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對於國家來講，是換體制；對於臣民來講，是換思想。無論是換體制還是換思想，都是傷筋動骨的大事件，所以，必然有人支援，更有人反對。而王安石主持的變法，又摻雜了新黨與舊黨之間的黨錮之爭，愈發顯得複雜。

平心而論，司馬光和王安石都屬於正人君子，因此，反對歸反對，基本上沒有實施人身攻擊。換句話說，他們之間屬於文鬥，而非武鬥。當然，出現這樣的相對“和平”局面，既與司馬光、王安石兩人的人品官德有關，更與北宋王朝的治國理念息息相關。

北宋時期，是文人士大夫日子最好過的時期，他們不用擔心在朝廷上脫了內褲挨板子，更不用擔心被一擼到底沒法過日子。被貶之王蘇東坡就是很好的例證，他老先生一生當中多次被貶，剛開始在長江流域逍遙，最後到廣東惠州、海南度過晚年。可是，至少日子還能維持下去。

王安石的變法，之所以被司馬光為首的舊黨堅決反對，主要原因就是擔心士大夫的這種好日子過到頭了。王安石變法的核心，一是讓中央政府增加收入，二是讓底層百姓減輕負擔。那麼問題就來了，柿餅就那麼大，皇帝和百姓都得到了實惠，那麼誰來為這份“實惠買單”呢？

答案只有一個，就是以士大夫為核心的地主階級。宋朝計程車大夫，大多出身大地主，因此，當不當官、受不受貶，他們仍然可以像蘇軾一樣妻妾成群過好日子。可是，王安石這麼一折騰，手中的柿餅被搶去一大塊，這怎麼讓人受得了。因此，這些人不但反對，而且變著法兒加以抵制，本來讓老百姓得實惠的法令，到了末端反倒成了收刮的旗號。

這樣的結果不用預測，只要盡得好處的宋神宗掛了，變法就不可能維持下去。恢復舊制，就是恢復士大夫、地主階級的根本待遇。司馬光復出後，毫不猶豫廢除新法，其力度之強悍，作風之乾脆，恐怕連王安石都觸目驚心。

王安石變法觸碰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由於變法在抑制土地兼併方面十分嚴苛，從而導致了變法阻力重重，包括蘇軾和司馬光在內的文學泰斗都持強烈反對的態度。

用人方面

王安石變法所用之人貫徹著黨同伐異的路線，這在嚴禁黨爭的宋朝是大忌，由於在宋太祖趙匡胤時期出現過慘痛的教訓，後來引以為戒成為了不能觸碰的底線。王安石變法所用之人都是在口頭上堅決擁護變法的人，也不管他的人品如何，只有這一個用人標準。這些只是在口頭上支援變法的人大多是政治投機，他們的終極目標並不是為了整個國家的利益，而是為了謀一己之私，在變法推進過程中只顧自己飛黃騰達，損害了大臣和百姓的利益。

王安石變法並沒有統一戰線。當年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文人和朝廷重臣很多，包括了韓琦、富弼、範純仁，司馬光。恰巧是這些人都是名垂青史的賢臣，絕對不是抱守殘缺堅持己見的昏庸之輩。假如王安石能夠開誠公佈的談一談，以改革之力改革之弊，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相信變法所遇到的難處會減少很多。王安石沒有拉攏這些賢臣而是重用了一批貪贓枉法、利祿燻心的腐敗官僚。如果我是能夠堅持用人唯賢的路線，至少新政推行的過程中不會出現那麼多擾民事件。以便法之名營私舞弊，違背了改革的初心。

王安石的出發點是為了富國強兵，為農民減輕賦稅，為統治者增加稅收，這其中的差額都是從地主官員上剋扣出來的。有良好的願望和動機，並不一定就產生良好的結果。變法保障措施推行不力，反而掀起了一股官僚集團搜刮地皮，擾民害民浪潮。由於朝堂之上反對之聲越來越多，王安石變法之好被迫停止。

王安石變法指的是北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為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狀況而推行的一場規模宏大的社會改革運動，變法以理財為核心，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科考等多個方面，是對北宋朝政的一次全方位改造，雖然其結果以失敗告終，但王安石變法的影響是深遠的，直至今日，仍有借鑑意義。客觀地說，王安石變法對於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狀況起了一定的作用，是一次值得再改進後繼續推行的改革。但是，就是這樣一場在我們看來利大於弊的改革，卻遭到了北宋很多人的反對，這其中，大部分是不滿於自己利益受到損害的大地主階級，但也有部分是像蘇軾、司馬光這樣出於其他考慮反對變法的人。在此，筆者就來談談蘇軾和司馬光反對這場變法的原因。

蘇軾和司馬光在當時的宋朝都屬於保守一派，他們之所以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推行，主要是認為王安石的變法損害到了百姓的利益。王安石的變法是以理財二字為核心的，其中最關鍵的一項內容就是所謂的青苗法，主張在每年的二月和五月由官府給農民貸款，幫助農民度過這段青黃不接、莊稼還未成熟的時日，到了夏秋之際，農民再向政府歸還所借的銀兩或糧食，包括利息，這一方法的確有利於幫助農民拜託大地主階級的盤剝，改由官府為農民提供貸款，打擊民間高利貸對農民的損害，並且同時也能增加北宋的賦稅。但是，一方面，這種與民爭利的改革方式與儒家傳統思想是相對立的，蘇軾、司馬光這樣計程車大夫自然很難接受並認同；另一方面，青苗法包括其他改革法案在實施的過程中都出現了一些差錯，王安石用人不當且急於求成，出現了諸如強迫農民貸款這樣的不當行為，也成為蘇軾、司馬光這樣的保守派反對變法的原因。實際上，在整個北宋一朝，變法的阻力都是非常大的，不止來自於利益集團，更來自於一部分也是出於為國家大局考慮計程車大夫，宋代的傳統是祖宗之法不可違，反對改革的聲音一直都比較強，范仲淹的慶曆新政、王安石的熙寧變法都在這樣的聲音之下失敗了。

北宋就是亡於司馬光、蘇軾等腐儒之手，這些人寫寫道德文章，撫風弄月，咬文嚼字還行，偏偏卻禍亂國政，思想保守，墨守成規，不思進取，成為社會革新和進步的阻力，當然也與北宋的合法性有關，北宋政權來源不正，推出重文偃武的國政，也導致司馬之流∽橫行！

這個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吧！蘇軾實際上沒有極力反對的，司馬光才是。這其中最支援王安石變法的是大才子科學家沈括！

“王安石變法”失敗兩大原因：1用人不當2沒有更好的團結可以團結的力量，粗暴地利用行政權力來強行推行變法，將原本支援變法的力量推向了對立面

變法，革命，維新，人們一聽到這些詞就認為是積極向上的正義的，要強烈的更正一下這些詞是中行的，只是說明了一種行為而已，也就是說不要一廂情願的認為變法的人都是英雄，

王安石變法是古代中國社會治理體系一次石破天驚的變革，儘管它沒有成功，但它為後市的改革指明瞭方向，也留下了足夠的教訓。基本上以後朝代的治理體系，尤其是財稅體系和鄉村治理，都是承續了王安石變法的路數。

先說一下王安石變法的背景。

一、宋朝透過經濟、軍事、用人權力回收成功解決了節度使割據地方的狀況，中華大地又一次實現統一。同時，宋朝強化科舉制度，使人才的來源較前代更加多元，更加廣泛，基本上使科舉制度定型，成為防止權貴治天下利器。但這種權力和人才都收歸中央使宋朝中央政府成為遠遠超越於前世的大政府，加上地方治理也不能無故減弱，所以整個國家的行政負擔很重。這其實是大一統王朝都面臨的問題，只不過宋朝中央更不信任地方，導致其中央承擔更重要的任務，所以史書上評論是機構臃腫。

二、與各種管理任務收歸中央不匹配的是，國家的財稅體系並沒有相應調整。首先，歷史長期的重農抑商使朝廷嚴重缺乏對商業的管理和徵稅體系建設，使商業利厚而稅輕，農業利薄而稅重（後來明朝也如此，到清朝才真正改變這一狀態），所以宋朝商業非常發達，但國家無法從中獲得資財補充。其次，即使是針對農業，也是沿襲了以前的精英治理模式，對基層很少直接干涉，收稅更是地方怎麼報就怎麼收，所以地方地主有錢有財，但國家財力一直提不上去。第三，在國家財力不足的情況下，為了維持各種運轉，就只能讓百姓直接承擔非稅負擔，這使老百姓的實際負擔大大增加。

三、宋朝的北方邊患是歷史上大一統王朝裡最重的，並非是宋朝軍力弱，而是地理劣勢所致。地理劣勢下，國家財力又相對固定的情況下，這樣會使攤到每個士兵的費用降低。這種情況下要想使士兵有戰鬥力，就必須將士兵變成職業，就是雖然收入不高，但職業穩定。這對軍費開支來說其實是寅吃卯糧的搞法，所以越往後軍事人員越多，軍費壓力越大。

基於此，王安石提出要富國強兵，記住，是富國，而不是富民。其實說白了就是大政府要有大政府應有的財力和管制能力，不能說養一群人卻都沒飯吃沒事做。這是在解決自藩鎮之後中國社會治理最大最持久的課題，就是朝廷和地方職權和財權劃分，甚至到現在都還在不斷調整。

王安石變法的厲害之處在於，既有目標還有大把措施，比如越過地主直接支援農民經農，越過大商人直接利用國家財政經營商業，將國家戰備所需物資交由民間培養，政府實行採購制度。這基本上都是比較成熟的大政府才能幹得像樣的事情（就是到現在，也只能說幹得像樣，而不是幹得好）。所以我們看到後世明清就將其中行之有效的比如保甲制、水利法等沿襲了下來，而且朝廷不斷調整稅收使財稅體系更簡單直接地下到基層。

但王安石變法存在巨大的問題，就是太複雜了。比如青苗法，在實際執行中如何把握種子與收成的質量？比如丈量全國土地並分級，這也是比較難界定的，尤其是古代中國天災基本不斷的情況下更難明確（王安石給分了五級，現在我們的地力分類也沒到這個程度）。比如設定物價平抑機制，如果不能實現全國市場資訊快速交換下的高度統一，就會形成地區間套利空間以增加民間負擔。這些事情不是不應該去做，而是當時政府並沒有掌握到那麼多工具去為每個政策定標準和邊界，所以就出現了地方官員和執行者在針眼中牽出駱駝的大量舞弊擾民行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就是後世張居正和雍正對徵稅體系的調整，非常清楚，簡單可操作，地方官員基本無攪和空間。所以，王安石用人好不好並不決定變法成功與否，而是其過於複雜和理想的施政措施並非當時治理水平可以承擔的（歷史評論中說的超前指的是其大政府的努力，但其理想狀態與現實能力的不匹配也是很重要的）。

至於說保守派反對導致變法失敗，其實並不是最重要的。如果變法簡單可操作，自然效果會非常好，反對派的反對理由也就不那麼站得住腳。

王安石的新法其實很好，若能執行得到位，必能達成富國強兵的願望。可是在朝中保守黨勢力太強，千方百計阻撓新法實施，一面又在輿論上抹黑，一面又借太后影響神宗，很多時候神宗也無法乾岡獨斷，在地方上，保守黨根本就不執行新法，或者是敷衍了事，或者是胡亂執行，總之造成了很多問題，甚至發生了許多百姓上京上訪的事。另外一方面，王安石一黨也有操之過急的毛病，為了新政得到全面落實，便實行在地方強行攤派的方式，比如青苗法，原意是在青黃不接的時候由政府向農民發放低息貸款用來買種苗，到秋收時還款，這樣一來，農民一方面避免了受民間高利貸之苦，而政府也增加了收入，可以說兩全其美，王安石也說，不增百姓一分稅賦而增加政府收入。只可惜，在執行時，地方政府為了達到朝廷的指標，向農民強行攤派，明明有的人就不需要貸款，卻非要人家借。再有一些地方官員也借新政漁利貪墨，比如朝廷定的是5釐息，他們就收10釐20釐，30釐，有的甚至比高利貸還高。這樣就導致民怨沸騰。總之，司馬光的想法是，祖宗傳下的法度已十分完善，強行改變會動搖王朝根本，而剛好新政執行中又有諸多問題，就更堅定了他的想法了，所以，司馬光視新政如洪水猛獸，不論善惡，一概反對。

雖然都是反對新法，但把蘇軾放在舊黨當中並不合適，東坡老夫子是有自己獨立政治抱負的，不是人云亦云、因循守舊之人，若干年以後蘇軾在司馬光要盡廢新法之時也提出要參用變法所長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來，弄得最後蘇軾既不容於變法派也不容於舊黨。蘇軾反對的是在新法推行過程中不顧實際情況，也不太注重方式方法，造成很多弊端和問題又得不到解決。而司馬光就是個老頑固（王安石也是個拗相公），把反對變法作為政治鬥爭，為了反對而反對，進一步造成北宋黨爭局面激烈、變法派和反對派矛盾不可調和，司馬對此要負很大責任，而且讓國家處於徘徊不定之中。所以他們雖都是反對，但本質完全不同，放在一起比較是對蘇軾很大的誤解和不公。

新法雖然出發點是好的，但是操作層面有些地方並不實際，有些方面則過於激進，沒有注重循序漸進，動了太多人的“乳酪”，新法在推行過程中也出現了很多傷民害民的情況。比如下圖，就是熙寧六年福清人鄭俠所獻的《流民圖》，神宗皇帝看了之後，史載“夜不能寐”，第二天就下詔廢除了青苗、保甲等法。這樣，新法得不到士大夫和百姓的支援，最終變法失敗。

再就是，變法派內部也存在用人不當，導致投機取巧之人橫行朝堂，比如呂惠卿、章惇之流。王安石的性格太拗也得不到廣泛的支援和理解，最後心灰意冷，兩次拜相之後又辭官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