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在《陳情表》中寫道，“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歷史上絕大部分朝代都是以忠治天下，唯獨晉朝是以“孝”治天下。原因在於，晉朝本身便是“得國不正”，司馬氏天子的位置，是廢除曹芳，謀殺曹髦，逼迫曹奐禪讓得來的。當初劉備託孤諸葛亮，曹睿託孤司馬懿，一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另一個卻發動高平陵之變控制魏國軍政大權，諸葛亮培養出的兒子以身殉國，司馬懿培養出的兒子廢帝弒君，晉武帝司馬炎更是效仿漢獻帝禪讓給魏文帝曹丕，逼迫年僅20歲的魏元帝曹奐禪讓，這樣一對比，人們根本看不到司馬氏的忠。所謂“上行而下孝”，司馬炎自己都不忠，又如何要求手下的臣子忠呢？

《晉書》記載：“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用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司馬炎得國不正，欺凌幼主，連他的後代都感到羞恥。

秦滅六國，也沒有弒殺六國君主，魏文帝逼迫漢獻帝禪讓，也沒有弒殺漢獻帝，弒殺君王篡位的，從司馬氏始，而且高平陵之變，曹爽已經放棄抵抗，司馬懿也承諾不殺曹爽及其宗族。可是當曹爽束手就擒之時，司馬懿言而無信，誅殺了屬於魏國親族的曹爽一族，幾百年來，不殺前朝之君，不殺放棄抵抗者，是約定俗成的規矩，可是司馬氏卻破壞了這個規矩，指示成濟弒殺魏帝，對魏國諸曹諸夏勢力趕盡殺絕，正因為如此，晉朝的合法性一直備受質疑。

弒殺魏帝的成濟不僅沒有得到重用，還被當成替罪羊，被誅滅三族，成濟臨死之前大罵司馬昭，還真是“鳥盡弓藏，兔死狗烹。”鄧艾偷渡陰平，是滅亡蜀漢的最大功臣，司馬昭卻利用鄧艾與鍾會的矛盾，殺了鄧艾，這樣的君王，讓臣子如何去忠？

既然無法以忠治天下，晉朝只好放棄忠君愛國的教育，改為以孝治天下，畢竟忠孝不分家。但是，真的向晉朝皇室設想的那樣“能孝必忠”麼？答案是否認的，孝與忠並沒有必然聯絡，司馬炎不也對司馬昭孝順麼？殺人犯也有可能是個大孝子。”因為朝廷的倡導，晉朝的孝子的確很多。王祥是晉武帝時期的元老重臣，位列“二十四孝”之一，在晉朝，不孝順，得罪過甚於謀反，謀反的在大赦天下的時候還可以釋放，不孝的是無論如何不會釋放的。

然而對孝的強調，卻因此忽視了對忠的強調，或者說是迫於無奈，晉朝強調，那不是打自己臉麼？晉朝朝廷想要忠孝一體：“求忠臣必於孝子”“資於事父以事君”，可是歷史證明，忠孝幾乎毫不相干，很多忠臣並不孝順，很多孝子並不忠心。《孝友傳》中，劉殷，背叛了晉朝，可卻是個大孝子。

就連孝，司馬氏都沒做到，司馬家族，不僅不忠，也並不孝，八王之亂，兄弟相殘，祖孫相殺，漢（漢趙）昭武帝劉聰滅亡西晉以後，質問晉懷帝“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這是對“以孝治天下”最大的嘲諷，司馬氏“以孝治天下”最終以失敗告終。

司馬氏“以孝治天下”，最終卻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參考文獻：

《晉書》

《三國志》

其實中國很多朝代都是提倡以孝治理天下，深受孔孟之道的影響，只要一個人孝敬父母尊敬長輩，就可以被推薦做官，像官職孝廉，真的很值得現在中國的社會學習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政權更迭最頻繁的時期。由於長期的封建割據和連綿不斷的戰爭，使這一時期中國文化的發展受到特別的影響。其突出表現則是玄學的興起、佛教的輸入、道教的勃興及波斯、希臘文化的羼入。在從魏至隋的三百六十餘年間，以及在三十餘個大小王朝交替興滅過程中，上述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響，交相滲透的結果，使這一時期以儒學為道統的主流思想也趨於複雜化。

儒學主要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朝著不均衡方向發展，君臣關係呈現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格局，亂久思定的華人更多考慮的是用更加穩定的社會關係維持社會和諧，於是父父、子子的關係被強化，上升為更加重要的社會關係。

中國傳統文化歷來不缺乏孝的淵源，《論語》中就有“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弟子規》中則有“弟子規， 聖人訓，首孝弟，次謹信，泛愛眾，而親仁，有餘力，則學文”；《禮記》中“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闡明瞭孝道的人格形成過程。 著名的《二十四孝》中，有好幾個都是講述魏晉時期的故事，如聞雷泣墓、扼虎救父、恣蚊飽血等。聞雷泣墓，講述魏晉時期的王衰，因母親怕聞驚雷，沒到打雷的時候，都去母親墳墓前安慰母親；扼虎救父，講述晉朝人楊香14歲時捨身救父，趕走老虎；恣蚊飽血，講述晉朝人吳猛家裡窮，蚊蠅叮咬過盛，吳猛讓蚊蠅叮咬自己，引開蚊子讓父母安睡。 正是魏晉時期的孝道積累，到隋唐時期，形成了孝道的經典之作---《孝經》。

孝道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古代統治者所推奉的國家意識形態。歷朝歷代都提倡“忠孝”治國。曹魏、西晉兩代的特殊之處就是，竭力提倡“以孝治國”，但對於“忠”確不那麼努力宣傳鼓吹。

難道曹魏和西晉的帝王們不要求臣子們忠心耿耿嗎？當然不是。那朝廷又為何偏重與提倡以孝治國？

一個首要的原因就是，鼓吹“忠君”，曹魏和西晉的統治者會面臨一個十分尷尬的局面。眾所周知，曹魏和西晉的江山都是透過逼迫前朝皇帝禪讓得來的，說白了就是篡位。要是鼓吹“忠”作為國家意識形態，按照這一套標準，那麼魏晉的開國之君曹操、曹丕和司馬昭、司馬炎等人就首先是一群亂臣賊子。

圖1：經過司馬家三代人苦心經營，晉武帝司馬炎代魏稱帝

在“忠”的標準下，魏晉兩個王朝的合法性都要遭受質疑，又如何能竭力鼓吹“以忠治國”呢？可見，魏晉的皇帝們並不是不想提倡“以忠治國”，而是說不出口。

但帝王終歸需要臣子們忠君，“孝道”剛好可以作為代替。古代的孝道將就子終於父，而皇帝則是整個國家的君父。故而提倡以孝治國也能起到要求臣民盡忠的作用。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自從東漢末年以來，家族觀念在整個社會愈來愈佔據主流價值觀地位。甚至到了魏晉南北朝，出現了士族這一群體，士族就是典型的把家族利益放在首位，只要保持家門不墜，國家利益、君主利益自然靠後。

三國時期，一次宴會上，曹丕對著參加宴會的人說:“君主和父親都患了重病，只有一顆藥丸可以救治，是救君主呢？還是救父親?”眾人議論紛紛，有的說救君主，有的說救父親，只有邴原不吭聲。曹丕有意問他如何選擇。邴原站起身來，正色說道:“當然是給父親!”曹丕既沒有難為他，也沒有多說什麼。可見，在當時“孝”的觀念是整個社會公認和推崇的。

圖2：魏文帝曹丕代漢稱帝

為了鼓吹以孝治國，魏晉時的朝廷也樹立了不少“孝道模範”。古代《二十四孝》中，董永、江革、陸績、吳猛、王祥、郭巨、楊香、黃香、姜詩、王裒、丁蘭、孟宗等人都是漢末魏晉時期的人物，足足佔了二分之一。

圖3：西晉王祥臥冰求鯉

總而言之，魏晉兩代鼓吹“以孝治國”並非是不需要“忠”。這既是因為提倡“忠”時會面臨尷尬局面，也是因為孝道是當時的社會價值觀念。

參考文獻：

1、錢穆.《國史大綱（上）》.商務印書館.2013年；

2、蒙思明.《魏晉南北朝的社會》.上海世紀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