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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冷眼旁觀醬油客甲

    這個有意思,周福清花銀子保送周家子弟當官,其做法無可厚非。反正這故事是以訛傳訛。

    當年周福清一同學去浙江當主考官,周老爺子一聽這事兒高興的跳起來三尺高,覺得這是強強聯手的好機會。於是花了大把銀子和人情買通了主考官。本來一切順利,可偏偏天不隧人意。

    此事洩密,周老爺子為了擺平這事,幾乎耗盡了家底。還好,命是保住了。

    當年,我在《雜文》上看到過周老爺子翻船是因為手下馬仔是個二楞子,口無遮攔才敗的事兒。

    歷史不可考證,但我覺得以浙江人的品性,如此高機密的事兒,辦事的人肯定是個八面玲瓏的心腹才對。

    總之,老周家落寞也未必是壞事。後來,周家三兄弟個個成材,一個官居副國級,一個是文壇領袖,那怕周樹人也是大家一位。反正,這家子都是聰明人。利害著呢,傳承有續,是個百年大家族。

    低調的人,活得才滋潤,這也許是周福清最後的家訓!

  • 2 # 只問安好

    魯迅祖父周福清,字介孚,初在朝為官,閒居時為後人謀官派為以後能夠勒索受賄官吏為其要收“賄"證明的貪婪傭人而“陷"入“江南科考舞弊第一案",光緒震怒,判其秋後問斬,周家為此上下打點而家道中落,周介孚則保得一命,然牢獄之災仍未可避免。時慈禧由出逃回京後,心中一喜而赦舊犯,周介孚由此經8年牢獄得以釋放而善終。慈禧還公派魯迅留日,由此魯迅懟天懟地卻從不罵慈禧這個公認的老妖婆。

  • 3 # 穿插游擊隊

    一、周福清的如意算盤

    這樁案子發生在1893年,也就是光緒十九年。

    魯迅的祖父名叫周福清,生於1837年。他填給官府的資料少寫了七歲,說自己生於1844年,目的是推遲退休之日以便多做幾年官。1871年,周福清以三甲第十五名考中進士,四年後被分配去江西金豀做知縣,很快又因“辦事顢頇”被兩江總督沈葆楨彈劾丟了職務。為維繫官場生涯,周福清不得不出錢另捐了一個正七品的“內閣中書”,這是個沒有油水的小京官,主要負責撰寫翻譯公文。

    從1879年開始,周福清在內閣中書這個沒油水的職位上,幹了十餘年沒有挪窩,直到科舉舞弊案爆發。這期間,周福清的經濟狀況相當窘迫,“雖然還不要用到家裡的錢,但也沒有一個錢寄回來”。同鄉王繼香在日記裡說,眾人知道周福清沒錢,出門是不肯坐車的,所以聚會時都不坐車,以免因分攤車錢給周福清增加壓力。

    改善經濟上的窘境,是周福清在1893年籌劃運作科舉舞弊的重要動力之一。

    1894年是慈禧的六十大壽。作為慶祝,清廷決定在這年開一場恩科,錄取一批讀書人進入體制。按制度,京城裡要開恩科,地方上就得提前一年進行鄉試選拔。周福清覺得自己的機會來了。第一,他的母親在1893年初去世,他以丁憂的名義回家奔喪,不受日常文書工作的約束,有大量的時間用來籌劃運作。第二,此次派往浙江主持鄉試的主考官殷如璋,是周福清的科場同年。

    周福清是一個很謹慎的人,沒有選擇在浙江境內操辦此事。他帶了一名叫做陶阿順的僕役,趕去蘇州的胥門碼頭等候殷如璋,那裡是前往杭州的必經之路。尋到殷如璋的坐船後,他也沒有親自出面,而是先命陶阿順帶去了一封信。

    據浙江巡撫崧駿1893年10月13日給朝廷的奏摺,信中除一張周福清的名片,一張寫有“外年愚弟”的帖子之外,還有兩張紙。一張紙上寫著賄賂的出價是“憑票洋銀一萬元”,另一張紙上寫著舞弊受益考生的姓氏,分別是“馬(官卷)、顧、陳、孫、章,又小兒第八”,意即除了馬、顧、陳、孫、章五人外,還有周福清的兒子周用吉(也就是魯迅的父親)也參加了這次考試,要請殷如璋一併照顧——前五人是賄銀的出資者。按周福清的計劃,此行不但可以捎帶著讓兒子金榜題名,還可以在事成後從五家人那裡得一筆不菲的酬勞,可謂如意算盤。

    沒想到的是,接到信的殷如璋,先是命人將送信的陶阿順扣了下來,然後又把寫信的周福清給告發了。

    圖:紹興魯迅故居所藏周福清像

    二、燙手的賄銀

    殷如璋為什麼要告發周福清?

    有說法稱,這是因為陶阿順辦事稀裡糊塗,將行賄的帖子送錯了。周福清計劃裡的行賄物件,不是主考官殷如璋,而是副主考官周錫恩。殷、週二人當時都在船上,陶阿順誤將帖子送到了殷如璋手裡,“殷知道周錫恩涉嫌賣關節,好處他自己獨吞;周則要撇清自己,必須裝作毫不知情,於是堅持嚴辦”,二人都要彰顯自己的光明正大,周福清就只好倒黴了。

    這個說法捕風捉影,與實情相去甚遠。據官方留存檔案,周福清的信內有一張“外年愚弟”的帖子,可見他的行賄物件是殷如璋沒有錯——周錫恩並不是周福清的科舉同年。

    “往浙路過蘇州,不幸遇內閣中書周福清,函通正主考殷秋樵京卿買求關節,被恩在船遇見。其時,主議揭發者,實錫恩所為也。”

    另據周作人《知堂回憶錄》裡講,周福清派陶阿順(周作人誤記為徐福)去送信,“那時恰巧副主考周錫恩正在正主考船上聊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鄉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邊叫喊,說銀信為什麼不給回條?這件事便戳穿了”。周作人的說法或來自家中長輩,與周錫恩的私信,恰可互為佐證。

    也就是說,周福清行賄被揭發,純屬操作上出現了失誤,是一個偶發事件。對主考官殷如璋來說,為了一萬元賄銀去搞定副主考周錫恩,是一件非常不划算、且存在未知風險的事情。所以他寧願不要這燙手的銀子,而是跟周錫恩一起,將周福清給舉報了。

    三、又不是隻有我這麼幹

    陶阿順被扣押後,周福清先是遁逃到上海觀察形勢;該案由江蘇移交給浙江審理後,周福清又主動前往杭州投案。

    在杭州知府衙門的公堂上,周福清似乎並不認為自己犯了多嚴重的罪行。他甚至說出了“交通關節者已不止一科”(又不是隻有我這回這樣幹,之前的歷屆考試都有人行賄舞弊)這種話。但讓他沒有料到的是,蘇州碼頭上的“登船行賄未遂事件”,已被蘇浙官場中人當成茶餘飯後的談資迅速傳開,也進入到了朝中御史們的耳朵。御史林紹年在1893年底,就把周福清“交通關節者已不止一科”這句話寫進了自己的奏摺;更早一些時候,御史褚成博也在奏摺裡對皇帝說,蘇州“登船行賄未遂事件”已在蘇浙兩省到處傳播,正派的讀書人個個驚歎憤慨,連京城裡計程車大夫也在傳這個事。

    周福清有這種認知並不奇怪。有清一代,尤其是到了中晚清,朝廷為科舉舞弊制定的刑罰雖然嚴厲,但絕大多數的科舉舞弊者並不會得到懲罰。因為他們大機率不會被揭發。今人所能知曉的中晚清時代的科舉舞弊案,或是因為政治鬥爭的需要而成案,或是因為某些極偶然的因素而暴露——周福清“登船行賄未遂”,就是偶然因素所致。

    另一個常被拿來舉例的嘉慶年間“樊順承科舉舞弊案”,案發也極為偶然。嶽麓書院的學生彭珴,被考場的工作人員樊順承割了考卷,移花接木給了另一名考生傅晉賢(讓後者重抄一遍)。沒想到傅竟中了頭名解元,考卷被公開張貼出來,於是案情曝光。即便曝了光,彭珴也曾被說動私了,若非嶽麓書院院長不肯鬆口,案子仍會消弭於無。樊順承在臨刑前,也說了與周福清相似的話:

    “彭某之事,何足異哉?前有新化戴某先生,歷試八科均中式,均為我所抽換,他人卷得之,彭某僅一試,何足異哉?”

    大意是:姓彭的只考了一次,只被我割了一次考卷,根本不算什麼。之前新化縣有一個姓戴的,考了八次都得中,八次都被我割卷換成了別人。蕭穆《敬孚類稿》裡說,監斬官聽到他說這些話,“慮生旁案”,立即讓刀斧手快快行刑。

    四、奏摺裡的玄機

    御史上奏後,光緒皇帝下了諭旨,要浙江巡撫崧駿“嚴切根究”,從嚴從重好好查一查這個事,看看背後到底還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內幕。

    對崧駿來說,周福清是生是死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事不能牽扯太廣,誰的屁股都不乾淨,一旦往深了查,火很可能會燒到身邊人甚至自己身上。周福清那句“交通關節者已不止一科”並不是虛言。所以,處理好此事的關鍵,是將案情止於周福清,不能讓它蔓延到主考官殷如璋的身上——此案最直接的疑點,就是周福清與殷如璋之間是否早已存在勾結。

    為了將主考官殷如璋從案中完全摘出來,崧駿在10月份和12月份給朝廷的兩次回奏中,完全抹去了副主考官周錫恩在案件中的角色,隻字不提是周撞見了陶阿順前來送賄信,也隻字不提是周主張告發周福清。只給皇帝留下了一個“殷如璋拿到賄信後就正氣凜然告發了周福清”的光輝形象。周錫恩後來在私人信函裡說,崧駿這樣處理之前,曾徵求過自己的意見。自己不想得罪人,於是就答應了:

    “浙撫入奏時,有正考官而無副考官,實因福清私函賄正而非賄副,故直以為正考官舉發;若雲副考官舉發,則正考官反成被告矣。此崧鎮青中丞所言,且亦系錫恩意也。”

    大意是:如果在奏摺裡寫上是我撞見,然後主張揭發,那就等於將身為正考官的殷如璋推入一種“與周福清早有勾結”的嫌疑處境。崧駿和我商量這個事,我同意他這樣處理。

    除了讓殷如璋成功上岸,崧駿還得致力於如何不擴大案情。在1893年10月份給朝廷的回奏裡,崧駿已然發現陶阿順本是紹興府陳順泉家的傭工,是被周福清臨時借用,然後一同來到蘇州的。這並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他沒有循著這條線索繼續查下去,而是告訴皇帝,行賄信裡的“馬(官卷)”已經查出來了,因為這屆考生裡只有一個叫馬家壇的人是官卷。周福清的的兒子周用吉也查出來了。其他顧、陳、孫、章,只有姓氏沒有名字,實在沒法查。得等將周福清捉拿歸案,才可能有結論。

    稍後,周福清主動投案自首。崧駿在1893年12月第二次給朝廷回奏案情。這一次,他完全刪去了“陶阿順本是紹興府陳順泉家的傭工,是被周福清臨時借用”這個情節,只說陶阿順是周福清的僕人。回奏裡還說,周福清去向殷如璋行賄,完全是臨時起意。他從紹興北上,本來是要去京城裡探親。走到上海聽說自己的同年殷如璋是鄉試的主考官,就“一時糊塗”想要為自己的兒子買通關節,又想到親友當中有馬、顧、陳、孫、章五家有錢人,也都有子弟參加考試,並不和他們商量,就把他們一併寫上了。反正“各親友家道殷實,不患無人承應,事後必有酬謝之資”,這些人家都很有錢,不愁事後收不到行賄的銀兩,也不愁事後他們不給自己酬勞。

    這種說法,實在是鬼都難信。不經人同意,就替人去行賄,行賄的數額又不能算小(每戶二千洋銀),本就不合情理。人家並不需要,或者有其他更好的舞弊渠道,都是可能。而且,人家事前不知有行賄之事,得中後認定是自己學問過硬,將跑來“報銷賄銀”的周福清打出門去,也是有機率發生的事。崧駿之所以審出這樣的結論,是因為只有這樣處理,才能避開一場大案,才能免去拔出蘿蔔帶出泥。

    圖:崧駿等人關於周福清案的奏摺

    五、副主考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讓副主考周錫恩沒想到的是,自己主張告發周福清,結果卻成了“周福清科舉舞弊案”中最無辜的受害者。崧駿為保殷如璋,將周錫恩的名字從奏摺裡略去,產生了兩個後果:

    (1)許多人猜疑周錫恩和周福清是同宗(注:周錫恩其實是湖北人),說周福清本來是向他行賄,只是送錯了信。為了保護周錫恩,崧駿才在奏摺裡對他一字不提。

    (2)為了不做惡人,殷如璋在江浙官場到處對人說主張告發周福清的是周錫恩;為了擺脫嫌疑,殷如璋回到京城又到處對人說主張告發周福清的是他自己。

    這些後果,直接導致周錫恩被言官們風聞彈劾,要求調查他究竟有沒有問題。雖然調查沒有結果,但在晚清士人的筆記當中,周錫恩已成了一個臭名昭著的賣功名之人。這讓他非常鬱悶。

    至於主犯周福清,崧駿在奏摺裡主張對他從輕發落,理由是他行賄是臨時起意,賄銀也沒有真的送到殷如璋手裡,事後又主動投案自首。刑部不願做惡人,表示同意崧駿的主張,“擬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光緒皇帝很憤怒,不肯如此輕拿輕放,御批“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沒人為周福清辯駁,大案發生的可能性已經消弭,他的生死是無關緊要的。

    頂著“秋後處決”的聖旨,周福清在獄中戰戰兢兢地熬日子。萬幸的是,1895年,光緒皇帝的憤怒已經消失,沒有在他的名字上打勾。五年後,作為對八國聯軍攻陷京城之事的反思,清廷決定釋放一批死刑犯,周福清也在其中。他回到家中,發現長子周用吉已經病故。

    周福清活到了1904年。他的孫子魯迅後來在自傳裡說,祖父的這場“科舉舞弊案”,讓原本有四五十畝水田的家裡“幾乎什麼都沒有了”,也讓自己成了一個寄居在親戚家裡的“乞食者”。

    參考資料

    ①房兆楹,《關於周福清的史料》。

    ②朱正,《周福清科案述略》。

    ④陳春生,《周福清科場舞弊案的另一方——從新發現的一則資料說開去》,湖北師範學院學報2015年第5期。

    ⑤黃惲,《李超瓊所記周福清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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