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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予猶記周公之被逮。譯文:我還記得周公被逮捕。一、語出明代張溥《五人墓碑記》。《五人墓碑記》是明代張溥的作品。本文記述和頌揚了蘇州市民不畏強暴、不怕犧牲、敢於向惡勢力進行鬥爭的英勇事蹟,熱情歌頌了五位烈士仗義抗暴、至死不屈的英勇行為,對於他們“激於義而死”的精神給予了高度評價,肯定了鬥爭的重大意義和不朽功績,進而闡明瞭“匹夫之有重於社稷”的道理。歌頌了其中五人“激昂大義,蹈死不顧”的英雄氣概,揭示了“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的主題思想。二、作者簡介張溥(1602-1641),字幹度,後改字天如,號西銘。江蘇太倉人。明崇禎進士,選庶吉士,文學家。自幼發憤讀書,所讀書必手抄,抄至六七遍才停止,後來就把他的書齋名叫“七錄齋”,明史上記有他“七錄七焚”的佳話。與同鄉張採齊名,合稱“婁東二張”。兩人相互砥礪,崇尚節氣,切磋文理,立志改革世風日下的文壇。天啟四年(1624年),二人在蘇州建立復社,主張“興復古學”。天啟六年,撰寫《五人墓碑記》,痛斥閹黨。崇禎元年(1628年),與張採一起,在太倉發起了驅逐閹黨骨幹顧秉謙的鬥爭,所撰散文,膾炙人口,因此,“二張名重天下”。崇禎二年(1629年),組織和領導復社與閹黨作鬥爭,復社的聲勢震動朝野。張溥一生著作宏豐,編述三千餘卷,涉及文、史、經學各個學科,精通詩詞,散文風格亢爽質樸,尤擅散文、時論。著有《七錄齋詩文合集》《七錄齋近集》。三、原文五人墓碑記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魏閹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嗚呼,亦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為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眾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為士先者,為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為哀者?”眾不能堪,抶而僕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噪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為五人也。嗟夫!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遍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剪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諡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為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賢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四、譯文(墓中的)五個人,就是當週蓼洲先生被捕的時候,激於義憤而死於這件事的。到了現在,本郡有聲望計程車大夫們向有關當局請求,就清理已被廢除的魏忠賢生祠舊址來安葬他們;並且在他們的墓門之前豎立碑石,來表彰他們的事蹟。啊,也真是盛大隆重的事情呀!這五人的死,距離現在建墓安葬,時間不過十一個月罷了。在這十一個月當中,大凡富貴人家的子弟,意氣豪放、志得意滿的人,他們因患病而死,死後埋沒不值得稱道的人,也太多了;何況鄉間沒有聲名的人呢?唯獨這五個人聲名光榮顯耀,為什麼呢?我還記得周公被捕,是在丁卯年三月十五日。我們社裡那些道德品行可以作為讀書人的表率的人,替他伸張正義,募集錢財送他起程,哭聲震天動地。差役們按著劍柄上前,問:“在為誰悲痛?”大家不能再忍受了,把他們打倒在地。當時以大中丞職銜作應天府巡撫的是魏忠賢的黨羽,周公被捕就是由他主使的;蘇州的老百姓正在痛恨他,這時趁著他厲聲呵罵的時候,就一齊喊叫著追趕他。這位大中丞藏在廁所裡才得以逃脫。不久,他以蘇州人民發動暴亂的罪名向朝廷請示,追究這件事,殺了五個人,他們是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就是現在一起埋葬在墓中的這五個人。然而,當五個人臨刑的時候,神情慷慨自若,呼喊著中丞的名字罵他,談笑著死去了。砍下的頭放在城頭上,臉色一點也沒改變。有位有名望的人拿出五十兩銀子,買下五個人的頭並用木匣裝起來,最終與屍體合到了一起。所以現在墓中是完完整整的五個人。唉!當魏忠賢作亂的時候,做官的人能夠不改變自己志節的,中國之大,能有幾個人呢?但這五個人生於民間,從來沒受過詩書的教誨,卻能被大義所激勵,踏上死地也不回頭,又是什麼緣故呢?況且當時假託的皇帝的詔書紛紛傳出,追捕同黨的人遍於天下,終於因為我們蘇州人民的發憤抗擊,使閹黨不敢再株連治罪;魏忠賢也遲疑不決,畏懼正義,篡奪帝位的陰謀難於立刻發動,直到當今的皇上即位,(魏忠賢畏罪)吊死在路上,不能不說是這五個人的功勞呀。由此看來,那麼如今這些高官顯貴們,一旦犯罪受罰,有的脫身逃走,不能被遠近各地所容納;也有的剪髮毀容、閉門不出,或假裝瘋狂不知逃到何處的,他們那可恥的人格,卑賤的行為,比起這五個人的死來,輕重的差別到底怎麼樣呢?因此周蓼洲先生的忠義顯露在朝廷,贈給他的諡號美好而光榮,在死後享受到榮耀;而這五個人也能夠修建一座大墳墓,在大堤之上立碑刻名,所有四方的有志之士經過這裡沒有不跪拜流淚的,這實在是百代難得的際遇啊。不這樣的話,假使讓這五個人保全性命在家中一直生活到老,盡享天年,人人都能夠像奴僕一樣使喚他們,又怎麼能讓豪傑們屈身下拜,在墓道上扼腕惋惜,抒發他們有志之士的悲嘆呢?所以我和我們同社的諸位先生,惋惜這墓前空有一塊石碑,就為它作了這篇碑記,也用以說明死生意義的重大,(即使)一個普通老百姓對於國家也有重要的作用啊。幾位有聲望計程車大夫是:太僕卿吳因之先生,太史文文起先生,姚孟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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