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七十年代的河南省南陽地區南陽市人,高中畢業隨即下鄉到了南陽縣一知青點，一顆紅心，虛心向貧農代表和老知青學習,為以後入伍從軍，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我真的感謝.這些經歷.成了我美好的回憶。想念知青戰友們!

1975年6月我高中畢業時，上山下鄉已經成了我們一代人的必由之路。當時的政策是兄弟姊妹中可以有一個招工，其餘下鄉，下鄉滿兩年可以招工。下鄉時隨父母單位安排插隊，父母沒有工作單位的就隨街道；凡農村有直系親屬的，動員他們回鄉參加農業生產；原籍在農村而有其他親屬，願意回去安家落戶給予支援。還有一部分雖然也是務農，過的卻是生產建設兵團的準軍事化生活。上山下鄉的知青當中，大部分是到農村插隊落戶的。1975年成為全國知青上山下鄉最多的一年，我是本市第三批，有800多人。

我下鄉的村子已經有了兩批知青17人，9月25日我們又來了5人，因為國家給每個知青500元安家費，所以村裡蓋起了集體宿舍，有了知青點。沒有床，就壘起兩排磚頭，支起床板，每人發了一個木頭箱子，盛衣物。吃飯問題，下鄉第一年還是國家供給，集體每月到公社糧所去領取糧油，第二年就與社員一樣，按工分分配了，細糧不足3個月吃的。一個鍋裡吃飯。也不好分開，先來的人已經把隊裡分的麥子吃完了，可是我們5個人的麵粉，還不夠所有人吃3天的，其餘都是粗糧了。

對於剛跨出校門的城裡青年來說，農業勞動是第一道難關，第一天抓地，钁頭不聽使喚，落地震得手疼，不到半天就磨起了血泡。鋤地累得抬不起胳膊，端不動飯碗；耩麥子跑的喘不過氣來，兩腿站不住；割麥子累得直不起腰來，渾身像散了架；推小車東倒西歪，難以駕馭。沒下鄉時，想象著田園牧歌式的生活頗有浪漫色彩，悠然自得，很是愜意。開始幾天，田頭休息時，我還掏出口琴，吹上幾段，村裡人也覺得新鮮，但難以理喻；沒有多久，我就感受到自己“小資情調”的荒唐可笑，無論思想還是情感，與他們都是格格不入的。

我下鄉期間正是“農業學大寨”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從建設大寨縣到普及大寨縣，“學大寨”運動進入“新階段”。“農業學大寨”的高潮，一個重要的標誌就是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冬閒時節，公社召開誓師大會，一場號稱大打農田基本建設人民戰爭的“大會戰”拉開了帷幕。全公社十幾個大隊千餘人，先是在村西馬鞍山腳下襬下“戰場”，月餘轉戰東臨王家莊。工地上，紅旗招展，大喇叭裡戰歌聲聲，口號陣陣。沒有任何機械，全靠人海戰術，用鎬頭刨，用鍁鏟，用小車推。各大隊展開競賽，每天上報“戰況”，隔三差五傳出“捷報”。為了爭先恐後，今天你大隊7點到工地，我就6點到，他會提前到5點。一天凌晨，我們被緊急集合的哨聲驚醒，無可奈何地從被窩裡爬起來，跑步趕往工地，就是這樣，還是落後了別人一步。然而，因天太黑，三步之外看不清臉面，十步之外看不清人影，根本沒法幹活，弄不好還會傷人出事故，只能等待天明。天寒地凍，冷風嗖嗖，飢寒交迫，一個個凍得瑟瑟發抖，只好將地裡的玉米秸點燃以取暖。人們滿腹牢騷，怨聲不絕。

下鄉已經4個月，正準備回家過年呢，卻接到通知，上級有關部門號召“知識青年與貧下中農一道過革命化的春節”。可是，怎麼才算“革命化”呢？最響亮的口號是：“幹到臘月二十九，吃了包子再下手”。就是要堅持出工，不休息、不放假！儘管知青們心裡很煩，既然是“革命”的名義，誰也無可奈何。

其實，生活關、勞動關是可以在時間的磨礪中逐漸闖過去的，回頭看時，已覺得並沒有什麼酸楚的味道了，生理的需求總是那麼容易滿足，或者說生活的艱辛總是可以適應的，苦難壓不垮我們。然而，精神匱乏、前途迷茫、理想破滅，卻是年青的心靈難以承受的。沒有任何體育、娛樂活動，村裡甚至沒有電，知青點的夜晚是單調乏味的，時間長了，生活單調、無所事事、希望渺茫的情緒蠶食著知青，理想漸漸褪色。有的想幹一番改變農村面貌的“大事業”，有的想寫一部自傳體小說成為作家，有的想當教師，還有的想入黨提幹，更多的人想早日招工進城，殘酷的現實使人失去熱情，哀怨惆悵，心灰意冷。

在下鄉知青點留影

為了能在“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我也曾躊躇滿志，高中時就學會了開拖拉機和針灸，還在一家村衛生所實習過一段時間，可以說是懷揣理想而來。沒想到，下鄉後，村裡根本不用，一是因為這都是令人羨慕的職業，有頭面有身份有關係的人才有機會；二是因為知青早晚都會回城，培養出來豈不是白費工。現實使我明白了，我們根本沒有能力去改變農村的落後面貌，更不可能改變社會現實，下鄉前的那些“改造世界”的想法，其實都只是虛幻、不切實際的空想。在現實面前，這些虛幻的“理想”很快就破滅了，我們不得不面對嚴酷的現實。然而，前途在哪裡？出路在哪裡呢？下鄉那天，我沒有絲毫的憂傷和不快，甚至有戰士出征的壯志豪情。此時，我的熱情還沒有完全消退，生活的艱辛和肉體的痛苦都還可以忍受，沒有悲觀，更沒有消沉。我自然而然地想到，我手中還有一支筆，我要用它改變自己的命運。我自小喜愛作文，把寫作文當作表達、展示自己的機會，甚至當作一種精神快樂。高中時開始寫一些沒韻沒轍的自由體詩，信馬由韁，由心而發。沒有人可以剝奪寫作的權利，雖然沒有清晰的“作家夢”，但我樹立起一種信念：不靠天，不靠地，一切靠自己，我可以用一支筆書寫不同的人生。

我與帶隊幹部住一個房間，他每天早睡早起，我等他睡下，就開始伏案讀詩寫詩，一直到深夜。馬燈，我們稱之為“罩子燈”，底座形同高腳杯，杯座上是一個盛煤油的圓形玻璃器皿，上口是一個蓮花狀的燈頭，燈頭周圍伸張著花瓣似的爪，燈頭上鑲嵌著一個帶口的“蛤蟆頭”，燈頭的一邊是一個控制燈芯長短的旋鈕，燈頭的上面套著一個玻璃燈罩。當時在農村也算奢侈品，比村民家用墨水瓶自制的燈盞好多了，又明亮，又可以調節光線的明暗。不過唯一的麻煩就是它的玻璃罩子容易被燻黑，所以要經常進行擦洗，套在嘴上哈幾口氣，就可以擦拭乾淨。一盞燈能盛下三兩半煤油，每夜直到煤油燈裡沒了油，我才入睡；第二天早上起來洗臉，鼻子裡都是黑灰。那時煤油三毛六分錢一斤，我出一天工還掙不上一斤油錢，每隔兩三天我就要去村裡的供銷社代銷點買一次煤油。買回來還要藏好，不然就會被其他知青搜到，晚上發現沒有煤油時，誰都不願意摸黑去買。

我幾個月的努力終於有了結果，在我投稿四五次後，報社來信瞭解情況，實際就是政審，那時發表作品也要政審合格，個人、親屬都沒有政治問題才行。我從他人口中得知報社來信，找到大隊會計打聽，才知道報社又來信催問，第一封信已經是一個月以前的事了。我有點著急，問為什麼不回覆?原來是大隊書記認為沒安排我當拖拉機手、赤腳醫生，我故意作對，想銼銼我的銳氣，就對大隊會計說先放放吧。報社的第二封信說，如果我沒有什麼問題，就發表我的作品了，務必在4月底前答覆，這才答應回覆。會計把寫好的回信給我看，我真是又喜又憂，五味雜陳。

第一首詩作《勇往直前》報紙剪影

1976年5月2日，《淄博日報》發表了我的第一首詩作《勇往直前》，是為紀念毛主席《青年運動的方向》發表37週年而作。一首詩，就真的開始改變我的命運。8月初，我被借調到淄博市革委出版辦公室工農兵詩歌編輯小組。期間，我到駐軍組稿時，得到可以參軍當新聞兵的承諾。回來後，公社書記有意調我當秘書。沒等來參軍的訊息，2個月後的11月15日，接到參加區裡農業學大寨工作隊的通知；又過了一個月，我正式到出版辦公室工作了。離開村子的前一天夜裡，我痴痴地看著那盞油燈，覺得它是那麼美，火焰是那麼明亮，那麼溫暖，它陪伴著我、照耀著我度過一段艱苦而又困難的歲月，指引著我、鼓舞著我走出困惑和灰暗，走向光明和未來。

那時工廠少。城市青年安排困難下鄉去。現城市工業服務業多了。農民工上自願上城裡去。國際市場。資本主義賺不到社會主義少工業化的錢犯了愁。糾集一起找麻煩。忘想叫社會主義國家讓他們一個縫。

篇幅有限，還是百度一下，《四十年彈指一揮間———回憶我的知青生活》，2009年寫的。回憶很長，記敘文，也發表在報刊上。

你或者你身邊的人有沒有經歷過上山下鄉的經歷，說說感受吧

這個問題，個人談談我自己的下鄉經歷，

1975年夏季，高中畢業要求家有兩個孩子的家庭有一個要去農村上山下鄉當知青。我是老大隻能我去。當時去的時候要求寫申請下鄉，入團才能批准。於是我於在一個班的同學一起到農村去當知青。當時下鄉國家第一年補助是每人沒月8元生活費。就補助一年。第一年下農村是很幸苦的，要學習幹農活。種莊稼，向貧下中農學習書本里學不到的知識。同一個生產隊的一個知青，是數學高材生，全年級第一名。可是對農村的知識是一竅不通，餓了。在挖紅薯的時候，問我能不能吃一個，我說，你可以吃一個沒事。多可憐。後來知青兩年後恢復高考，第一個報名考試，全縣第一名。真是難為了。後來我也當兩年多知青回國企工廠上班，大學沒考上。但是分到新的單位搞技術科研專案。後來這個數學才子大學畢業後就留校當老師，幾年後是副教授。一次到中國企工廠來要求我給幫助買新產品給他，我說：你一個大學教授怎麼也經商，他說：你的產品全國供不應求我也想賺點錢，教授工資低，我在笑他：不如我們兩個換一下，你幹我的工作，我去大學教書。他說：好啊，老同學。

上圖是當知青的農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