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權力執行機制的不完善增加了監督難度。從權力配備上看，黨政機關特別是主要領導權力過於集中，一些重要領域和要害部門的權力較大，而且權力執行具有很強的封閉性、業務性，外部監督難以及時覆蓋。從權力執行上看，制度約束剛性不強，有的制度不夠完善，或者制度執行不嚴，影響了監督的嚴密性和有效性。從權力監管上看，存在邊界模糊、職責不清的問題，同一事務多頭管理、管理“真空”的現象仍然存在，為紀委開展監督尤其是履職再監督造成影響。

三是社會環境的複雜性為監督帶來了挑戰。從發展階段看，“轉型期”腐敗問題和作風問題高發多發，特別是一些消極腐敗問題面臨糾而復生、查不勝查的困境，客觀上增加了紀委執紀監督的難度。從社會文化看，中國社會多年來延續形成的傳統思想和文化，比如說人情觀念、禮尚往來，在社會層面還比較普遍，社會監督意識還不強，這都對紀委執紀監督形成掣肘。從社會風氣看，一些領域潛規則、亞文化盛行，各類容忍腐敗、羨慕腐敗的腐朽觀念還有市場，存在對紀委加強執紀監督不理解、不支援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紀委執紀監督的正能量。

四是工作方式方法不足制約了監督成效。從目前工作開展情況看，監督方式單一、老套的問題依然存在，監督工作機制還不完善，針對性和實效性有待增強。同時，責任考核和責任追究是落實監督責任的重要方式，但考核方式比較單一、考核內容和指標設定不夠科學，存在責任認定難、追責力度不大、追責幹部之際偏低等問題。隨著轉職能、轉方式、轉作風的深入推進，如何在現有的執紀監督手段不多的前提下實現有效監督等等都還沒有形成有效機制，一些監督工作的“新舊對接”有可能形成監督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