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美國外科醫師陳葆琳的《最後的期末考》。
在《最後的期末考》中，作者陳褒琳指出了醫學領域所存在的一個本質上的悖論：
陳葆琳祖籍臺灣，是美國著名的外科醫師，畢業於哈佛大學，在耶魯大學、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完成外科訓練，後任職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在1999年榮獲該校最傑出醫師獎。她所寫的《最後的期末考》一書，記錄了自己在15年臨床工作過程中對醫學教育和臨終關懷等諸多問題的反思。
陳葆琳在書中提出，對醫生來說，照顧生命最後階段的臨終患者，是醫生的最後一場考試，也是最難的一場考試，很少有醫生能獲得令人滿意的答案。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於醫學領域的訓練、成規和責任。這些訓練、成規和責任，讓醫生達到了職業要求的冷靜和理性，卻也抑制住了他們的本能反應和自然情感，在對待死亡這場期末考試中，陷入了困惑與不安。
一、訓練的原因
從醫學院的解剖訓練開始，學生們就要學習去壓抑自己的自然感受，將屍體看成一件物品，就像工人面對著流水線上的電子元件。
在第一次人體解剖之前，學生們必須要依靠死記硬背，去記住大量解剖構造術語，要學習“末端”和“近端”、“外展”和“內收”、“橫肌”和“矢狀”，要熟悉人體的每一塊肌肉、每一根血管、每一塊骨骼和每一根神經。
解剖開始時，所有的屍體都面目朝下，從手臂和腿部開始，再逐步延伸至胸部、腹部，直到解剖的最後兩個星期，才會看到屍體的面部進行頭部解剖。這種循序漸進的引入方式，即有利於學生適應人體解剖，也有利於在心理上對屍體的物化過程。
透過這樣的過程，學生最終能夠將屍體看做“他們中的一員”，而不是“我們中的一員”，學會到自我疏離的本領，剋制住源自本能的恐懼甚至反感，將兔死狐悲的生物本能排除出意識之外。
除解剖訓練外，每個人成為合格的醫生還要經過大量訓練。陳葆琳在醫學院畢業後，整整花了九年的時間用於臨床外科訓練。這些訓練讓她不斷機械般地重複正確的做法，直到最後無法接受任何其他方式。而這些訓練，也進一步加強了醫生對人體的物化過程。
據說，外科醫生有條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不給至親之人做手術，或許，這就是由於無法將至親之人也進行物化吧。
二、成規的原因
陳葆琳在手術前，有一套刷手程式：每面刷洗二十次，持續時間不得少於半分鐘；每側手指、手背、手掌、前臂的內外側均要刷洗一分鐘。她相信，只有透過這套程式，才能將手臂上的細菌刷洗乾淨，避免在手術中造成患者的感染，引發嚴重後果。這是外科手術準備工作中一項成規，在醫學領域還有著“程式”“計劃”“流程”等各種成規。
有些程式非常簡單，比如宣告死亡這種生命消逝的偉大過程時，只需要核實三件事：沒有自主心跳；沒有自主呼吸，對疼痛刺激沒有反應。有些程式則複雜繁瑣，比如開啟病人的腹部、搶救血肉模糊的傷者或者移植肝臟，需要完成數十個獨立步驟。
這些成規形成了標準化流程，包括了接診病人、詢問病情、進行檢查、與病人家屬溝通等各種情況，它們能確保醫生在診治的全過程中不加入個人情感，只按照客觀存在的各種資料，去制定方案，開展治療。
成規的標準化，毫無疑問會減少醫生犯錯的機率，但也使醫生束縛住自己的思考，形成對成規的盲目性依賴，並忽略掉一些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患者和醫生之間的情感。
三、責任的原因
醫生的天職是治病救人。所有的人在從醫之前，都在夢想幫助他人，挽救生命，而不是面對絕症，一籌莫展。
在面對絕症時，由於救死扶傷的責任無法實現，有些醫生會選擇逃避。陳葆琳學習病危護理時，醫院收治了一位多重器官衰竭的病人。病人產生抗藥性後，主治醫生便失去了興趣，任其自生自滅。數年之後，陳葆琳也學會了逃避。一位朋友身患肝癌，並已經轉移。在朋友的臨終階段，她儘管十分惦記，卻沒有勇氣與朋友聯絡，這其實也是她站在醫生角度的一種逃避。
當然，更多的醫生在面對絕症時，所採取的往往是過度醫療。一方面是為了透過積極治療，維持臨終患者的最後希望；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避免遭受訴訟，如果不採取積極醫療，法院有可能認定瀆職。另外，在患者家屬的心理上，治療是愛和希望的象徵，將更多的治療等同於更多的關愛，沒有人願意成為負責叫停的人。
這些愛和責任成為負擔，讓臨終患者在生命的最後階段飽受折磨。
陳葆琳在《最後的期末考》中關於生死的追問讓人深思，如何透過死亡這個期末考試，不僅是醫學領域的命題，也是人類共同的思考。全書引用多個事例，都是陳葆琳的親身經歷，頗多淚點，戳中人心，可謂紀錄片《人間世》的文字版。正如心靈作家張德芬所說：這是一本生命之書，也是一本溫暖之書，解釋了生命的真相，也給現代人的心靈帶來巨大的撫慰。
推薦美國外科醫師陳葆琳的《最後的期末考》。
在《最後的期末考》中，作者陳褒琳指出了醫學領域所存在的一個本質上的悖論：
“這個行業以照顧患者為前提，卻又從機制上否認臨終患者的感受。”陳葆琳祖籍臺灣，是美國著名的外科醫師，畢業於哈佛大學，在耶魯大學、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完成外科訓練，後任職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在1999年榮獲該校最傑出醫師獎。她所寫的《最後的期末考》一書，記錄了自己在15年臨床工作過程中對醫學教育和臨終關懷等諸多問題的反思。
陳葆琳在書中提出，對醫生來說，照顧生命最後階段的臨終患者，是醫生的最後一場考試，也是最難的一場考試，很少有醫生能獲得令人滿意的答案。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於醫學領域的訓練、成規和責任。這些訓練、成規和責任，讓醫生達到了職業要求的冷靜和理性，卻也抑制住了他們的本能反應和自然情感，在對待死亡這場期末考試中，陷入了困惑與不安。
一、訓練的原因
從醫學院的解剖訓練開始，學生們就要學習去壓抑自己的自然感受，將屍體看成一件物品，就像工人面對著流水線上的電子元件。
在第一次人體解剖之前，學生們必須要依靠死記硬背，去記住大量解剖構造術語，要學習“末端”和“近端”、“外展”和“內收”、“橫肌”和“矢狀”，要熟悉人體的每一塊肌肉、每一根血管、每一塊骨骼和每一根神經。
解剖開始時，所有的屍體都面目朝下，從手臂和腿部開始，再逐步延伸至胸部、腹部，直到解剖的最後兩個星期，才會看到屍體的面部進行頭部解剖。這種循序漸進的引入方式，即有利於學生適應人體解剖，也有利於在心理上對屍體的物化過程。
透過這樣的過程，學生最終能夠將屍體看做“他們中的一員”，而不是“我們中的一員”，學會到自我疏離的本領，剋制住源自本能的恐懼甚至反感，將兔死狐悲的生物本能排除出意識之外。
除解剖訓練外，每個人成為合格的醫生還要經過大量訓練。陳葆琳在醫學院畢業後，整整花了九年的時間用於臨床外科訓練。這些訓練讓她不斷機械般地重複正確的做法，直到最後無法接受任何其他方式。而這些訓練，也進一步加強了醫生對人體的物化過程。
據說，外科醫生有條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不給至親之人做手術，或許，這就是由於無法將至親之人也進行物化吧。
二、成規的原因
陳葆琳在手術前，有一套刷手程式：每面刷洗二十次，持續時間不得少於半分鐘；每側手指、手背、手掌、前臂的內外側均要刷洗一分鐘。她相信，只有透過這套程式，才能將手臂上的細菌刷洗乾淨，避免在手術中造成患者的感染，引發嚴重後果。這是外科手術準備工作中一項成規，在醫學領域還有著“程式”“計劃”“流程”等各種成規。
有些程式非常簡單，比如宣告死亡這種生命消逝的偉大過程時，只需要核實三件事：沒有自主心跳；沒有自主呼吸，對疼痛刺激沒有反應。有些程式則複雜繁瑣，比如開啟病人的腹部、搶救血肉模糊的傷者或者移植肝臟，需要完成數十個獨立步驟。
這些成規形成了標準化流程，包括了接診病人、詢問病情、進行檢查、與病人家屬溝通等各種情況，它們能確保醫生在診治的全過程中不加入個人情感，只按照客觀存在的各種資料，去制定方案，開展治療。
成規的標準化，毫無疑問會減少醫生犯錯的機率，但也使醫生束縛住自己的思考，形成對成規的盲目性依賴，並忽略掉一些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患者和醫生之間的情感。
三、責任的原因
醫生的天職是治病救人。所有的人在從醫之前，都在夢想幫助他人，挽救生命，而不是面對絕症，一籌莫展。
在面對絕症時，由於救死扶傷的責任無法實現，有些醫生會選擇逃避。陳葆琳學習病危護理時，醫院收治了一位多重器官衰竭的病人。病人產生抗藥性後，主治醫生便失去了興趣，任其自生自滅。數年之後，陳葆琳也學會了逃避。一位朋友身患肝癌，並已經轉移。在朋友的臨終階段，她儘管十分惦記，卻沒有勇氣與朋友聯絡，這其實也是她站在醫生角度的一種逃避。
當然，更多的醫生在面對絕症時，所採取的往往是過度醫療。一方面是為了透過積極治療，維持臨終患者的最後希望；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避免遭受訴訟，如果不採取積極醫療，法院有可能認定瀆職。另外，在患者家屬的心理上，治療是愛和希望的象徵，將更多的治療等同於更多的關愛，沒有人願意成為負責叫停的人。
這些愛和責任成為負擔，讓臨終患者在生命的最後階段飽受折磨。
陳葆琳在《最後的期末考》中關於生死的追問讓人深思，如何透過死亡這個期末考試，不僅是醫學領域的命題，也是人類共同的思考。全書引用多個事例，都是陳葆琳的親身經歷，頗多淚點，戳中人心，可謂紀錄片《人間世》的文字版。正如心靈作家張德芬所說：這是一本生命之書，也是一本溫暖之書，解釋了生命的真相，也給現代人的心靈帶來巨大的撫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