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之所以改變了康熙和雍正時期逐漸開放海禁的政策，原因可以從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四個方面來考慮。

乾隆皇帝之所以實行“一口通商”加強閉關鎖國政策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我大清是天朝上國什麼東西都有不需要和外國貿易，之所以和你們這些蠻夷貿易是皇恩浩蕩可憐仰賴中國物資生活的你們。

從乾隆皇帝的話語中我們就可以看出他是一個閉目塞聽一點都不瞭解世界形勢的人，因此才會在比自己先進而且飛速發展的的西方列強妄自尊大，而這種不思進取的的心理也最終讓中國和西方差距越來越大最終導致了近代中國不斷喪權辱國的悲劇，所以說乾隆皇帝對近代中國的悲慘命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妄自尊大的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所說的我大清什麼東西都有不需要和外國貿易倒並非完全是自誇，因為當時小農經濟為主導的清王朝是世界第一大經濟大國基本上所有東西都能夠自給自足，而真是這種較為封閉的經濟結果為閉關鎖國提供了基礎。

試想當一個國家幾乎什麼東西都可以自己生產的時候確實不需要仰賴和外國的貿易，所以清王朝在對外貿易中儘管對物資的出口做出許多限制可是還是長期出超，而卑鄙無恥的英國等西方列強為了扭轉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不惜大肆向中國走私鴉片毒害華人，而這也是導致鴉片戰爭爆發使得近代中國飽受列強凌辱的直接原因。飽受凌辱的近代中國

乾隆皇帝之所以加強閉關鎖國和前面的清朝皇帝一樣也有出於遏制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騷擾和入侵的目的，而英國船隻不按規定港口停泊並且向乾隆皇帝告御狀正是其下定決心關閉除廣州外的其它通商口岸的直接原因，實際上清朝皇帝雖然閉目塞聽可是已經隱隱的感受到西方列強會成為清王朝的巨大威脅了，可是他們的應對方法卻不是積極學習西方提高自身實力而是做鴕鳥把自己埋在沙裡裝作看不見。

此外大力發展對外貿易獲利最大的無疑是中國沿海的漢族人民，可是滿清政府一向非常害怕漢族勢力的壯大會威脅到他們的統治因此竭力遏制，而且更害怕漢族會聯合外來勢力一起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因此乾隆皇帝對那些在南洋經商被列強殺害的中國僑民不僅不提供保護還斥之為棄民，因此把個人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的乾隆皇帝要實行閉關鎖國也就一點也不意外了。一度積極的中國對外交往

我們中國在幾千年的歷史中幾乎一直是世界上最先進文明和繁榮強大的國家了，因此逐漸養成了一種天下我最牛逼的天朝上國心態，而少數民族建立的清王朝為了顯示自己是中華正統就更加輕視西方了，因此清王朝對這些西方列強一開始非常蔑視除了朝貢外不願意和西方進行過多的交往，以至於鬧出西洋諸夷沒有中國的茶葉會死這樣的笑話。

還有一點就是中國自古以來大部分朝代都非常重農抑商遏制商業的發展，因此中國的商業發展長期都受到限制更何況是對外貿易，因此乾隆皇帝閉關鎖國也不無重農抑商思想的影響。

所以總的來說乾隆皇帝之所以加強閉關鎖國是由多方面因素導致了，而閉關鎖國的乾隆皇帝則對近代中國飽受凌辱負有很大責任，但是我們更因該記住的教訓就是一個國家過於保守不開拓進取的話遲早要完。

海禁，古今中外皆有之，中國自宋、元、明、清代皆實行禁海。以清朝海禁最為苛嚴，而且是全向的禁絕。如海民遷延界內、禁絕內外任何交流貿易；外國的海禁，基本上是定向的禁絕，如英國於1381年《航海法》實施後，所有英商對外貿易，須僱傭本國商船運輸，違者處以沒收貨物的處罰（英王得2/3，舉報者得1/3）。此項禁絕，禁止了所有外國商船進港貿易，卻獨留本國商船進出內外、貿易全球。這種定向式海禁，透過禁止外國商船參與分享英國貨物運輸利潤的手段，並鼓勵本國貿易的商船，積極參與分享本國對外貿易的運輸利潤，來壯大本國商業實力。同時，也標誌著英國走上了“重商主義”的道路。

清朝的海禁，自入關後即已開始。但各個時期的海禁，目的各不相同。如順治16年，清庭採用旗下漢人、漳州知府房星燁、房星煥兄弟的建議，實施全面海禁，目的是防禦和消弱鄭成功的反清實力。順冶18年，再次釋出《嚴禁通海敕諭》，“鄭成功盤踞海徼有年，以波濤為巢穴，無田土物力可以資生，一切需用糧米、鐵、木、物料皆系陸地所產，若無奸民交通商販，潛為資助，則逆賊坐困可待”；同時，康熙的海禁還是延續順冶海禁的目的。自雍正海禁起，則專為切斷對外貿易而實施。乾隆海禁，可以說是雍正海禁的擴大版和升級版。目的顯然與順冶、康熙朝不同了，屬天朝上國，閉關自守了。

1757年，乾隆爺的“一口通商”諭旨，徹底切斷西方資本和中國商人，在各港口的貿易。僅留廣州“十三行”這一口氣。做為官方壟斷的洋行，它分外洋、本港、海南三部份組成。國內的貨物均應售給十三行後，由十三行轉售給洋人，或洋貨售與十三行，再分銷於民間。此時，十三行起了個類似轉口貿易的作用。不僅如此，它還承保外商貿易納稅、轉稟官府交涉、負責約束外商不法行為。從這裡可以看出十三行行使的，是半官方的貿易商的職能。它是有部份公權的壟斷商業實體。或是官府和類似公司實體的雜交。所以，十三行天然有壟斷的性質。

先說引起“一口通商”的導火索——“洪任輝事件”。英華人洪任輝，洋名詹姆士·弗林特。1755年，身為大英東印度公司翻譯洪任輝，率船隊欲開闢寧波口岸，到達發現浙關稅遠低於粵關稅。兩廣總督發現洋人此舉後，上奏於朝庭，希望關閉寧波港。乾隆爺令浙關稅金提高一倍，企圖讓英商知難而退，但英商仍航甬貿易。乾隆爺下令關閉江、浙、閩之港口，只留廣州口岸，予以控制性商品貿易。1759年，事件得以繼續發酵。東印度公司不甘罷休，進京告御狀，希望清政府改變貿易管制政策。乾隆爺雷霆震怒，認定英夷小國及東印度公司，衝幹天顏、冒犯上國，下令將洪驅逐出境，代寫御狀書之華人處斬。

此事發生，更令清庭反感洋人和進出口貿易，遂頒《防夷5事》，內容為，一、禁止外國商人在廣州過冬；二、外國商人到廣州，應令寓居洋行，由行商負責稽查管束；三、禁止華人借外商資本及受僱於外商；四、割除外商僱人傳遞資訊之弊；五、外國商船進泊黃埔，酌撥營員彈壓稽查。通篇看來，清庭是一種極刀鉗制和天朝賞易的俯視心態，來因應西方資本對東亞中國市場的開闢的。章程規定，不許洋商與官府、華人接觸，一應事宜均由行商代辦約束，這種以十三行做防火牆的舉措，讓十三行變身為官商，實在讓暗中插手十三行之官商們賺瘋了。

此外，在鉗制外商貿易方面，禁止洋商的活動範圍，非貿易季節須遷澳門居住，禁止私僱華人，禁止華人借款給洋商或代為打聽商情，洋船駐泊須派兵彈壓稽查。種種跡象表明，大清是極為拒絕，方興未艾的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市場的開闢。乾隆爺曉諭洋商，“大清物產豐饒，豈需遠洋些微不急之貨，特以爾等自願懋遷，柔遠之仁，原所不禁。今爾等不能安份奉法…向後即準他商貿易，爾亦不許前來。" 此諭更將天朝上國的優越心態展露無遮。我天朝什麼都有，完全不需你洋貨，看爾等夷蠻可憐，特開個口子，讓你進貢貿易。再不聽話，即刻彈壓，即便日後放鬆貿易政策，別人可來，你也不許來。

深究下去，當時正處於全球地理大發現和大航海的未期，飢渴的西方資本，正循跡開闢了一個個嶄新的市場。當觸角到達中國時，遭遇了乾隆爺的當頭棒喝，面對這個明明很大的東方市場寶庫時，西方資本垂涎而不得的惱怒，是可以想象的。而大清和乾隆爺卻目不斜視，心無旁騖對儒學統冶哲學抱殘守缺，不思進取，以天朝上國的可笑的妄自尊大的姿態，應對西方資本對中國的侵食，這是完全無視世界科技和社會進步的因應之策。當時，中華國力尚處頂峰，遠道而來的英荷夷人也是無可奈何，但鴉片戰爭的隱患已悄然埋下，只等大清帝國到了窮途末路之時。

再一個，近代以來，藉助於強大的資本、先進的技術和優越的制度，基督教文化信仰征服，已從西方向東方漫延。由基督教文化加持的資本主義文明，具有強烈的擴張性和侵略性。發矇於羅馬帝國的基督教文化，經大英帝國和歐洲的昇華後，循跡大航海的發現，以資本和武力交替方式，進行殖民擴張和文化擴張。由於具有與人性核心的良好契合，如對人性平等和國民尊嚴的關注、崇尚自由競爭等文化內涵，其普世性自然不容忽視。

反觀中華文化之首的儒家文化，發源於長江、黃河流域，承啟於諸子百家的交融臧否，經西漢董仲舒的國家統治適應性的改裝，及二千多年的歲月錘鍊，以其無與倫比的先進性和向心力，獲得歷朝歷代封建統治者的嘉許。經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和“大一統”學說的改進，禮制揉進了神權、君權、父權、夫權，形成了系統性帝制神學體系。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卻變成以“禮“為核心的創制陳設。由於儒家文化的天生內斂性，其基本特徵就是“重格局、輕作為”；”重文理、輕技術”；”重義理、輕藝事”，然而，儒家文化在宏觀格局上的高屋建瓴，必定會導致微觀上的粗糙大條。這是文化資源，在遷移中的必然無奈。

因此，當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與中華文化碰撞之時，強大的技術力向宏大的格局發起衝擊。儒家文化，因缺乏微觀上的建樹，自然在應對上頗感吃力，甚至陷入左支右拙的困境。但在同時，儒家文化優秀的韌性和強大的向心力，讓西方文化漸漸發現，要徹底轟塌這個中國的城牆易，進入城池之後，疑將遭倒來自四面八方的全向全時地中華文化的打擊。

比如英國，它儘管可以讓印度、加拿大、斐濟、緬甸、甘比亞等，變成她的殖民地。但集八國聯軍的合眾打擊，也無法讓大清國，成為她們完全的殖民地。所以，我們一直說，舊時的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淵源流長的中華文化，在衛國戰爭中，當居功至偉！當然，乾隆的海禁，也出於自古以來，統治階級所固有的“重農抑商”、忽視海洋、及忽視其所派生的海運貿易之落後觀念造成的，大清王庭感到自己統冶重心在陸地，海禁，禁了就禁了，無所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