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末建安時期文壇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陳琳、徐幹、阮瑀、應、劉楨）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普遍採用五言形式，以風骨遒勁而著稱，並具有慷慨悲涼的陽剛之氣，形成了文學史上“建安風骨”的獨特風格，被後人尊為典範。無論是“曹氏父子”還是“建安七子”，都長期生活在河洛大地，這種駿爽剛健的風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關的。
風骨一詞最早大量應用於魏、晉、南朝的人物評論，後引用到書畫理論和文學評論之中。至於文學評論，當以南唐劉勰的《文心雕龍·風骨》最為精到：“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辭結合駿爽的意氣，形成格調勁健和藝術感染力強的“風骨”。風，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內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現力。
漢獻帝最後的年號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學史上的建安時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時間。這一時代的作家，逐步擺脫了儒家思想的束縛，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當時處於戰亂動盪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現得更為慷慨激昂，他們創作了一大批文學鉅著，形成了文學作品內容充實、感情豐富的特點，即人們常說的“建安風骨”。
建安時期的文學作品，尤以詩歌最為突出，建安詩歌是從漢樂府和“古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些著作表現了時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壇的領軍人物，曹操的詩文，深沉慷慨、氣勢雄渾；曹丕與文士相處極歡洽。王粲死時，他率眾文士送葬，說：“王粲生前喜歡聽驢叫，我們都叫一聲送他。”於是墓前響起一片驢叫聲。曹植的文學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豔，辭藻華麗，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氣奇高、詞采華茂”的藝術風格。他的《洛神賦》是千古名篇，以精煉的語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繪出洛神絕世之美及純潔無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詩》是漢末戰亂動盪的真實寫照。
建安文學的輝煌成就，對後來文學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南唐劉勰和鍾嶸反覆推崇建安時期的文風；唐陳子昂盛讚“漢魏風骨”，李白有“蓬萊文章建安骨”的詩句；當代魯迅先生讚譽：建安是文學的自覺時代，從這個時候起，人們開始認識到文學有它自身的價值和獨立的地位。曹丕的《典論·論文》是現存最早的文學批評論文，是建安時代文學自覺的標誌。曹丕的《燕歌行》是現存最早的純粹的七言詩。
漢末建安時期文壇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陳琳、徐幹、阮瑀、應、劉楨）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普遍採用五言形式，以風骨遒勁而著稱，並具有慷慨悲涼的陽剛之氣，形成了文學史上“建安風骨”的獨特風格，被後人尊為典範。無論是“曹氏父子”還是“建安七子”，都長期生活在河洛大地，這種駿爽剛健的風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關的。
風骨一詞最早大量應用於魏、晉、南朝的人物評論，後引用到書畫理論和文學評論之中。至於文學評論，當以南唐劉勰的《文心雕龍·風骨》最為精到：“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辭結合駿爽的意氣，形成格調勁健和藝術感染力強的“風骨”。風，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內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現力。
漢獻帝最後的年號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學史上的建安時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時間。這一時代的作家，逐步擺脫了儒家思想的束縛，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當時處於戰亂動盪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現得更為慷慨激昂，他們創作了一大批文學鉅著，形成了文學作品內容充實、感情豐富的特點，即人們常說的“建安風骨”。
建安時期的文學作品，尤以詩歌最為突出，建安詩歌是從漢樂府和“古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些著作表現了時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壇的領軍人物，曹操的詩文，深沉慷慨、氣勢雄渾；曹丕與文士相處極歡洽。王粲死時，他率眾文士送葬，說：“王粲生前喜歡聽驢叫，我們都叫一聲送他。”於是墓前響起一片驢叫聲。曹植的文學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豔，辭藻華麗，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氣奇高、詞采華茂”的藝術風格。他的《洛神賦》是千古名篇，以精煉的語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繪出洛神絕世之美及純潔無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詩》是漢末戰亂動盪的真實寫照。
建安文學的輝煌成就，對後來文學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南唐劉勰和鍾嶸反覆推崇建安時期的文風；唐陳子昂盛讚“漢魏風骨”，李白有“蓬萊文章建安骨”的詩句；當代魯迅先生讚譽：建安是文學的自覺時代，從這個時候起，人們開始認識到文學有它自身的價值和獨立的地位。曹丕的《典論·論文》是現存最早的文學批評論文，是建安時代文學自覺的標誌。曹丕的《燕歌行》是現存最早的純粹的七言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