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普遍認為產能過剩是使中國製造業陷入困境的罪魁禍首。鋼鐵行業尤為突出。
一百多年前，德國俾斯麥曾有句名言“鋼鐵即國家”，修橋修路修房子、造車造船造飛機都要鋼，一個大國的經濟發展離不開鋼鐵行業的支撐。如今，美國特朗普似乎也深諳這一點，他挑起的經貿風波“第一槍”就選擇了鋼鋁進口稅，明面上是為了保護14萬美國鋼鐵工人的權益，實則是為了透過扶植本國鋼鐵業來重振美國的工業。
中國的鋼鐵工業在四十年前還處於起步階段。1978年，中國全年的粗鋼產量只有3178萬噸，只佔世界總產量的4%，在那個外匯奇缺的年代，每年淨進口鋼材842萬噸。其進口鋼材的費用就佔去了全年出口創匯額的30%。而且，當時高品質鋼材只能依賴進口，因我們的技術比較落後。就連後來三峽工程的一些關鍵部位也只能採用日本鋼材。正是因為這種技術差距，當時，鄧小平在訪問日本並參觀新日鐵的鋼鐵廠時，非常謙虛地表示“中國是學生而日本是老師”，並提出了一個提議——你們就照著這個工廠的樣子幫我們建設一個!
正是與新日鐵公司的這個緣分，促成了中國第一座真正意義上的臨海鋼鐵廠的成立——上海寶山鋼鐵廠於1978年12月23日動土興建。可以說，源於當初新日鐵公司，才成就了今天的中國寶鋼（目前已與武鋼合併）；而鞍鋼、唐鋼、武鋼、寶鋼這些中國鋼鐵巨頭也無一例外獲得了日本的技術援助。從這個角度來講，日本鋼鐵公司確實曾經是中國同行的“老師”。
戰後日本經濟的快速增長帶來了日本鋼鐵龐大的需求，也讓日本鋼鐵工業奇蹟般地實現了復興——在1948-1973年的25年裡，日本的粗鋼產量複合年均增長率達22%，1973年日本粗鋼產量更達到創紀錄的1.19億噸，僅次於蘇聯和美國。
而且，日本的鋼鐵工業在技術引進的基礎上進行創新，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20世紀60年代，已經從進口國變成了出口國。在1977年，日本鋼鐵業的技術輸出和成套裝置出口額已高達86億美元。在上世紀70年代到達頂峰。但在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需求的萎縮導致日本鋼鐵幾乎一蹶不振。
1996年，中國的粗鋼產量歷史性地突破1億噸，居世界第一位。進入21世紀後，中國的粗鐵產量幾乎保持著每年5000萬噸的速度在增長；而在剛過去的2018年，中國的粗鋼產量已達9.283億噸（超過全球總產量的一半），相當於日本的9倍、美國的11倍和德國的22倍，當年“趕英超美”的小目標已經超額完成了。
資料顯示，寶鋼股份2017年營收達2891億元，淨利潤則達到了192億元，與武鋼合併後的總產量已達6533萬噸，成為全球第二大鋼鐵廠。中國在鋼鐵產量在2003年取代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鐵礦石進口國，近些年來，中國企業開始向上遊進軍，在中鋁入股力拓9.3%股權、湖南華菱鋼鐵入股FMG、五礦收購澳洲OZ……更重要的是，大連商品交易所推出了鐵礦石期貨，近期還積極引入了境外交易者，意味著全球第一大鐵礦石進口國將真正獲得對進口鐵礦石的定價權。
在2018年8月3日，中國鋼鐵工業協會召開的四屆六次常務理事（擴大）會議上，會長徐樂江曾著重談到了目前熱議的產能過剩的話題，並指出全行業需要進一步認清鋼鐵產能過剩的實質，要辯證地看待鋼鐵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
如何界定產能過剩？
根據公開報道的資料顯示：從2000-2012年的13年時間內，中國鋼鐵產能利用率在2006年以前基本都在80%以上，超過90%的年份只有一年（2002年曾達到92.41%），2006年以後產能利用率回落到了80%以下，但基本維持在75%-80%的區間。
“行業利潤率與產能利用率的變化存在一定正向變動關係，但不是很嚴格的對應關係（個別年份的產能利用率下降而行業銷售利潤率反而上升，如2003、2004年）。”會長徐樂江在講話中表示：“那麼我們能不能說從2000年以來中國鋼鐵業就存在產能過剩問題呢？而這10多年恰好是中國鋼鐵工業發展最快的時期，世界上有哪個國家的哪個產業會在行業產能過剩的情況下這麼快速發展的？我看沒有，這也不符合產業發展的基本規律。所以，我認為過去的10多年中國鋼鐵產業並不存在真實的產能過剩問題（至少在2006年之前）。”
徐樂江指出：我們不能以100%的標準來衡量產能過剩與否，事實上這不可能達到。各個國家根據不同產業的特徵和產業生產組織水平確定不同的“產能充分利用率”，以鋼鐵為例，歐洲是以75%、日本是以78%作為分界線的，中國的鋼鐵業規模龐大，迴旋餘地大，所以中國鋼鐵業的產能利用率達到80%就應該認為是產能充分利用了。“如果以此為標準，那麼在2006年前中國就不存在鋼鐵產能過剩的問題，2006年以後直到現在，中國鋼鐵業也只是輕度產能過剩。”徐樂江認為，75%-80%之間的產能利用率為輕度產能過剩，70%-75%之間為中度產能過剩，而低於70%就是嚴重的產能過剩。
如何正確認識產能過剩的危害性？
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與西方老牌鋼鐵大國相比，“我們中國鋼鐵業的體量過大，相同的產能過剩率造成的龐大絕對過剩量使得危害性被放大。”徐樂江指出，辨證地看問題，就是既要看到行業現象對發展的負面影響，也要看到行業現象對現實的積極意義：
首先，產能過剩是一個行業走向成熟期的標誌。每個產業的生命週期一般都要經歷初創、成長、成熟和衰退四個時期，不同的產業各階段經歷的時期長短不一，但成熟期的一個普遍規律就是產能過剩，這也是行業走向成熟的一個標誌。我們不但要適應這種狀態。而且它還將會是一種常態，並伴隨行業進入衰退期，這種狀況只能緩解絕不可能消除。
第二，適度的產能過剩有利於行業的充分競爭。徐樂江分析指出，產能過剩的一個原因是供給增長速度快於需求增長速度，或者供給雖然沒有增長但需求下降。這說明資本進入這個行業是自由的，競爭是充分的，對需求方來說是有利的。在徐樂江看來，中國鋼鐵業的轉型升級一定是在“產能過剩”的背景下進行的。“當然，嚴重的產能過剩必然導致惡性競爭，我們需要的是充分競爭，避免惡性競爭，因此要消除嚴重產能過剩。 ”
第三，產量過剩不能等同於產能過剩。有人說現階段中國鋼鐵業已全面進入產能過剩時期，不僅落後的低端產品產能全面過剩，而且高階產品產能也出現過剩。對此，我們不能一概而論，總體產能過剩沒有疑義，但不能混淆了產量過剩與產能過剩的不同概念，產能過剩是一個產業長時期的供大於求的現象，伴隨著這個產業從成熟期到衰退期的始終。而產量過剩是階段性現象，是因為需求突然受到抑制而出現的短期供大於求。中國鋼鐵業在高速成長期曾不斷出現的這一現象是產量過剩而不是產能過剩。隨著需求增長的恢復，產量過剩問題自然消失。
最後，徐樂江指出：“中國鋼鐵業目前出現的所謂高階產能過剩實際是產量的短暫過剩，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鋼鐵需求結構也會升級，目前的高階產能過剩僅是一種假象，是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和產業升級過程中鋼鐵與下游產業發展週期不同步的必然現象。”
目前，普遍認為產能過剩是使中國製造業陷入困境的罪魁禍首。鋼鐵行業尤為突出。
一百多年前，德國俾斯麥曾有句名言“鋼鐵即國家”，修橋修路修房子、造車造船造飛機都要鋼，一個大國的經濟發展離不開鋼鐵行業的支撐。如今，美國特朗普似乎也深諳這一點，他挑起的經貿風波“第一槍”就選擇了鋼鋁進口稅，明面上是為了保護14萬美國鋼鐵工人的權益，實則是為了透過扶植本國鋼鐵業來重振美國的工業。
中國的鋼鐵工業在四十年前還處於起步階段。1978年，中國全年的粗鋼產量只有3178萬噸，只佔世界總產量的4%，在那個外匯奇缺的年代，每年淨進口鋼材842萬噸。其進口鋼材的費用就佔去了全年出口創匯額的30%。而且，當時高品質鋼材只能依賴進口，因我們的技術比較落後。就連後來三峽工程的一些關鍵部位也只能採用日本鋼材。正是因為這種技術差距，當時，鄧小平在訪問日本並參觀新日鐵的鋼鐵廠時，非常謙虛地表示“中國是學生而日本是老師”，並提出了一個提議——你們就照著這個工廠的樣子幫我們建設一個!
正是與新日鐵公司的這個緣分，促成了中國第一座真正意義上的臨海鋼鐵廠的成立——上海寶山鋼鐵廠於1978年12月23日動土興建。可以說，源於當初新日鐵公司，才成就了今天的中國寶鋼（目前已與武鋼合併）；而鞍鋼、唐鋼、武鋼、寶鋼這些中國鋼鐵巨頭也無一例外獲得了日本的技術援助。從這個角度來講，日本鋼鐵公司確實曾經是中國同行的“老師”。
戰後日本經濟的快速增長帶來了日本鋼鐵龐大的需求，也讓日本鋼鐵工業奇蹟般地實現了復興——在1948-1973年的25年裡，日本的粗鋼產量複合年均增長率達22%，1973年日本粗鋼產量更達到創紀錄的1.19億噸，僅次於蘇聯和美國。
而且，日本的鋼鐵工業在技術引進的基礎上進行創新，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20世紀60年代，已經從進口國變成了出口國。在1977年，日本鋼鐵業的技術輸出和成套裝置出口額已高達86億美元。在上世紀70年代到達頂峰。但在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需求的萎縮導致日本鋼鐵幾乎一蹶不振。
1996年，中國的粗鋼產量歷史性地突破1億噸，居世界第一位。進入21世紀後，中國的粗鐵產量幾乎保持著每年5000萬噸的速度在增長；而在剛過去的2018年，中國的粗鋼產量已達9.283億噸（超過全球總產量的一半），相當於日本的9倍、美國的11倍和德國的22倍，當年“趕英超美”的小目標已經超額完成了。
資料顯示，寶鋼股份2017年營收達2891億元，淨利潤則達到了192億元，與武鋼合併後的總產量已達6533萬噸，成為全球第二大鋼鐵廠。中國在鋼鐵產量在2003年取代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鐵礦石進口國，近些年來，中國企業開始向上遊進軍，在中鋁入股力拓9.3%股權、湖南華菱鋼鐵入股FMG、五礦收購澳洲OZ……更重要的是，大連商品交易所推出了鐵礦石期貨，近期還積極引入了境外交易者，意味著全球第一大鐵礦石進口國將真正獲得對進口鐵礦石的定價權。
在2018年8月3日，中國鋼鐵工業協會召開的四屆六次常務理事（擴大）會議上，會長徐樂江曾著重談到了目前熱議的產能過剩的話題，並指出全行業需要進一步認清鋼鐵產能過剩的實質，要辯證地看待鋼鐵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
如何界定產能過剩？
根據公開報道的資料顯示：從2000-2012年的13年時間內，中國鋼鐵產能利用率在2006年以前基本都在80%以上，超過90%的年份只有一年（2002年曾達到92.41%），2006年以後產能利用率回落到了80%以下，但基本維持在75%-80%的區間。
“行業利潤率與產能利用率的變化存在一定正向變動關係，但不是很嚴格的對應關係（個別年份的產能利用率下降而行業銷售利潤率反而上升，如2003、2004年）。”會長徐樂江在講話中表示：“那麼我們能不能說從2000年以來中國鋼鐵業就存在產能過剩問題呢？而這10多年恰好是中國鋼鐵工業發展最快的時期，世界上有哪個國家的哪個產業會在行業產能過剩的情況下這麼快速發展的？我看沒有，這也不符合產業發展的基本規律。所以，我認為過去的10多年中國鋼鐵產業並不存在真實的產能過剩問題（至少在2006年之前）。”
徐樂江指出：我們不能以100%的標準來衡量產能過剩與否，事實上這不可能達到。各個國家根據不同產業的特徵和產業生產組織水平確定不同的“產能充分利用率”，以鋼鐵為例，歐洲是以75%、日本是以78%作為分界線的，中國的鋼鐵業規模龐大，迴旋餘地大，所以中國鋼鐵業的產能利用率達到80%就應該認為是產能充分利用了。“如果以此為標準，那麼在2006年前中國就不存在鋼鐵產能過剩的問題，2006年以後直到現在，中國鋼鐵業也只是輕度產能過剩。”徐樂江認為，75%-80%之間的產能利用率為輕度產能過剩，70%-75%之間為中度產能過剩，而低於70%就是嚴重的產能過剩。
如何正確認識產能過剩的危害性？
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與西方老牌鋼鐵大國相比，“我們中國鋼鐵業的體量過大，相同的產能過剩率造成的龐大絕對過剩量使得危害性被放大。”徐樂江指出，辨證地看問題，就是既要看到行業現象對發展的負面影響，也要看到行業現象對現實的積極意義：
首先，產能過剩是一個行業走向成熟期的標誌。每個產業的生命週期一般都要經歷初創、成長、成熟和衰退四個時期，不同的產業各階段經歷的時期長短不一，但成熟期的一個普遍規律就是產能過剩，這也是行業走向成熟的一個標誌。我們不但要適應這種狀態。而且它還將會是一種常態，並伴隨行業進入衰退期，這種狀況只能緩解絕不可能消除。
第二，適度的產能過剩有利於行業的充分競爭。徐樂江分析指出，產能過剩的一個原因是供給增長速度快於需求增長速度，或者供給雖然沒有增長但需求下降。這說明資本進入這個行業是自由的，競爭是充分的，對需求方來說是有利的。在徐樂江看來，中國鋼鐵業的轉型升級一定是在“產能過剩”的背景下進行的。“當然，嚴重的產能過剩必然導致惡性競爭，我們需要的是充分競爭，避免惡性競爭，因此要消除嚴重產能過剩。 ”
第三，產量過剩不能等同於產能過剩。有人說現階段中國鋼鐵業已全面進入產能過剩時期，不僅落後的低端產品產能全面過剩，而且高階產品產能也出現過剩。對此，我們不能一概而論，總體產能過剩沒有疑義，但不能混淆了產量過剩與產能過剩的不同概念，產能過剩是一個產業長時期的供大於求的現象，伴隨著這個產業從成熟期到衰退期的始終。而產量過剩是階段性現象，是因為需求突然受到抑制而出現的短期供大於求。中國鋼鐵業在高速成長期曾不斷出現的這一現象是產量過剩而不是產能過剩。隨著需求增長的恢復，產量過剩問題自然消失。
最後，徐樂江指出：“中國鋼鐵業目前出現的所謂高階產能過剩實際是產量的短暫過剩，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鋼鐵需求結構也會升級，目前的高階產能過剩僅是一種假象，是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和產業升級過程中鋼鐵與下游產業發展週期不同步的必然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