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成章，1937年生，陝西省延安市人。1961年畢業於陝西師範大學中文系。現任陝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散文學會常務理事。已出版六種散文集，其中《羊想雲彩》獲首屆魯迅文學獎。 和成章從未謀面，只有不多的書信往來。作品倒是讀過一些。他是很“大器”的。其筆下的“散文”本身確有大氣象、大境界——像是蒼蒼茫茫的黃土高原；像是旋風、驟雨般的安塞腰鼓!這裡，我來略“讀”其人其文。 劉成章“出道”很早：還在上高一時，他的一束新詩（共九首）就被選入了省青年作者的“詩選”之中——就這樣，他戴著“詩人”的桂冠而初涉文壇。以後他又由“詩人”變為“詞人”，迷上了歌詞寫作；再後來他成了專業劇作者。他轉向寫“散文”乃是“新時期”以後的事，都到了1982年（此時他已滿45歲），正所謂“人到中年”了，他卻開始“中年變法”：從此“專寫散文”了!他這種自“詩”起步，而“歌詞”，而“戲劇”，最後落腳於“散文”的創作軌跡，鑄就和成全了他。他後來曾說：一個人的“突出才華”到底在哪兒？常常連自己都認識不清。沒法子，只好多“嘗試”幾種藝術形式（嘗試的過程就是認識和發現的過程），才能最後摸清自己藝術“細胞”之所在。他在“嘗試”了上述多種藝術形式之後說：“看來，我更適宜於搞散文創作”；“不過，我從前寫詩、寫歌詞、寫劇本的功夫，也沒有白費，它們在散文中全都派上了用場。”這話是真的。他後寫的“散文”的確是從他原先的詩、詞、戲的精神沃野上茂騰騰地“再生”起來的——不是外在表象的“照搬”，而是內在神髓的“化用”。它給他所寫的“散文”帶來了一股生機和新意! 他寫得最多、最好的一類散文是所謂“風情——神韻散文”。最早發表的《轉九曲》，雖鼓舞、激勵過他，使其跨出了“中年變法”的關鍵一步；但回頭去看它不無遺憾：這不僅指其中一些“人物”（如葉葉、大背頭、巧媳婦等）有“編織”痕跡，似有意為之；而且篇末點睛處還讓人讀出了“楊朔味兒”，落入窠臼，說明它在藝術上還未能全然自立。照我自忖：他在1985年（被文藝界稱為“觀念年”）大開悟性，藝術感覺陡然開竅，《老黃風記》《高跟鞋，響過綏德街頭》等已頗見精彩。你瞧《老黃風記》，寫得多棒!它還在山那邊呢（少說也有十來裡吧），還沒刮過來，可它的“威勢”卻已讓人感到了。它一來，你再瞅吧：“大片大片的莊稼，倒伏於地。飛鳥撞死在山岩上。雞飛狗跳牆。”天呢？成噸成噸的土和沙，揚得四處都是。天空登時晦暗起來，太陽“變得就像泡在渾黃河水裡的一隻破盆兒”。人呢？“像被一隻巨手搡著，站不住，走不穩，身不由己，五臟六腑都被搖亂，像雞蛋亂了黃兒。”陝北刮的這“老黃風”——又叫“黑小子風”“兒馬風”“叫驢風”——這特有的“雄性之風”，真讓“章娃”這支筆給寫“絕”了!寫“風”當然也是為了寫“人”，寫人的“精神”。當老黃風肆虐橫行、狂奔亂跑、不可一世時，你再看那些漢子、婆姨們，他們卻是那麼鎮定自若、處變不驚、談笑風生!這才是內外相符、表裡相映的真正的“陝北魂魄”!看罷此文當知：陝北這方寶地，其“自然環境”是雄渾剛健、野性大氣的；其“人文精神”更是樂觀幽默、豪氣勃發的。此文的結尾：“它不像漚爛了的紅袖章麼？”真可謂“神來之筆”矣!《高跟鞋，響過綏德街頭》，寫最古老的陝北小城，在而今卻現出最現代的一道靚麗風景。寫“地域風情”而能點染出“時代特色”，此文可謂著例。這之後，1986年的《安塞腰鼓》使他此類散文又躍上一個新高度。《安塞腰鼓》的氣魄是震撼人的。如果說賈平凹的《秦腔》是他從“秦腔”裡發現並寫出了秦人的精神“表徵”的話，那麼劉成章的《安塞腰鼓》即是他從“安塞腰鼓”的舞姿和鼓聲中發現並攫出了陝北人的元氣和神魂!《安塞腰鼓》是一曲陝北人生命、活力的火烈頌歌，是一首黃土高原沉實、厚重內蘊的詩性禮讚。這之後，他在1988年所寫的《山峁》一文把這種詩性筆墨又推進一步——它簡直就是一首意韻優美的散文詩。《山峁》在頌讚陝北地貌、風情的同時，把山川和人物，傳說和現實有機地統一併結合了起來。讀罷《山峁》掩卷而思，恍然有悟：原來山峁的高大奇偉，恰在於它是一顆質樸而高貴的靈魂所幻化!1994年他又寫出了堪稱此類散文壓卷之作的《扛椽樹》，使這種“風情——神韻散文”在當代散文史上領異標新、大放光芒。這篇作品的氣魄之大、境界之高，依我的陋見確係前無古人!“扛椽樹”，實為一種陝北柳。但柳而不媚，蓬勃向上，每根枝條皆可做椽，每棵樹可砍六七十根，“生了砍，砍了生，往復無窮。”如果把它一生的奉獻累加起來，每棵樹都是一片森林!顯然，這是瘠薄土地上的悲壯的奉獻!劉成章發現了“扛椽樹”，同時也就發現了自己。他寫這柳孤寂地等待了千萬年，“太平洋水深萬丈，不及此柳等我情!”及至相見，作者以大潑墨、大寫意的筆法，自由揮灑，淋漓酣暢，盡情盡興。《扛椽樹》的精神解放度、心靈自由度、文筆灑脫度都是一流的。 “陝北生來陝北長，因為你魂牽這地方”——就“寫陝北”來說，怕誰也寫不過劉成章了。他寫陝北，追求“土”（即民族化和地方色彩）：有詩意的土，有靈性的土，向“信天游”靠攏。這就攫住了陝北的“魂”，也顯出了他散文的“精氣神兒”!不僅《老黃風記》《安塞腰鼓》《山峁》和《扛椽樹》等是真正的“藝術散文”，令人讀之難忘；即或像《米脂賦》《陝北剪紙》《望秦俑》和《黃土寫意》等隨心走筆的短章散作，在藝術上亦可權備一格。我想，只此陝北“風情——神韻散文”的大獲成功，“章娃”即可無悔無怨矣! 更何況他還寫有一些袒露自我的抒情散文。不過，這類作品數量並不算多，影響也不如上述那類作品大。其中《老虎鞋》寫得最早，是寫自己剛剛出生在過“滿月”時第一次穿上“老虎鞋”的故事。敘述“主體”當時是那樣地小，故事純系後來“聽說”且在“轉述”時費盡心力，但讀起來仍感到虛而不實；“同媽媽”（劉志丹的夫人同桂榮）的特意突出，對“我”的主體地位也是一種削弱。比較起來繼後的《壓轎》就好得多了：它寫的是“我”六七歲時的一段舊事——因跟著改嫁的母親到了新家而失去了作為男孩“壓轎”的權利。在情緒遭壓抑、心靈受傷害的痛苦關口，一個比“我”大十歲名叫秦娟的姑娘許下願來：她結婚時保證請“我”去壓轎。其後果然如約，救治了“我”的一樁心病。《壓轎》在“文體”上無可挑剔——還可以包括《老虎鞋》《我們像珠珠蛋蛋的時候》等，它們都帶有某種“自傳性”和“兒童性”（適宜兒童、少年閱讀），我看這些記寫“童年舊事”的篇什不妨以“自傳散文”視之。再拓寬一點說，我覺得《三隻雛鳥》似亦可算在裡面：它寫他的三個孩子，是“俯視”，骨肉親情，盡在其中。再拓寬點說，《在古老的土地上》似亦可包容在內。它是寫“我”和“母親”生死相依、密不可分的關係的，用“仰視”，實乃一篇動情的“母親頌”!上述這些散文，再算上《草色吶喊連綿的鮮碧》《我似雲霧山峰》《火葫蘆》《洗衣的感覺》《域外親情》等，在表現深層而真實的“自我”方面——從藝術上看，實在是並不那麼“到位”的。他倒是有一些很深刻的認識，如他曾說：（寫散文應）“勿忘我”；“哪章得‘我’哪章新”!從寫出獨屬於“我”的東西（比如那些陝北“風情——神韻散文”）這一點說，他是做到了；從強化“自我”意識、表現“主體”深層人性這一點說，他卻又做得並不很夠。這有些奇怪。這是為什麼呢？我想怕有兩點：一是其思想深處恐存有“大我”和“小我”的矛盾（像他這樣受“十七年”教育出來的人大多如此），其往往對“小我”取回避、淡化態度；二是他自己的身世、經歷及其心理都較複雜，有一些還頗為“難說”。其實，這都不是問題。如能以“說真話”“寫真象”的勇氣捅開那層窗戶紙的話，他那獨特的“自我”心靈反而更能深刻地映照這時代的現實生活，它反倒可能是卓爾不群的。天賜良機，莫失莫棄! 他當然也還有一些別的散文，有的還很精彩，如《記小貓》《野物啟示》《壺口瀑布》《去看好婆姨》等，這裡就無須多說了。
劉成章，1937年生，陝西省延安市人。1961年畢業於陝西師範大學中文系。現任陝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散文學會常務理事。已出版六種散文集，其中《羊想雲彩》獲首屆魯迅文學獎。 和成章從未謀面，只有不多的書信往來。作品倒是讀過一些。他是很“大器”的。其筆下的“散文”本身確有大氣象、大境界——像是蒼蒼茫茫的黃土高原；像是旋風、驟雨般的安塞腰鼓!這裡，我來略“讀”其人其文。 劉成章“出道”很早：還在上高一時，他的一束新詩（共九首）就被選入了省青年作者的“詩選”之中——就這樣，他戴著“詩人”的桂冠而初涉文壇。以後他又由“詩人”變為“詞人”，迷上了歌詞寫作；再後來他成了專業劇作者。他轉向寫“散文”乃是“新時期”以後的事，都到了1982年（此時他已滿45歲），正所謂“人到中年”了，他卻開始“中年變法”：從此“專寫散文”了!他這種自“詩”起步，而“歌詞”，而“戲劇”，最後落腳於“散文”的創作軌跡，鑄就和成全了他。他後來曾說：一個人的“突出才華”到底在哪兒？常常連自己都認識不清。沒法子，只好多“嘗試”幾種藝術形式（嘗試的過程就是認識和發現的過程），才能最後摸清自己藝術“細胞”之所在。他在“嘗試”了上述多種藝術形式之後說：“看來，我更適宜於搞散文創作”；“不過，我從前寫詩、寫歌詞、寫劇本的功夫，也沒有白費，它們在散文中全都派上了用場。”這話是真的。他後寫的“散文”的確是從他原先的詩、詞、戲的精神沃野上茂騰騰地“再生”起來的——不是外在表象的“照搬”，而是內在神髓的“化用”。它給他所寫的“散文”帶來了一股生機和新意! 他寫得最多、最好的一類散文是所謂“風情——神韻散文”。最早發表的《轉九曲》，雖鼓舞、激勵過他，使其跨出了“中年變法”的關鍵一步；但回頭去看它不無遺憾：這不僅指其中一些“人物”（如葉葉、大背頭、巧媳婦等）有“編織”痕跡，似有意為之；而且篇末點睛處還讓人讀出了“楊朔味兒”，落入窠臼，說明它在藝術上還未能全然自立。照我自忖：他在1985年（被文藝界稱為“觀念年”）大開悟性，藝術感覺陡然開竅，《老黃風記》《高跟鞋，響過綏德街頭》等已頗見精彩。你瞧《老黃風記》，寫得多棒!它還在山那邊呢（少說也有十來裡吧），還沒刮過來，可它的“威勢”卻已讓人感到了。它一來，你再瞅吧：“大片大片的莊稼，倒伏於地。飛鳥撞死在山岩上。雞飛狗跳牆。”天呢？成噸成噸的土和沙，揚得四處都是。天空登時晦暗起來，太陽“變得就像泡在渾黃河水裡的一隻破盆兒”。人呢？“像被一隻巨手搡著，站不住，走不穩，身不由己，五臟六腑都被搖亂，像雞蛋亂了黃兒。”陝北刮的這“老黃風”——又叫“黑小子風”“兒馬風”“叫驢風”——這特有的“雄性之風”，真讓“章娃”這支筆給寫“絕”了!寫“風”當然也是為了寫“人”，寫人的“精神”。當老黃風肆虐橫行、狂奔亂跑、不可一世時，你再看那些漢子、婆姨們，他們卻是那麼鎮定自若、處變不驚、談笑風生!這才是內外相符、表裡相映的真正的“陝北魂魄”!看罷此文當知：陝北這方寶地，其“自然環境”是雄渾剛健、野性大氣的；其“人文精神”更是樂觀幽默、豪氣勃發的。此文的結尾：“它不像漚爛了的紅袖章麼？”真可謂“神來之筆”矣!《高跟鞋，響過綏德街頭》，寫最古老的陝北小城，在而今卻現出最現代的一道靚麗風景。寫“地域風情”而能點染出“時代特色”，此文可謂著例。這之後，1986年的《安塞腰鼓》使他此類散文又躍上一個新高度。《安塞腰鼓》的氣魄是震撼人的。如果說賈平凹的《秦腔》是他從“秦腔”裡發現並寫出了秦人的精神“表徵”的話，那麼劉成章的《安塞腰鼓》即是他從“安塞腰鼓”的舞姿和鼓聲中發現並攫出了陝北人的元氣和神魂!《安塞腰鼓》是一曲陝北人生命、活力的火烈頌歌，是一首黃土高原沉實、厚重內蘊的詩性禮讚。這之後，他在1988年所寫的《山峁》一文把這種詩性筆墨又推進一步——它簡直就是一首意韻優美的散文詩。《山峁》在頌讚陝北地貌、風情的同時，把山川和人物，傳說和現實有機地統一併結合了起來。讀罷《山峁》掩卷而思，恍然有悟：原來山峁的高大奇偉，恰在於它是一顆質樸而高貴的靈魂所幻化!1994年他又寫出了堪稱此類散文壓卷之作的《扛椽樹》，使這種“風情——神韻散文”在當代散文史上領異標新、大放光芒。這篇作品的氣魄之大、境界之高，依我的陋見確係前無古人!“扛椽樹”，實為一種陝北柳。但柳而不媚，蓬勃向上，每根枝條皆可做椽，每棵樹可砍六七十根，“生了砍，砍了生，往復無窮。”如果把它一生的奉獻累加起來，每棵樹都是一片森林!顯然，這是瘠薄土地上的悲壯的奉獻!劉成章發現了“扛椽樹”，同時也就發現了自己。他寫這柳孤寂地等待了千萬年，“太平洋水深萬丈，不及此柳等我情!”及至相見，作者以大潑墨、大寫意的筆法，自由揮灑，淋漓酣暢，盡情盡興。《扛椽樹》的精神解放度、心靈自由度、文筆灑脫度都是一流的。 “陝北生來陝北長，因為你魂牽這地方”——就“寫陝北”來說，怕誰也寫不過劉成章了。他寫陝北，追求“土”（即民族化和地方色彩）：有詩意的土，有靈性的土，向“信天游”靠攏。這就攫住了陝北的“魂”，也顯出了他散文的“精氣神兒”!不僅《老黃風記》《安塞腰鼓》《山峁》和《扛椽樹》等是真正的“藝術散文”，令人讀之難忘；即或像《米脂賦》《陝北剪紙》《望秦俑》和《黃土寫意》等隨心走筆的短章散作，在藝術上亦可權備一格。我想，只此陝北“風情——神韻散文”的大獲成功，“章娃”即可無悔無怨矣! 更何況他還寫有一些袒露自我的抒情散文。不過，這類作品數量並不算多，影響也不如上述那類作品大。其中《老虎鞋》寫得最早，是寫自己剛剛出生在過“滿月”時第一次穿上“老虎鞋”的故事。敘述“主體”當時是那樣地小，故事純系後來“聽說”且在“轉述”時費盡心力，但讀起來仍感到虛而不實；“同媽媽”（劉志丹的夫人同桂榮）的特意突出，對“我”的主體地位也是一種削弱。比較起來繼後的《壓轎》就好得多了：它寫的是“我”六七歲時的一段舊事——因跟著改嫁的母親到了新家而失去了作為男孩“壓轎”的權利。在情緒遭壓抑、心靈受傷害的痛苦關口，一個比“我”大十歲名叫秦娟的姑娘許下願來：她結婚時保證請“我”去壓轎。其後果然如約，救治了“我”的一樁心病。《壓轎》在“文體”上無可挑剔——還可以包括《老虎鞋》《我們像珠珠蛋蛋的時候》等，它們都帶有某種“自傳性”和“兒童性”（適宜兒童、少年閱讀），我看這些記寫“童年舊事”的篇什不妨以“自傳散文”視之。再拓寬一點說，我覺得《三隻雛鳥》似亦可算在裡面：它寫他的三個孩子，是“俯視”，骨肉親情，盡在其中。再拓寬點說，《在古老的土地上》似亦可包容在內。它是寫“我”和“母親”生死相依、密不可分的關係的，用“仰視”，實乃一篇動情的“母親頌”!上述這些散文，再算上《草色吶喊連綿的鮮碧》《我似雲霧山峰》《火葫蘆》《洗衣的感覺》《域外親情》等，在表現深層而真實的“自我”方面——從藝術上看，實在是並不那麼“到位”的。他倒是有一些很深刻的認識，如他曾說：（寫散文應）“勿忘我”；“哪章得‘我’哪章新”!從寫出獨屬於“我”的東西（比如那些陝北“風情——神韻散文”）這一點說，他是做到了；從強化“自我”意識、表現“主體”深層人性這一點說，他卻又做得並不很夠。這有些奇怪。這是為什麼呢？我想怕有兩點：一是其思想深處恐存有“大我”和“小我”的矛盾（像他這樣受“十七年”教育出來的人大多如此），其往往對“小我”取回避、淡化態度；二是他自己的身世、經歷及其心理都較複雜，有一些還頗為“難說”。其實，這都不是問題。如能以“說真話”“寫真象”的勇氣捅開那層窗戶紙的話，他那獨特的“自我”心靈反而更能深刻地映照這時代的現實生活，它反倒可能是卓爾不群的。天賜良機，莫失莫棄! 他當然也還有一些別的散文，有的還很精彩，如《記小貓》《野物啟示》《壺口瀑布》《去看好婆姨》等，這裡就無須多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