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確實是一個很有成就的人，但他也過於守成，不敢像王安石那樣不懼世人，敢於創新改革，同時他也認為老祖宗留下的東西就是好的，有道理的，符合國家的國情的，後人應該以此為本，循序漸進，不應該好高騖遠，隨意改動用了良久的老祖宗制度，所以當王安石主持變法時，司馬光便第一個站出來發對，於是就形成了以司馬光，王安石為首的新舊兩派，互相爭鬥，要說在這次鬥爭中最不容易的就是我們的蘇軾大文豪了，他既看到了新法的益處，同時又看到了新法的弊端，於是上書王安石指出新法存在的弊端，結果王安石看後勃然大怒，自此疏遠蘇軾，將他列為舊派，司馬光便與蘇軾經常交往，將他看作舊派中人。然而司馬光也沒有想到的是，在王安石變法失敗後，他重新主政要徹底廢除新法時，第一個上書反對他的竟然是蘇軾，蘇軾認為新法的有些措施對國家有利，只要廢除那些不合理的措施就行了，司馬光看後也同王安石一樣大怒，認為蘇軾是新派的，並同樣疏遠蘇軾，於是蘇軾便為兩派所不容，慘遭流放，最後死在海南。司馬光成功的廢除了新法，使祖制繼續實行，致使北宋還是那樣積貧積弱，社會矛盾突出，繼而愈發衰弱，最終國家滅亡。所以只有敢於不斷創新進步，不受制於舊制，積極進取，才能愈發強大，不被滅亡。

司馬光之所以被人認為迂腐，與他反對王安石變法有很大關係。

宋神宗時，王安石的變法被視作革新派，王安石在變法思想上主張開源，更加大膽，而司馬光保守很多，更主張節流。

宋神宗繼位後銳意進取，讓王安石主持變法，司馬光也不是全部反對變法，只是在許多變法當中出現弊端的地方積極提出質疑，但是司馬光並沒有徹底反對王安石。

但是王安石變法中推出不合乎時代，並且執行過程中暴露巨大問題的“青苗法”等內容，引發巨大問題之後，司馬光站出來表達強烈的反對意見。

因為宋神宗對王安石寄予厚望，希冀靠王安石來振興王朝，但很多政策讓司馬光感到不滿，司馬光拒絕宋神宗希望他參與變法的要求，並申請把自己調離京城。

之後司馬光看到好友範鎮，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被罷官，就憤而為範鎮求情，並自己退居洛陽，不再參與政事，專心編撰史書，耗費十五年時間，這才編撰出《資治通鑑》。

就是因為司馬光在對待王安石變法中的反對態度，讓很多改革派人士，認為是迂腐之人。

事情到此並沒有結束，宋神宗死後，哲宗即位，由皇太后輔政。皇太后信任司馬光，聽取他的治國方略。

司馬光針對王安石變法當中“青苗法”等方略，對貧苦農民增加負擔的現象，深惡痛絕，因而向皇太后主張需要徹底廢除新法。

之後司馬光還對其他新法內容上表陳述其危害，並在被皇太后啟用後，重新推薦當初因為反對新法而被罷免的大臣，包括蘇軾、蘇轍等人。

皇太后對於司馬光等人的重新重用，代表相對於王安石“新”黨的“舊”黨重新佔據朝政主位。

之後，在司馬光的 主持下，把新法之中保田法、方田均稅法等內容徹底廢除。

后皇太后拜司馬光為丞相，之後徹底將王安石變法當中的青苗法等內容，徹底廢除。

相對於王安石變法當中，對於宋朝積貧積弱局面的改變等利處，司馬光針對變法當中對於不合時宜和變法過程差錯出發，徹底否定了變法。

但絕對代表司馬光和王安石之間就非對即錯，這其中涉及到某種階層利益問題，以及王安石新法當中本身的不足，在此不做深究。

在這種角度看，司馬光當然代表了某種階級的利益，他對於新法的徹底廢除，是保守和退後的，所以被認為迂腐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