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現象與伊朗文化圈的治史傳統也有很大關係。

在前伊斯蘭時代，伊朗人輕文字記載而重口述傳承，這在古典瑣羅亞斯德信仰的傳承上可見一斑，比如關於zend的解讀在前伊斯蘭時代就一直嚴格要求口傳面授。因此，在前伊斯蘭時代伊朗世界缺少有名的史家，直到薩珊王朝晚期才有歷史文獻出現。大部分歷史可能在傳承過程中逐漸被略去細節或被新增傳奇化的細節，被神話化和寓言化。

而對於帝王來說，歷史是他們的家譜和記功碑，他們需要依照王朝意識形態的需要加以改造。俾什達迪王朝與凱揚王朝就有可能是薩珊王朝宏大的改造工程產物之一。而這可能是因為薩珊王朝的統治者需要壓制國內奉阿契美尼德王朝為正統的帕提亞大貴族，從而掩蓋自身可疑的合法性來源。

再後來，伊朗的史學傳統興起於公元9至10世紀。在這段時間裡，伊朗的伊斯蘭史家直接以最近的薩珊王朝為參照，發掘薩珊王朝晚期的遺留文獻來修史，實際上是直接繼承了薩珊王朝的意識形態宣稱，而無視了許多帕提亞王朝及其之前的歷史記錄，因此也造成了許多古代歷史記載的失真與混亂。比如馬蘇第就曾將大流士記載成古代亞述的君主，認為此前統治兩河的王朝與波斯王朝是割裂的關係。

當然，俾什達迪王朝與凱揚王朝也並非全然虛構。這兩個王朝代表了前伊斯蘭時代東西伊朗信仰文化相融合的過程，分別象徵著裡海南岸的原人神話和東伊朗印度-伊朗古文化中的卡維（詩人王，賢人王）傳統。

假如某一天，咱們真的發現了盤庚遷殷之前的文字考古資料，實錘了盤庚遷殷之前的歷史事實。

很有可能連《尚書》都變成《阿維斯塔》《列王紀》這種胡扯神話文字…………例如“夏后氏”壓根不叫夏后氏，開國君主其實也不叫大禹或者大啟，完全就是另外的名字。

畢竟《尚書》的記載都被《竹書紀年》反駁過……

首先要分清何為史書何為考古，這兩項工程都是超級的，都是需要嚴謹並慎重執行的，為什麼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疑史記裡面的一些內容呢？這其實也和中國現在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還是有聯絡的，這裡面我就不多說了，總之我中華文明數千年的文明史尚且出現多次斷層何況伊朗？史書是由人來編纂的，考古也是由人來發掘的，這裡面出現偏差是很正常的現象，記得我華夏古代先賢屈原曾經有一部曠世奇作天問裡面開篇便問，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這開篇一問其實就已經很廣闊的可以解釋為什麼史書和考古有不相符之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