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梭認為，政治權威在我們自然狀態中並不存在，所以我們要一個社會契約。在社會契約中每個人都放棄天然自由，而獲得契約自由。在參與政治的過程中只有每個人都放棄同等的天然自由，轉讓給整個集體，人類才能獲得平等的契約自由。社會契約受制於公共意志，因此服從公意也就是服從自己意志。並認為一個完美的社會是人民的公共意志所控制。社會上人的平等有三種，一是起點平等，這是不可能的;第二結果平等，這也是不可能的；第三規則平等，這是可以的。所以我們社會必須規則平等。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自以為是其他一切人的主人，反比其他一切人更是奴隸。”——讓·雅各布·盧梭《社會契約論》

盧梭揭開了“社會契約”的廬山面目。

首先，盧梭提出最初契約的必要性。

在考察人民選舉國王的行為之前，最好先考察人民成其為人民的行為。因為這種行為必須在選舉行為之前，是社會真正的基礎。事實上，若是不存在任何事先的約定，少數人服從多數人選擇意義何在？

其次，為什麼需要社會契約？

在自然狀態下危害他們存續的障礙，其阻力超越了每個人維持自然狀態所能夠使用的力量；從而這種原始狀態再也無法延續，人類若不改變其生存模式便要消亡。然而，由於人類不能產生新的力量，而是隻能聚合、引導這些現有的力量。

第三，如何形成社會契約？

每個結合者將他自己及其所有的權利整體讓與整個共同體。每個人將自己奉獻給所有人，也就相當於沒有將自己奉獻給任何人。既然我們可以從每個結合者那裡獲得自己讓與他的同樣的權利，那麼我們便贏得了所有失去的東西的等價物，同時也獲得了更多儲存自己所有物的力量。

最後，契約形成了一個道德集合體，而非每個締約者的個體。

道德集合體的成員人數與議會的投票數相等，正是透過這個契約，道德集合體獲得了它的統一性，形成了一個共同的我，獲得了它的生命和意志。這個因此透過所有其他人的結合形成的公共人，以前被冠以城邦之名，現在則被冠以共和國或政體之名，當它消極被動時，它的成員稱之為國家，當它積極主動時，則被稱為主權者，而將它與同類相比較時，則稱之為政權。至於合作者，他們的集體稱為人民，而作為最高權力的參與者的個體稱為公民，作為國家法律的服從者的個體則稱為臣民。

在盧梭的社會契約中，公眾與個人不可或缺，個人組成公眾，公眾形成普遍意志，個人形成個人意志，再將公眾上升為主權者。正基於此，主權者不會傷害個體的利益。即使與個人利益相悖，那也只能說明這種少有的利益呼聲是利己主義的短視，不利於共同體的長期和諧發展。“這種不公正發展下去將導致政治體的毀滅。”

盧梭將建立在社會契約之上的社會稱之為社會狀態，這一概念相對於自然狀態而言。

盧梭的《論社會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有以下基本觀點：

1，人類存在不平等的現象：

（1）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

（2）倫理或者政治上的不平等。

2，為什麼出現第二種不平等呢？

（1）盧梭回溯到人的自然狀態，就不會有不平等。

（2）人類的進步導致的社會的不平等，人類的進步史同時也是人類的墮落史。

（3）生產力發展，私有制的確立，是造成人類不公平的關鍵環節。

3，人類社會不平等的三個階段：

（1）第一個便是法律和財產所有權的確立。

（2）權力的設立是不平等發展的第二階段。

（3）第三階段便是暴君政治的出現。

4，盧梭：“造成所有這些差別的真正原因就在於，野蠻人為自己活著，而社會中的人永遠是身不由己，只會按別人的意見生活，也就是說，只是從別人對他的評價中，他才意識到自己的存在”。

主權在民，在契約下授權各級行政人員執行(或代理)主權，保證每個公民的契約自由。千百年來，統治者對"主權"巧取豪奪，完全不受制於契約，以人民為草芥、炮灰，萬千無辜流血犧牲，然後以江山一統、仁政等炫耀所謂政績，實在令人汗顏。不知何時能跳出這個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