏不倚。例如製茶過程中，焙火，就不能過高，也不能過低;沖泡茶葉時，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沖泡時，也應按照同樣的原則。無論置茶，注水，出湯，都要恰到好處。品飲時，要始保持著平和心態，毫米能體到烏龍茶的色香味妙處。當然，具體的量，具體的方法，可以因人而異。基本的中庸之度，卻是一致的。所以，從某個角度來說，烏龍茶，也可以說是一種最能體現中庸思想的茶。
近年來，關於中國茶道精神內容的討論相當熱烈。其中說的最多的是所謂“和、敬、清、寂”。同時也根據這四字而演變出其他的四字，什麼“和、敬、怡、真”，“和、敬、怡、平”，等等。然而考其四個字來源，其實是日本茶道的基本概念。不可否認，日本茶道源於中國，又發展的比較成熟，有許多值得學習之處。畢竟是在不同自然與文化環境的產物，與中國茶道精神有很大的不同。日本茶道的哲學基礎，是日本化的佛教禪宗思想。所以，又有“茶禪合一”的說法，也有人將日本茶道稱為“禪茶道”。由於日本茶道有一套嚴格的沖泡品飲程式，近年傳入中國之後，產生極大的影響。以至於有些人竟不知所以地把它當作中國茶道了。這當然一種誤區。日本佛教禪宗，是從中國傳過去的，但與中國本土的佛教禪宗，還是有很大區別。中國禪宗，是一種中國化的佛教，而這種佛教中國化的過程，就是與承認儒家主流地位，與儒家思想同化的過程。離開了這一點，佛教在中國的紮根與發展，是不可思議的。中國佛教佛寺，在茶業發展中起著相當特殊的作用，與此同時，也發展了一整套獨特的佛教茶禮，出現所謂“自古名山多名寺，自古名寺多名茶”現象。但不管怎樣，都不能取代和超越儒家的主流地位和影響。
有人說，中國茶道的基本精神，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思想，源於道家創始人老子。老子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後來發展成中國傳統宗教道教。而中國曆代統治者，推行的都是“外儒內道”;在某一個歷史時期，比如漢初、唐初，老子和道教也曾被推崇到極高的地位。正因此，道教思想在華人的精神和日常生活中，同時也對茶文化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至於“天人合一”思想，是漢時儒家經學大師董仲舒提出來的，揉雜了許多陰陽五行讖諱迷信學說。但考其根源，還是源於道家思想。董仲舒以儒自據，力倡獨尊儒術，但就這點思想來說，與孔子的原始儒家思想相去甚遠。孔子不僅從“不語亂力怪神”，也很少論天。“不知人，焉知天”。
當然，這也許正是孔子以後的儒家學說特色，從董仲舒的經學起，到朱熹的理學，王陽明的心學，總是吸收揉合了包括道家在內的種種思想觀念才發展起來。但不管怎樣，道家也與佛教一樣，始終都不能像儒家那樣，成為佔獨立統治地位的理論學說。
而儒家思想和文化，情況就不同了。儘管在先秦創始時，經歷過許多坎坷，但最終取得了在中國社會和正統主流地位。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中庸”，太偉大了。儒家有了“中庸，就成了包容性極大但又個性極強的學說體系。先是吸收道家、法家思想，後來又吸收佛教思想，但是不管怎樣，基本的中庸核心沒有變。理解了這一點，也就理解了中國茶道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也許中國茶道不會有日本茶道那樣嚴密的程式與規範，也不會以“茶道”名稱出現，但無論如何，中庸思想都是茶事活動的基本指導思想。
儒家與茶道的關係
茶品與人品
古人認為，喝茶是雅事，所以，一起喝茶的人亦不能太俗。因而就有了品茶、品人、茶品、人品之說。在這一方面，古人是絲毫不會含糊的。
明人屠隆在《考盤餘事》中說：“有佳茗而飲非其人，猶汲泉以灌蒿萊，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識其趣，一吸而盡，不暇辨味，俗莫大焉。”
明人陸樹聲與徐渭都作有《煎茶七類》之文，二人把“人品”列在首位。陸樹聲說：“煎茶非漫浪，要須其人與茶品相得。”徐渭也說：“煎茶雖微清小雅，然要須其人與茶品相得。”
同時代的許次紓在他所著的《茶疏》“論客”一節中說：“賓朋雜沓，止堪交錯觥籌;乍會泛交，僅須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調，彼此暢適，清言雄辨，脫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汲水點湯。”
陳繼儒在其所著的《巖棲幽事》中則說：“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由此可見，品茶時的人數是有嚴格限制的，否則就落下了“施茶”的話柄。張源在《茶錄》中亦有類似的說法：“飲茶以客少為貴，客眾則喧，喧則雅趣乏矣。獨啜曰神，二客曰勝，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入曰施。”
中庸、和諧與茶道
有人說，華人性格象茶，總是清醒、理智的看待世界，不卑不亢，執著持久，強調人與人相助相依，在友好、和睦的氣氛中共同進步。這話頗有些道理。
表面看，中國儒、道、佛各家都有自己的茶道流派，其形式與價值取向不盡相同。佛教在茶宴中伴以青燈孤寂，要在明心見性;道家茗飲尋求空靈虛靜，避世超塵;儒家以茶勵志，溝通人際關係，積極入世。無論意境和價值取向不都是很不相同嗎?其實不然。這種表面的區別確實存在，但各家茶文化精神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即：和諧、平靜，實際上是以儒家的中庸為提攜。
在社會生活中，華人主張有秩序，相攜相依，多些友誼與理解。在與自然的關係中，主張天人合一，五行協調，向大自然索取，但不能無休無盡，破壞平衡。水火本來是對立的，但在一定條件下卻可相容相濟。儒家把這種思想引入中國茶道，主張在飲茶中溝通思想，創造和諧氣氛，增進彼此的友情。飲茶可以更多的審已、自省，清清醒醒地看自己，也清清醒醒地看別人。各自內省的結果，是加強理解，過年過節，各單位舉行“茶話會”，表示團結;有客來敬上一杯香茶，表示友好與尊重。常見酗酒鬥歐的，卻不見茶人喝茶打架，那怕品飲終日也不會掄起茶杯翻臉。這種和諧、友誼精神來源於茶道中的中庸思想。
在中國茶文化中，處處貫徹著和諧精神。宋人蘇漢臣有《百子圖》，一大群娃娃，一邊調琴、賞花、歡笑嬉戲，一邊拿了小茶壺、茶杯品茶，宛如中華民族大家庭，大孩子雖多並不去打架，而能和諧共處。至於直接以《同胞一氣》命名的俗飲圖，或把茶壺、茶杯稱為“茶娘”、“茶子”，更直接表達了這種親和態度。清代茶人陳鳴遠，造了一把別緻的茶壺，三個老樹虯根，用一束腰結為一體，左分枝出壺嘴，右出枝為把手，三根與共，同含一壺水，同用一支蓋，不僅立意鮮明，取“眾人捧柴火焰高”、“十支筷子折不斷”、“共飲一江水”等古意，而且造型自然、高雅、樸拙中透著美韻。此壺命名為“束柴三友壺”，主題一下子被點明。
中國歷史上，無論煮茶法、點茶法、泡茶法，都講究“精華均分”。好的東西，共同創造，也共同享受。從自然觀念講，飲茶環境要協和自然，程式、技巧等茶藝手段既要與自然環境協調，也要與人事、茶人個性相符。青燈古剎中，體會茶的苦寂;琴臺書房裡體會茶的雅韻;花間月下宜用點花茶之法;民間俗飲要有歡樂與親情。
儒家茶道倡導和諧的人際關係，“在與自然的關係中，主張天人合一，五行協調，向大自然索取，但不能無休無盡，破壞平衡。水火本來是對立的，但在一定條件下卻可相容相濟。儒家把這種思想引入中國茶道，主張在飲茶中溝通思想，創造和諧氣氛，增進彼此的友情。”
儒家與茶道精神的關係
一、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思想的基礎
從春秋時孔子創立儒家學說，到西漢儒家經學大師董仲舒提出“獨尊儒術”，再經宋代以朱熹為代表的一群儒家理學大師的完善，不僅形成了相當嚴密的理論系統，而且成了宋代以後佔統治地位的主流思想與文化，深刻地滲透到了華人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所以，無論你自覺，還是不自覺，都在無形地按照儒家規範來指導自己的為人處世原則。這一點，甚至於成為世界華人的一個共同特徵了。
中國茶道，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離開儒家思想原則，不體現儒家文化，既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沒有中國特色的。事實上，無論是在古人寫的茶書中，還是在有據可考的古人茶事活動中，都具有鮮明的儒家思想文化特徵。
最能體現儒家思想特點的第一部茶論，也許要數北宋皇帝趙徽宗所著的《大觀茶論》了。開篇就明確提出：至若茶之為物，擅甌越閩之秀氣，鐘山川之靈稟，祛襟滌滯，至清導和，則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這就一下子把茶事活動提升到高雅層次上去了，大有非高雅之士，不能欣賞茶的佳處之感。接下去，又得意洋洋地說，天下之士，勵志清白，兢為閒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銷金，嗓英咀華，較筐筐之精，爭鑑裁之別，雖下士於此時，不以蓄茶為羞，可謂盛世之清尚也。宋徽宗在這裡雖然是透過茶事之雅興，而來為自己的政績歌功頌德。但也確是反映出了當時社會茶事之盛。正因茶事成為時尚，於是從製茶到沖泡品飲，甚至連茶具茶器都變得相當考究起來;這就把原來普通的茶事活動上升成了一種精神享受。
這一點，也是孔子所一貫提倡和嚮往的。“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孔子那時茶事雖未興，飲食已相當考究。，一精一細，就把飲食的檔次提升了，不僅僅為了填飽肚子，而是從中尋找精神享受。在論述他的志向時，更是明確說“童子三、二人，櫛乎風。沐乎浴”。而且認為這就是他理想的大同世界。追求這種擺脫了物質所累的悠閒生活境界，就是孔子的“道”。從這一點上來說，宋徽宗與孔子是一脈相承的。
二、儒家思想是一種入世的，積極有為的思想
這與道家的出世成仙，和佛教的棄世虛無有很大的不同。目前公認的最早茶詩，唐代盧仝《七碗茶詩》中，便非常明確地表現了盧仝心念蒼生的儒家入世救世思想。“便為諫議問蒼生，到頭還得蘇息否?”縱觀全詩，盧仝表面上是喝茶，而實質上是借茶來抒發自已的儒家精神抱負。事實上，盧仝本身也是由棄佛入儒的。
宋代茶風大盛，反映茶事活動的專著與文學作品也達到一個空前高度。除了宋徽宗的《大觀茶論》外。影響深遠的茶書還有蔡襄的《茶錄》，宋子安的《試茶錄》熊藩的《宣和北苑茶錄》等等，這此茶書的作者，無一不是精通儒學的學者。而在文學作品方面，當時的一流文學大師，蘇東坡，歐陽修，柳宗元，黃庭堅，范仲淹，陸游等，幾乎都有茶文茶詩傳世。許多詩文都借茶表達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入世精神。如蔡襄的“願樂池中波，化作人間雨”;陸游的“雪飛一片茶不憂”;等等。而蘇東坡的諷喻散文《葉嘉傳》，以人喻茶，以茶喻人，其所讚賞的那種剛勁清白，為天下蒼生，寧可被侮被斥之險，“輒苦”皇上的精神，則特別令人尋味。
儒家入世精神的的另一方面，就是茶的世俗化。作為中國茶道基本載體的茶，本身就是非常世俗的。神農氏發現茶，原意是為了解毒救人。而後則成了與油鹽柴米醬醋並列的開門七件事，在華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一種相當重要的角色。待人接物，解困去乏，消食減肥，保健休閒;等等。
中國第一部文人創作的反映市井生活名著《金瓶梅》，其中就有許多作為日常生活的茶事描寫。西門慶勾引潘金蓮，就是借喝茶為名，透過開小茶館的王婆達到目的。而在《紅樓夢》中，也有多處茶事活動的描寫。妙玉的“三杯為品”論，甚至對今天的品茶活動都產生了影響。凡此種種，不勝列舉。
三、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中庸
中庸既是一個抽象的哲學概念，也是一個具體的為人處世行為準則。所謂中庸，按儒家創始人孔子自己的解釋就是“不偏不倚”“執其兩端而折之”。後來有許多學者也都作了更加詳細的解釋，但要旨均不離此。將其作為處世為人的指導原則，就是不要偏激，不要走極端。要公正，平和，謙恭，以理服人，以禮待人，留有餘地;等等。
茶事活動要取得完滿結果，關鍵在於把握準確的“度”。現在公認的中國最早茶書唐代陸羽《茶經》，雖說主要是對茶事的具體記錄，沒有明確涉及茶道，但也體現了許多嚴格把握茶事的“度”的觀念。例如論採茶“有雨不採，睛有云不採”;論評茶“茶之否，存於口訣”;論煮茶“慎勿……使涼炎不勻”;論沸水，一沸不用，三沸太老，而取二沸恰恰相好，等等。而恰到好處的“度”，就是中庸的基本內涵之一。
所以，進行茶事活動時，首先，必須調節自己的精神狀態，不能有偏激走極端，要心平氣和，進退有節，待人有禮;其次，在具體活動中也要不偏不倚。例如製茶過程中，焙火，就不能過高，也不能過低;沖泡茶葉時，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沖泡時，也應按照同樣的原則。無論置茶，注水，出湯，都要恰到好處。品飲時，要始保持著平和心態，毫米能體到烏龍茶的色香味妙處。當然，具體的量，具體的方法，可以因人而異。基本的中庸之度，卻是一致的。所以，從某個角度來說，烏龍茶，也可以說是一種最能體現中庸思想的茶。
近年來，關於中國茶道精神內容的討論相當熱烈。其中說的最多的是所謂“和、敬、清、寂”。同時也根據這四字而演變出其他的四字，什麼“和、敬、怡、真”，“和、敬、怡、平”，等等。然而考其四個字來源，其實是日本茶道的基本概念。不可否認，日本茶道源於中國，又發展的比較成熟，有許多值得學習之處。畢竟是在不同自然與文化環境的產物，與中國茶道精神有很大的不同。日本茶道的哲學基礎，是日本化的佛教禪宗思想。所以，又有“茶禪合一”的說法，也有人將日本茶道稱為“禪茶道”。由於日本茶道有一套嚴格的沖泡品飲程式，近年傳入中國之後，產生極大的影響。以至於有些人竟不知所以地把它當作中國茶道了。這當然一種誤區。日本佛教禪宗，是從中國傳過去的，但與中國本土的佛教禪宗，還是有很大區別。中國禪宗，是一種中國化的佛教，而這種佛教中國化的過程，就是與承認儒家主流地位，與儒家思想同化的過程。離開了這一點，佛教在中國的紮根與發展，是不可思議的。中國佛教佛寺，在茶業發展中起著相當特殊的作用，與此同時，也發展了一整套獨特的佛教茶禮，出現所謂“自古名山多名寺，自古名寺多名茶”現象。但不管怎樣，都不能取代和超越儒家的主流地位和影響。
有人說，中國茶道的基本精神，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思想，源於道家創始人老子。老子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後來發展成中國傳統宗教道教。而中國曆代統治者，推行的都是“外儒內道”;在某一個歷史時期，比如漢初、唐初，老子和道教也曾被推崇到極高的地位。正因此，道教思想在華人的精神和日常生活中，同時也對茶文化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至於“天人合一”思想，是漢時儒家經學大師董仲舒提出來的，揉雜了許多陰陽五行讖諱迷信學說。但考其根源，還是源於道家思想。董仲舒以儒自據，力倡獨尊儒術，但就這點思想來說，與孔子的原始儒家思想相去甚遠。孔子不僅從“不語亂力怪神”，也很少論天。“不知人，焉知天”。
當然，這也許正是孔子以後的儒家學說特色，從董仲舒的經學起，到朱熹的理學，王陽明的心學，總是吸收揉合了包括道家在內的種種思想觀念才發展起來。但不管怎樣，道家也與佛教一樣，始終都不能像儒家那樣，成為佔獨立統治地位的理論學說。
而儒家思想和文化，情況就不同了。儘管在先秦創始時，經歷過許多坎坷，但最終取得了在中國社會和正統主流地位。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中庸”，太偉大了。儒家有了“中庸，就成了包容性極大但又個性極強的學說體系。先是吸收道家、法家思想，後來又吸收佛教思想，但是不管怎樣，基本的中庸核心沒有變。理解了這一點，也就理解了中國茶道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也許中國茶道不會有日本茶道那樣嚴密的程式與規範，也不會以“茶道”名稱出現，但無論如何，中庸思想都是茶事活動的基本指導思想。
儒家與茶道的關係
茶品與人品
古人認為，喝茶是雅事，所以，一起喝茶的人亦不能太俗。因而就有了品茶、品人、茶品、人品之說。在這一方面，古人是絲毫不會含糊的。
明人屠隆在《考盤餘事》中說：“有佳茗而飲非其人，猶汲泉以灌蒿萊，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識其趣，一吸而盡，不暇辨味，俗莫大焉。”
明人陸樹聲與徐渭都作有《煎茶七類》之文，二人把“人品”列在首位。陸樹聲說：“煎茶非漫浪，要須其人與茶品相得。”徐渭也說：“煎茶雖微清小雅，然要須其人與茶品相得。”
同時代的許次紓在他所著的《茶疏》“論客”一節中說：“賓朋雜沓，止堪交錯觥籌;乍會泛交，僅須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調，彼此暢適，清言雄辨，脫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汲水點湯。”
陳繼儒在其所著的《巖棲幽事》中則說：“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由此可見，品茶時的人數是有嚴格限制的，否則就落下了“施茶”的話柄。張源在《茶錄》中亦有類似的說法：“飲茶以客少為貴，客眾則喧，喧則雅趣乏矣。獨啜曰神，二客曰勝，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入曰施。”
中庸、和諧與茶道
有人說，華人性格象茶，總是清醒、理智的看待世界，不卑不亢，執著持久，強調人與人相助相依，在友好、和睦的氣氛中共同進步。這話頗有些道理。
表面看，中國儒、道、佛各家都有自己的茶道流派，其形式與價值取向不盡相同。佛教在茶宴中伴以青燈孤寂，要在明心見性;道家茗飲尋求空靈虛靜，避世超塵;儒家以茶勵志，溝通人際關係，積極入世。無論意境和價值取向不都是很不相同嗎?其實不然。這種表面的區別確實存在，但各家茶文化精神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即：和諧、平靜，實際上是以儒家的中庸為提攜。
在社會生活中，華人主張有秩序，相攜相依，多些友誼與理解。在與自然的關係中，主張天人合一，五行協調，向大自然索取，但不能無休無盡，破壞平衡。水火本來是對立的，但在一定條件下卻可相容相濟。儒家把這種思想引入中國茶道，主張在飲茶中溝通思想，創造和諧氣氛，增進彼此的友情。飲茶可以更多的審已、自省，清清醒醒地看自己，也清清醒醒地看別人。各自內省的結果，是加強理解，過年過節，各單位舉行“茶話會”，表示團結;有客來敬上一杯香茶，表示友好與尊重。常見酗酒鬥歐的，卻不見茶人喝茶打架，那怕品飲終日也不會掄起茶杯翻臉。這種和諧、友誼精神來源於茶道中的中庸思想。
在中國茶文化中，處處貫徹著和諧精神。宋人蘇漢臣有《百子圖》，一大群娃娃，一邊調琴、賞花、歡笑嬉戲，一邊拿了小茶壺、茶杯品茶，宛如中華民族大家庭，大孩子雖多並不去打架，而能和諧共處。至於直接以《同胞一氣》命名的俗飲圖，或把茶壺、茶杯稱為“茶娘”、“茶子”，更直接表達了這種親和態度。清代茶人陳鳴遠，造了一把別緻的茶壺，三個老樹虯根，用一束腰結為一體，左分枝出壺嘴，右出枝為把手，三根與共，同含一壺水，同用一支蓋，不僅立意鮮明，取“眾人捧柴火焰高”、“十支筷子折不斷”、“共飲一江水”等古意，而且造型自然、高雅、樸拙中透著美韻。此壺命名為“束柴三友壺”，主題一下子被點明。
中國歷史上，無論煮茶法、點茶法、泡茶法，都講究“精華均分”。好的東西，共同創造，也共同享受。從自然觀念講，飲茶環境要協和自然，程式、技巧等茶藝手段既要與自然環境協調，也要與人事、茶人個性相符。青燈古剎中，體會茶的苦寂;琴臺書房裡體會茶的雅韻;花間月下宜用點花茶之法;民間俗飲要有歡樂與親情。
儒家茶道倡導和諧的人際關係，“在與自然的關係中，主張天人合一，五行協調，向大自然索取，但不能無休無盡，破壞平衡。水火本來是對立的，但在一定條件下卻可相容相濟。儒家把這種思想引入中國茶道，主張在飲茶中溝通思想，創造和諧氣氛，增進彼此的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