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音tǔ bō）（公元618年—842年，藏文：བོན་ཆེན་པོ།，威利：bon

chen po，意為“大蕃”）是由古代藏族在青藏高原建立的政權，自囊日論贊至朗達瑪延續兩百多年。

吐蕃王朝是西藏曆史上第一個有明確史料記載的政權，松贊干布被認為是實際立國者。青藏高原各部在吐蕃王朝的統一下凝聚成強大勢力，逐漸走出封閉的內陸高原，使得古代藏族社會第一次出現勃勃生機。原本各自為政、分散孤立發展的局面被改變，透過制度、法律、驛站等建設，各個小邦政權和部落聯盟得到整合。由於內部人口流動，社會交往面擴大，推動了藏地語言及整個文化層面上的相互溝通，實現了青藏高原文化上的整合與壯大。

吐蕃的強盛，得益於周邊文明農業技術的輸入。農業的開發使得青藏高原能夠支撐大量人口，從而依託農業區整合了牧區，形成了吐蕃帝國。

而吐蕃衰落的原因也是農業，可謂成也農業，敗也農業。吐蕃的衰落跟希臘地區一次興起之後萬古沉淪的原因一樣。

吐蕃能持續擴張的原因

首先，吐蕃處於青藏高原，天險之地，易守難攻。

其次，吐蕃民風彪悍，軍隊實力強勢，特別是吐蕃的崑崙鐵騎一直都是唐軍無法逾越的障礙。

再次，吐蕃經歷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兩次和親從唐朝獲取大量的人力物力資源，又經過較長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國力大盛，而反觀唐朝，多次與外族交戰損耗許多國力，此消彼長之下唐朝愈發不能征服吐蕃。

最後，吐蕃內部能人輩出，且政治眼光極其準確，對外政策方面總是能夠取得利益，內部雖然有鬥爭，但是都能很快整合，不像唐朝內部政治鬥爭如此糾結難解。

吐蕃王朝對外擴張的基礎因素

吐蕃是一個充滿謎題的王朝，它從七世紀走下高原，以區區數百萬的人口，向東、西、北強勢拓展，盡佔青海、河隴、川西、滇西北、天山南北麓，甚至越過帕米爾高原，直抵中亞阿姆河流域一帶。

先後與當時亞洲最強大的三個軍事集團，唐、南詔、大食、回鶻分別進行了幾十乃至上百年的激戰。

這種擴張的決心和烈度，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都十分罕見，更遑論之後的藏族政權各個呆若草雞。

對於吐蕃王朝強勢拓展的態勢，即便身為對手的唐朝，也不得不嘖嘖稱奇。

《新唐書》稱之：“惟吐蕃、回鶻號強雄，為中國患最久”。《舊唐書》則以“地方萬餘里，西戎之盛，未之有也”記之。

那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吐蕃王朝有如此的擴張動力。又是什麼原因，使其成了藏史上最輝煌豪勁的時代呢？

今天，我們從其國家的自然環境、政權結構和軍事組織形態三個角度來進行分析。

一、青藏高原的自然形態是吐蕃王朝對外擴張的原動力；

很多時候，自然環境會塑造一個族群、一個國家精神風貌，越是生活在環境惡劣地區的族群越強悍，也越有對外擴張的動力。

類似的例子，在人類歷史上不勝列舉，中國北方草原的遊牧民族、北歐斯堪的納維亞的維京人都是典型的例子，吐蕃人也是如此。

青藏高原嚴苛的自然環境，無法容納大量人口。

對於吐蕃的立國之本農業來說（吐蕃是個披著遊牧外衣的農耕國家，這點和很多人的固有印象不同），整個青藏高原適宜農耕生產的地區，不過只有雅魯藏布江兩岸的河谷地區（年楚河、拉薩河、雅碧河）以及橫斷山脈三江並流區域的部分溝谷地帶。

但這些適宜農耕的地區，大都零散、狹窄，缺乏連片遼闊的耕種條件，加之高原氣候寒冷、無霜期短，豐產作物在高原無法生長，只能被迫種植低產、耐寒、耐旱的農作物。例如，青棵、小麥、豆子、油菜等。

另外，受制於地形的限制，藏區農耕地區能夠進行有效灌溉的區域很少，大量地區只能靠天吃飯，尤其到八、九月份收割季節，一場冰雹，就會使一年的辛苦，化為烏有。

這些條件都是天生限制，即便號稱天神後裔的吐蕃王室悉卜野家族，也無能為力。

所以，雖然農業是吐蕃王朝的立國之本，但不穩定的農業產品產量是制約其國力發展的重要因素。

再來看畜牧業，青藏高原上有著廣闊草原，貌似完全具備成為國家經濟的主要支柱。

但別忘了，青藏高原上主要的草場，大多分佈在海拔三千至四千米的區域。這種海拔的草場和內蒙草原、中亞草原，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環境，完全沒有可比性。

高海拔地區的草原，牧草蓄積量極低，而海拔高度一旦超過4000米，嚴格意義上說，就不應該稱之為草原，而應叫高海拔草甸或荒漠苔原。

在這種環境下，能夠生活的動物多為耐寒的耗牛、藏綿羊，甚至馬匹的質量都算不得好。

要知道，雖然馬是種喜歡涼爽的動物，但並不十分耐寒。因此，氣候溼熱的江南養不了馬，但高海拔寒冷地區也一樣不出名馬。

因此，吐蕃雖然擁有大量的草場，但畜牧業依舊十分脆弱，成不了支撐國家經濟的主要支柱。

這也是吐蕃對外輸出的產品，主要是食鹽、羊絨和毛紡品的原因，而需要大量進口的商品則是糧食和茶葉。

一旦高原上形成了統一的政權結構，整合了內部勢力、社會趨於穩定、人口開始增長，其國家必然會走上對外擴張以戰養戰之路。

因為，以青藏高原的自然環境和勞動生產力衡量，人口上限的天花板被卡死在二百萬人左右（此數值一直保持到清末），完全不具備爭霸天下的可能。

聶赤贊普從天而降壁畫

二、吐蕃王朝的政權結構是對外擴張能力的基石

吐蕃人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形成了一套類似於中原的“天子”思想。

悉卜野家族在從部落，到部落國家（小邦國），再到集權帝國的演進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君權神授”社會體系。

吐蕃王室從初代聶赤贊普開始便以“天神下凡、代天牧民”的形象出現，並在其後不斷加強。

《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中記載，“降世天神之上，天父六君之子，三兄三弟，連同赤（墀）頓祉共七位，赤頓祉之子即岱·聶赤贊普來做雅礱大地之主，降臨雅礱地方，天神之子作人間之王，後又為人們目睹直接返回天宮。”

大昭寺門前“唐蕃會盟碑”則刻著，“聖神贊普悉補野自天地渾成，入主人間，為吐蕃之首領。”

《諧拉康刻石》：“……(聶赤贊普)作為人間怙主，降臨大地，後，又重返天宮——。”

另外，吐蕃君主“贊普”的稱號為其政權獨有，周邊其他政權均不見此稱謂。

《新唐書·吐蕃傳》中對“贊普”一詞的解釋為，“其俗謂雄強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

但其實，從藏文字意而言，“贊”本就是吐蕃人敬畏的神祗之一，“普”則是一個陽性字尾。

在吐蕃人的概念裡，“贊普”的意思，就是視其君長為神的化身，具有無比的威靈，且“贊普”一詞本身就有厲害、雄強的意含。

由此“天神下凡”的思想為核心，在藏文史料中多見對贊普的修飾性詞彙。例如，“聖神贊普”、“天贊普”、“天降之王聖神贊普”、“天神來作人主、聖神贊普”、“贊普天子”等。

這種類似於中原君權結構的思想，也意味著吐蕃王朝擁有構建自己“天下秩序”的核心，而所謂“天下秩序”中，必然需要包含周邊其他政權和土地，而不是關起門來夜郎自大。

因此，在吐蕃王朝的碑銘中，常有“四方諸王無與倫比”的描述，而在和唐朝的外交活動中，也逐漸從最初的“稱臣”、“執子婿之禮”演變為，開始在會盟檔案中“摳字眼”了。

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唐蕃在準備清水會盟的檔案時。吐蕃使臣便指出，唐朝宰相給吐蕃的國書中，使用了歧視性的詞語，吐蕃朝內對此事提出正式抗議。

時任唐朝宰相楊炎的國書是這樣寫的：“所貢獻物，並領訖；今賜外甥少信物，至領取。”

赤松德贊贊普認為，書中所用“貢”、“賜”二字，代表著以吐蕃為臣的意味，吐蕃不能接受，要求唐庭給出明確解釋。同時提出，唐蕃邊界要以雲州之西，賀蘭山為界，

這兩條意見隱含之意為：

第一、吐蕃要謀取和唐朝平起平坐的國家外交關係；

第二、吐蕃佔領的河隴二道領土，要求得到唐朝的正式承認。

由於安史之亂後，唐朝在軍事上前面落於下風，面對吐蕃的指責，只能無奈的以“前相楊炎不循故事，致此誤爾”的藉口，修改敕書，把“貢”改為“進”’，把“賜”改為“寄”，把以“領取”改為“領之”。

同時，對於吐蕃提出的邊界要求，“其定界盟，並從之”——《新唐書 • 吐蕃傳》。

由此可見，吐蕃君臣的心理早已不滿足於閉關鎖國，而是飽含著對外拓展的雄心。

西藏武士壁畫

三、吐蕃的軍事組織形態是對外擴張的保障

西藏的自然環境和人口基數是吐蕃王朝的硬傷，對此特點即便是老對手唐朝都心知肚明。

咸亨三年（672年）四月，唐高宗李治面對來訪的吐蕃使節仲蹤，曾向他詢問“吐蕃贊普與其祖孰賢？”

仲瓊對吐蕃自然風貌和財力的描述是，“吐蕃土風寒苦，物產貧薄，所部邏婆川，唯有楊柳，人以為資，更無草木。烏海之南，盛夏積雪，冬則羊裘數重，署月擾衣裘褐。贊府春夏每隨水草，秋冬始入城隍，但施廬帳，又無屋宇，文物器用，豈當中夏萬分之一。”

這當然不是仲瓊在忽悠李治，唐蕃兩國在二百年的交往史上，雖刀兵相見一百九十餘次，使臣互訪也達到了一百七十餘次，對手是什麼情況，心裡都有數。

因此，唐朝宰相陸贄在《論抵禦吐蕃策》中，才有“今四夷之最強盛為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才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的論斷。

但就是在這種自然環境和人口基數的條件下，吐蕃卻做到了東侵唐朝、南服南詔、北低迴鶻、西擋大食的偉業，確實令人訝異。

松贊干布和兩位公主的塑像

吐蕃究竟是怎麼做到的呢？

這就有賴於其國內的管理體系和軍事組織構架了。

松贊干布時期，憑藉其無所匹敵的個人威望，以及手下幾位賢臣的輔佐，吐蕃王朝第一次形成了覆蓋全國的官吏體系和法律條文。

這個被稱為“欽定六大法”的制度，將國內各階層的位階一一詳細排定，規定國內各貴族、小王、各大家族均需指派成員入朝為官，並仿效唐朝的告身制，釐定各官員的職權，按官位大小而賦予告身令。

而所有權利的最終解釋權牢牢的掌控在贊普手中，形成了一個嚴密的貴族官僚系統。並以此官僚系統，處理各氏族內部的事務，解決各氏族之間的紛爭，將各氏族所有的土地、人民全都納人統治之下，完成了君主集權的王朝體制。

由此徹底改變了之前，吐蕃國內官無定製、兵無常統的現狀（“雖有官，不常厥職，臨時統領”）

同時為了有效管控各地的民眾，吐蕃還施行了一套結合軍事、社會、行政、生產於一體的制度——“五如六十一東岱制”。

這個制度將吐蕃國土劃分為五個“如”（軍區），“如”有部、翼的意思，每個“如”下設有若干東岱（千戶）。

每個“如”都設有“如本”、“元帥”、“副將”等職，千戶設有千戶長（又稱千夫長），下設有百夫長等職務。“如本”和“千戶長”既是軍官，又是地方行政官員，負責軍政民政事務。

而以地域劃分的“如”保證了，每個“如”內部的軍隊都是原來的部落民，每個千戶長所統的兵士大都是同一部落的人組成。相互之間能夠團結，互相照應，併為自己部落的聲譽不惜犧牲，極大的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

據《五部遺教·大臣遺教》、《賢者喜宴》等史料記載，吐蕃每個“如”的軍馬由同一種顏色的馬匹組成，旗幟亦各有區別，因而只要一看到馬匹和旗幟，就可以判斷出是哪個“如”的軍隊，十分有利於行軍作戰和調遣指揮。

透過“五如六十一東岱”的制度設定，形成了一張覆蓋全國的網路，將每一個基本社會單位掌控在國家機器之下。

而散落各地的吐蕃民眾，也第一次被擰在一起，為一個目標奮鬥，並迸發出巨大的能量。

除國家的軍事系統外，吐蕃還有一套非常嚴格的獎懲制度與之相伴，即所謂的“六標誌”制度。

在藏文史料《賢者喜宴》中記載，為鼓勵勇猛作戰與懲罰臨陣退卻者，吐蕃設定了六種褒獎制度和懲罰制度。

其中，勇者按照軍功的大小，可以得到“六勇飾”，分別是虎皮褲、虎皮上衣、虎皮小披肩、虎皮大披肩、整塊虎皮製之外套、整塊豹皮製的長袍等六級。而對於戰場表現怯懦者，則“懸狐尾於其首，表其似狐之怯”。

《舊唐書·吐蕃傳》載:“（吐蕃）軍令嚴肅，每戰，前隊皆死，後隊方進。重兵死，惡病終。累代戰沒，以為甲門。臨陣敗北者，懸狐尾於其首，表其似狐之怯，稠人廣眾，必以徇焉，其俗恥之，以為次死。”

除了精神上的褒獎外，吐蕃為求鼓勵士氣，張揚軍威，還有物質上的戰場激勵制度。

吐蕃雖然是一個以農業為本的國家，但其戰爭輸出的方式與遊牧民族一般無二。都是以戰養戰的軍事法則，不依賴繁雜的後勤補給，戰場掠奪所得均歸己有，以此來作為參戰將士的酬勞。

《冊府元龜》記載:“出疆之資，亦無定給，而臨陣所得，便為己有，所以戰伐吞併，往必成功”。

在這種戰爭模式下，參戰成了家族和部落獲取財資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吐蕃將士往往能夠拼死而搏，以便獲得更多的收益。

有時為實現某一特定目標，吐蕃贊普還會在戰前許諾重獎，來激發戰士的動力。

例如：《舊唐書·郝玼傳》記載，唐邊鎮名將郝玼在邊三十年，蕃人畏之如神，故贊普下令:“有生得郝玼者，賞之以等身金。”

另外，對於戰場陣亡的將士吐蕃也有相應的保障制度。

按吐蕃律例規定，絕嗣者或犯罪者，其土地財產均由王室沒收，但為國捐軀者除外。

吐蕃簡牘中便有這樣的記載:“忠心耿耿，盡忠效勞，為敵所殺，奴隸、土地由其子孫後代領有。”

同時，對於陣亡的勇士，其墓葬不但享有特定的墳區，且佐以特殊記號，以示哀榮。

唐使劉元鼎在所著《使吐蕃經見紀略》一文中寫道:“河之西南地如鹼，原野秀沃，夾河多檉柳，山多柏坡，皆邱墓，旁作屋，赭塗之，繪白虎，皆夷貴人有戰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

以上種種政治、經濟手段，促成了吐蕃軍隊強悍的戰鬥力，也徹底激發了吐蕃人在惡劣環境下養成的勇悍之氣，使之成了對手戰場上的夢魘。

難怪陸贄會在《論抵禦吐蕃策》寫道：“（吐蕃）動則中國畏其眾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

夫統帥專，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斯乃以少為眾，以弱為強，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

作為公元6、7世紀東亞最強悍的軍事集團，吐蕃王朝把自己塑造成了，類似於今天“軍國主義”形態的軍事集權制國家。

這臺充滿旺盛動力的戰爭機器，據守在堪稱天譴的青藏高原上，而無後顧之憂，因此可以毫無顧忌向外輸出戰爭，已獲得更大的生存空間和國家收益。

這就是吐蕃王朝擴張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基於地形地貌的限制，走下高原爭霸世界的吐蕃，向東受限於橫斷山滿聳持的高山深谷，向西受困於南疆綿綿不絕的荒漠綠洲，只有向北可依仗青海、甘南連綿的草場獲得補給。

因此，唐蕃兩個大帝國在河隴迎頭相撞，開啟了綿延一百八十餘年的慘烈國戰。

此戰綿延時間之久、戰場跨度之大、調動軍隊之多、戰場損失之巨，在整個人類戰爭史上都堪稱罕見。

但戰爭一旦上升到國戰的級別，便不再以一城一地之得失、一朝一夕之榮辱來考量，而是開始比拼國家的戰略縱深、經濟實力和國家動員能力。

即便吐蕃有能力激發每一個社會細胞的潛力，但高原的環境、勞動生產力和人口數量是硬實力的差距。即便中晚唐時期國內藩鎮割據，稅賦損失過半，但依舊可以憑藉數量上的絕對優勢，在核心區域死死擋住吐蕃的狂攻，將其拖入持久戰。

而最終，激發了全部產能的吐蕃，也在窮兵黷武的戰爭態勢下，被生生拖垮。

公元842年（唐武宗會昌二年），吐蕃國內政治、宗教矛盾總爆發，先於唐朝而崩潰，終結了西藏曆史上，最輝煌的一段過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