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戰爭是北韓方面的說法，我們稱為萬曆北韓之役，乃萬曆三大徵之一。北韓無力應對日本的14萬大軍，哀求大明王朝援助，朝廷遂發兵4萬擊倭，最高峰時兵力一度達到了七萬之眾，戰爭前後打了八年之久，據後世研究，明軍傷亡有3-6萬人之多。

有些影視劇和小說中將古代軍隊描寫的極為殘酷，戰友倒地救都不救就一刀殺了，其實按《武經總要》的說法是：“如棄置病人，並養飼失所主者，皆量事決罰。氣未絕而埋瘞者，斬！”，也就是說，按明代的規矩，至少那些被送去養傷的軍人是不能被隨意放棄的，哪怕他們養病的時候病情惡化死了，看護的護工也要跟著倒黴。如果重傷的人沒有氣絕被人當死人處理了，那麼負責的人亦是殺頭的大罪。

顯然，面對數量龐大的受傷將士，有經驗的軍人是戰爭的寶貴財富，必要的戰場醫治也是軍心士氣之所在，沒有必要的治療是不可能的。大型戰爭經驗相當豐富的中國古代王朝，很早就在戰場救治、疾病醫療、軍營流行病控制方面總結出了不少經驗，並且融匯進了國家戰爭體系之中，形成了相對完備的一套制度概念，傳為姜子牙著的《司馬法》中，就有“敵若傷之，醫藥歸之”的仁法。

另一部亦傳為姜子牙的兵書《六韜》，在其《王翼》篇中提出了“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的概念，一支部隊除了“天文、地利、兵法、權士、術士、奮威、兵法、股肱、通糧、會計”等組織架構外，還有“方士”的職務位列其中：

“方士二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

這裡的方士就是指的醫生，也就是說，古代中國一支正規掛帥的部隊裡，按照規矩是要有兩個起碼“主治醫師”級別的醫生在內的，他們負責管理藥材，以治療刀傷這類金創為主。

隨著歷史的發展，中國的軍醫制度也愈發完善，漢代有了隸屬光祿寺的武職軍醫，南北朝時期亦有類似的設定，並且相關的醫學應用也在迅速發展。到隋朝出現了九品官身的“尚醫軍主”，唐代有了“太醫令”、“檢校病兒官”，“軍醫”這個詞彙也正式出現在歷史中，宋朝時更是有了專門為戰爭設定的野戰醫院，專門為前線將士提供醫治服務，《虎鈐經》中甚至出現了縫合傷口等外科手術的明確介紹。

元朝時，除了繼承前代的一些派遣太醫、醫官巡營制度外，還增加了不少蒙醫的制度和診治方法，比如用烙鐵止血、將人放進剛宰殺的牛腔體中復甦的法門。

元朝軍隊中有“醫工”，這些人隨軍從徵的話，便可以獲得免除徭役、賦稅的福利，像元代撰寫了《衛生寶鑑》的大醫學家羅天益，他就曾經以醫工的身份隨軍。按元朝的規矩，傷病軍人除了有自己的月糧外，還有一定數目的新米粥用以養病，醫藥為官方報銷，有醫工負責照看。

根據明初的一些零星資料來看，明朝的軍醫制度與元朝基本一脈相承，清代也承襲了其制度，一般由太醫院負責對部隊派出醫官和醫士為主。像制度比較完備的京營中，基本能做到都有醫官任職。而地方衛所因為要負擔常備作戰任務，所以這方面更闊綽些，一般每個都司都有1到2個醫士，雖然沒有太醫院醫官那麼高的職位，但衛所自己一般還會在緊急時自掏腰包請地方名醫隨軍，或者乾脆僱傭大量的郎中，不就是花錢請人嗎？關羽能請華佗，我大明就能請李時珍。

比較特殊的是鄭和下西洋，可能是為了應付險惡的海上環境，下西洋時攜帶的醫生和醫藥特別多，每艘船都會攜帶3名醫士和若干民間醫生，總體數字近200人。雖然這個數字不能拿來套萬曆援朝，但足以說明明朝是不缺醫生的，更不缺能應徵去冒險的醫生。

許多人都忽略了明朝是個中醫相當發達的年代，牛叉的醫生、醫學家特別多，他們許多是讀書人出身，有知識，有文化，敢動手，李時珍就不用說了，還有女醫談允賢、著寫《醫學綱目》的樓英、著寫《瘟疫論》，半隻腳踏進微生物領域的吳又可、著有《女科》、《男科》的醫聖傅青主、中醫臨床理論大家，著寫了《六科證治準繩》的王肯堂，此外還有薛己、萬全、高武、方有執、張介賓等，這給軍隊醫士制度也提供了很好先決條件。

橫跨嘉靖朝到萬曆十五年的戚繼光離萬曆援朝的萬曆二十年不遠，他的《練兵實紀》可以說對這一時期的軍營制度具備相當的參考性，尤其是“報戰傷”，《練兵實紀》中是這樣寫的：

凡遇戰畢，收兵到營時，一面各營將督據千、把總，即開戰傷者為一手本先遞。凡弓箭傷系致命處為一等，雖重不開超等。被中三箭以上，雖輕亦開一等。中二箭者雖輕不開三等，凡射在手足間者為二等，箭入不深再輕者為三等，再輕者為四等止。其刀傷當面者為超等，傷手足重者為一等，輕者為二等，三等止。凡箭、刀傷俱在背後者，不準亦不給醫藥，若賊眾四面圍砍，我軍在中，向敵者雖傷背，亦準作等數，須取營將及臨陣將官畫字於手本末。若眾軍同敗，一齊奔走而傷者，不論面前背後，俱不準恤，即不必開報。若有幾人能如眾人敗走之中，復回身對敵，能阻賊回者，即無傷，俱開頭等；傷者原合一、二、三、四等例，俱各進一等開等，超等者開超超等。

可以說戚繼光治軍確實鐵血，這種戰傷申報制度比泛泛而談的《武經總要》寫的更明確，還標明瞭由每營指揮官監督千總、把總進行傷情上報，對傷情進行等級劃分。而那些被判斷逃跑時在背後造成了箭傷、刀傷的則得不到醫治和醫藥。

而且戚繼光還有個規矩，部隊在戰鬥中不允許停下來進行醫治，而受傷的將士也不允許高聲呻吟影響軍心，部隊需要無視他們繼續前進，治也要等到打完仗以後。

而那些戰後因為傷病無法再跟著部隊計程車兵，戚繼光的《紀效新書》也記載了他們的去處：

“凡軍行在途，遇有疾病，把總官驗實，隨即稟明，給文選所在官司撥醫調治，痊可即便追來，敢有詐病推避者，治以軍法”。

意思是，行軍時如果遇到不能再隨隊的傷疾，那麼經過把總的驗證，便可以稟明上級，寫出一份“醫引”，選擇附近的有關部門找醫生治病，病好了再歸隊。但如果敢裝病，軍法伺候。

按《練兵實紀》的相同說法來印證是這樣的：

“遇有乏馬病兵不能前行，登時稟到主將，給予信票，聽差人押送到近地城廓、府衛州縣、營寨所堡巡司調理。病者親識隊夥，乃許留一人看侍湯藥，病痊則遣付本營。”

大體意思與《紀效新書》差不多，這些傷病軍人的去處被安排的很明確，周圍一切國家機關都可以成為明軍修養的去處，無論是城市還是營寨，乃至衛所機構都可以成為開條子去修養的地方，而且病人還能得到一個相熟計程車兵同行照顧。

戚家軍屬於明朝典型的營兵，與衛所兵不一樣，他們有醫士和獸醫編制，而且騎兵、步兵、車兵都有專管的醫士，總體來說還是相當具有代表性的。雖然戚繼光五年前就死了，戰鬥主力也主要是遼東軍，但戚家軍仍然參加了這次戰爭，其許多經驗也早就化為了明朝各地營兵的經驗。

所以，如果萬曆援朝的那些明軍能得到規規矩矩的對待的話，他們還是能得到一定條件的醫療的，而且中國古代對治療金創、戰傷方面並不陌生，無論是金瘡藥、夾板固定、失血保溫、止血、縫合，還是術後修養、修養制度都相對比較完善。而且援朝戰爭動用了許多北韓的物資，大明朝廷也幾乎掏光了家底，在這種高資源堆積的情況下，醫藥方面不應該成為很大的問題，受傷後也會就近轉入北韓的城市養傷，最差最差也有個初級的野戰醫院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