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肯定的，不是元朝滅南宋，南宋一樣會滅亡。

南宋末期，朝廷腐敗，導致老百姓苦不堪言，背井離鄉，出現大量逃戶，南宋編戶人口從五千多萬降到一千多萬，官逼民反是遲早的事。元朝滅宋，除了襄樊戰役外，直到臨安，幾乎沒有遇到像樣的抵抗，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應對朝廷的離心。

這件事咱們得從岳飛冤案被平反說起。

先說這位宋高宗皇帝，得了這個“守成令主”的廟號，算是很對得起他了。因為廟號是高宗，以至於後世的人都以為“高宗”廟號是昏庸的指代用法。

高宗一輩子都在與命運搏鬥，終於被扶上皇位，可是一直不穩當。不僅手裡無兵無將，金人還窮追不捨，底下人又天天想著造反。在1129年的明受之變中，更讓高宗皇帝覺得這個皇帝做的實在太憋屈了。

由於傳統漢地還存在大量的抗金力量，趙構被作為抵抗力量的代表，被金人作為重點打擊目標。所以，前方的將領可以主戰，可是後方的皇帝卻不能不想著求和。將領主戰，可以拿到各種軍費、經費，還可以以抗金名義大肆劫掠，大發國難財，政府朝不保夕，根本制止不了。皇帝卻被敵人集中了所有的火力，刺客、收買奸細等，趙構已如驚弓之鳥，能守住祖宗的江山，實屬不易。

趙構想求和，秦檜自北地來，瞭解金人內情，兩人一拍即合，秦檜充當了趙構的和平使者。不消說，各種奴顏婢膝那是少不了的，但凡能不打仗，保住皇位，什麼條件都答應，包括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岳飛。這個決定可是引起了軒然大波，包括高宗皇帝的母親韋后聽說岳飛死了，都對高宗皇帝大為光火。

後來的孝宗皇帝，在高宗朝做太子已經30多年了。如果高宗皇帝還不禪位，那麼高宗百年之後，孝宗皇帝絕難對高宗皇帝說一個“恩”字。既然皇位如此危險，搞不好還給後代皇帝做了仇人，讓自己名聲不好，不如早早地禪位好了。當金人軍隊在撕毀《紹興和議》，進軍至採石磯時，高宗皇帝已經僱了500人的轎伕，等著前線的戰事，隨時準備跑路。如果高宗還在做皇帝，那麼必然不能這麼逃跑了事了。

高宗禪位了，關鍵是孝宗即位後第二年就給岳飛平反了。這是很不尋常的，這等於是否定了太上皇當年辦的案子，等於是向天下人承認，高宗皇帝做錯了。

高宗皇帝是不是退位了就沒有實權了呢？不是的。後來的歷史顯示，高宗皇帝經常干涉朝政，而每逢大事，孝宗皇帝還是要到高宗皇帝那裡去商量彙報。所以，大權仍然掌握在高宗手中。可是，我們再看平反詔書：“故岳飛起自行伍，不逾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眾有法，不自矜誇，餘烈遺風，於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眾，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飛雖坐事以歿，而太上皇念之不忘。今可仰承聖意，與追復原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予錄用。”

（岳飛冤案20年後昭雪）

如果說在太上皇退位若干年後，孝宗等待時機，徐圖為岳飛翻案，既達到了平反的目的，也為自己留有餘地，不失為一種明智策略；而宋孝宗才一即位，就給岳飛翻案，這種迅而不及掩耳之勢，又叫高宗如何來得及鑽縫逃到地下去？高宗一旦發怒，孝宗皇帝的便宜皇位（孝宗是高宗養子繼承帝位）也就做到頭了。

如果說，為岳飛平反，輕描淡寫地敷衍過去，也不失為一種謀略；而孝宗詔書卻強調岳飛“能事上以忠”——對皇帝忠誠，讚美他“餘烈遺風，於今不泯”——忠烈之風天下聞。這種評價，簡直是對高宗冤殺岳飛的徹底翻案。宋孝宗說自己是“仰承”高宗的“聖意”來平反的，並提及高宗對岳飛的“念之不忘”，還是說到了這是太上皇的旨意，這可真是啪啪的打臉。

古往今來，能夠做到如此灑脫坦然的皇帝，幾乎沒有第二個，連唐太宗都做不到。這就等於對全華人民承認皇帝出錯了，偉光正的形象難道不要了？

更過分的還有，到了這年十月，孝宗再發詔書，追復岳飛原有少保、節度使等官職，再次肯定他“事上以忠”——忠於皇帝，“不犯於秋毫”——治軍有方，“名之難掩，眾所共聞”——名播天下，天下皆知。這第二次釋出的詔書，促使人們一再反思：宋高宗殺害忠臣良將，他是個什麼樣的皇上？！

（宋高宗也掌控不了局勢）

能夠讓趙構做出如此自損顏面的事，是宋朝立國以來逐漸生根發芽的理性精神。整個宋朝上下，都以講理為先，宋朝且重用讀書人，整個宋朝幾乎成了一個“君子國”。這在中國曆代封建王朝中幾乎是鶴立雞群的存在。

宋太祖趙匡胤開國後，曾問大臣趙普說：天下何物最大？趙普答：道理最大。趙匡胤點頭稱善。

講道理，這是個非常新鮮而有創意的提法，它表明了一種在實踐中追求真理的精神。這大概是由於趙宋得國太易，沒有足夠的底氣去要求百姓們毫無保留的服從政府，那麼只有“以理服人”。所以，整個宋朝，從皇帝開始都很講道理，趙匡胤更是發出了“不殺士大夫”和“上書言事者”的誓言，趙宋一朝很少有擅殺士大夫的例子。

正因如此，宋朝在中國歷史上閃耀著理性和人道的光輝。如宋太宗趙光義命大臣李至、李沆做太子賓客，讓太子來拜二李。李至、李沆以為太子乃將來的皇帝而不敢接受其拜，太宗硬是叫太子前來拜了二李為師。原因很簡單，既然從學於他人，即是師生關係，學而不拜，非理也。宋人崇尚理性，乃至對聖人之言都要質疑。

凡事大不過一個理字，宋人的思想大抵如此。這在宋朝全國上下都形成了固有的價值觀和思維定勢了。宋孝宗敢於在高宗面前為岳飛徹底平反，就是因為岳飛的一生，光明磊落，無私奉獻，從天子（岳飛是否謀反，高宗心裡最清楚）到萬民，都看在眼裡，就連秦檜亦模糊其罪為“莫須有”——既然如此，給岳飛平反，難道不是天理昭彰，勢所必然嗎？宋高宗如強硬阻攔，野蠻壓制，在一個特重講理的社會里，不是很困難嗎？

岳飛這遲到的正義終究是等來了，在皇帝活著時就能平反，實是奇蹟。這其中，自然是岳飛本身無罪，更是有從上到下、從內到外的世道人心、社會輿論。最重要的是，有一個重理性、講文明的社會基礎。

宋朝文化能在某種意義臻於極盛（陳寅恪語），與它在中國古代史中的文明程度與理性精神優勢的空前絕後。它既體現在宋太祖的“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的誓言中，也折射在宋高宗在岳飛被平反時的默默無語裡。

（宋朝：皇帝也是講理的朝代）

說了這麼多宋朝的社會文化基礎，與元朝如果不能滅宋，宋朝的發展方向之間有什麼關係呢？

這其中大有關聯。

宋朝的人文精神與理性精神，使得以講理為榮的文明社會產生了層出不窮的現代文明人（這種文明程度與現代相似）。宋朝中國乃至世界上第一個開始從農耕社會向工商社會的轉型，標誌之一即是宋朝的工商稅超過農業稅，這種以商品交換為特徵，隱含了人人平等的價值觀，知識資訊發達，再不只是封建士大夫的壟斷特權。所以，宋朝在思想文化建設、科學技術等領域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整個社會以講理為榮，耍野蠻為恥。

由於宋朝缺少戰馬，宋人的格鬥技巧也是後天訓練，遠不是遊牧民族的生存手段，所以，單兵格鬥乃至於野戰，宋人都比不過北方政權。同時，文明社會的戰爭成本更高，宋朝人的戰爭意願不強，他們寧願花錢賣和平，這對他們也是理性的計算結果。

不過，與同期其他政權相比，宋朝雖然野戰能力不強，但是藉助於先進的武器和科技，防禦戰處於世界領先的水平。與歐洲的城邦國家相比，宋朝的城市有護城河、有彼此聯動的戰場和戰略腹地，人口眾多，功能齊全。所以，元軍在征討南宋的過程中，損兵折將，蒙哥汗和王儲闊出都死於蒙宋戰爭，至於其他將領更是不可勝數。

如果不是南宋降將劉整為納投名狀，力陳混一南北，做中國正統皇帝，促動忽必烈發動伐宋之戰，忽必烈是沒有那麼大的決心南征的。蒙古王公大臣一向把南征看做畏途，遠不是人們傳說的一聽說伐宋所有人都蠢蠢欲動，躍躍欲試。

（蒙古西征：南宋末年版圖）

如果元朝攻打南宋失敗，南宋能夠躲過一劫，與元朝劃江而治，那麼歷史發展就將有更多的可能。

南宋朝政腐敗的原因是因為北方強敵壓境，為集中所有資源抵抗外敵，所以丞相集中了太多的權力，以至於形成了權相當權的局面。宋朝不止防備武將，還在防備宰相，君主集權就是從宋朝開始逐漸加強的。除了宰相不再設座位與皇帝坐而論道外，宰相還不能參與軍事指揮，甚至在吏部之外，增設了銓敘院，不管文武，都來這裡述職，然後根據政績評定品級，這就是後來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創立的文官政治的績效考核的原版。

此外，宋朝的宰相也沒有了財政權，財政大權原本在六部的戶部掌管，直接向宰相彙報。宋朝時又設定了鹽鐵司、度支司等三個司，專管財政，向皇帝彙報。

這麼一番折騰下來，宋朝的宰相權力被限制的差不多了。相權和皇權的爭執中，明顯皇權佔了上風。只是這種中央集權的當時，太祖、太宗時尚能英睿果決從容應對，到了後來戰事頻繁，皇帝們又失了艱苦奮鬥的作風，這才有了權相存在的機會。

不管宰相權力如何大，但是權力的基礎仍然是皇權。且宋朝是講理的社會，所以一旦外界壓力減弱，宋朝會重新成立御史臺（參知政事）宰相、樞密院等權力制衡機構，這在宋孝宗、宋光宗、宋寧宗朝提現的比較明顯。

南宋因為地域狹小，所以自從金宋戰爭緩和之後，南宋就在北宋的基礎上，更大程度地開啟國門，寧波、杭州、福州、泉州、廣州都是當時世界上一等一的大港口，來華貿易的東瀛、中亞、西亞、非洲（崑崙奴）、威尼斯等國的商船往返太平洋、印度洋上，多時達到1000多艘遠洋大船，同時航行穿梭於世界各大港口。這樣規模的對外貿易，空前絕後，此後直到近代也沒有超過宋時規模。

因為有來自遠洋貿易的大量財富湧入，南宋王朝僅僅是市泊司（專管對外貿易）的收入就佔財政歲入20%以上。舍此之外，由於對外貿易不受限制，帶動了更多的國民GDP。

（宋朝對外貿易）

所以，南宋王朝是一個銳於開拓海洋國土的國度，在中國歷史上獨此一家，別無分號。

遠洋貿易能夠帶來什麼呢？

為什麼歐洲的文藝復興首先產生自義大利？因為義大利的對外貿易發達，威尼斯、熱亞那僅憑城邦之力，就能橫行地中海，甚至在黑海北岸建立殖民據點（商貿港口）。南宋以國家之力大力發展遠洋難以，會促成資產階級（理性階級）的勢力更加龐大。由於南宋是一個講理的社會，中國的契約社會，甚至中國版的《大憲章》也極有可能在南宋時期形成。縱觀中國歷史，這是唯一的接近君主立憲的機會，從皇帝到平民，從思想啟蒙到民間輿論，都為這樣的政治制度準備好了一切。

也就是說，南宋實際上已經一隻腳踏進了近代化社會，他們的文明及富裕程度讓遠涉重洋來的馬可波羅歎為觀止，而他所看到的還是經歷了兵燹之禍後的江南，可想當時的江南有多麼繁盛？

（宋人已有冷飲）

正因如此，南宋才能以區區江東之地，硬抗蒙古汗國傾半個世界之力而來的雷霆重擊半個世紀之久。然而，長期的戰爭，使得在失去四川后的南宋的財政狀況幾乎崩潰，南宋政府竭澤而漁的政策，使得通貨膨脹造成南宋的振戎備邊的工作近於停滯。

當蒙古帝國第三次西征，把南宋最為重要的阿拉伯帝國的摧毀殆盡後，南宋政府的外貿收入銳減，這個苦苦支撐的帝國終於被耗空了財力，真是天不佑中華。

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宋人計程車大夫精神，成為了當時的士子普遍的價值取向。他們有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立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雄心壯志，他們看到這文明社會最終淪陷，人生信念也隨之崩塌。

所以，崖山的那個風雨之夜，是那個曾經無限接近榮光的古樸中華的輓歌，那十萬生靈是漢民族多少年來孕育的文明社會的精英，一朝化作烏有。漢民族在越來越嚴重的外來危機中，不得不浴火重生，理性精神逐漸讓位於赳赳武夫的熱血張揚，中華古科學之路幾乎剛剛開啟就被關閉了。

在這個意義上，英國孤懸海外的地理位置，反而保護了他們脆弱的資產階級在組建新的政治秩序時免於大陸強權的干涉。南宋立國於東亞大陸，是其幸運，也是其不幸。

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發生了不該發生的王朝故事。嘆一聲，南宋王朝，既生瑜，何生亮？嘆一聲，華夏古韻，既悠遠，且路長。嘆一聲，故國神遊，從頭越，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