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野獲編》作者沈德符指出：“前元取民最輕！”李開先在《西野春遊詞序》中羨慕不已稱讚道：“元不戍邊，賦稅輕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詠作。”

朱元璋和他的大臣們經常說：“宋元寬縱，今宜肅紀綱”“其失在於縱馳”（《明會要》），所以明王朝前期是空前的嚴酷專（百度）制，整個社會充滿“戾氣”（趙園語），成了殭屍的社會。

新陳代謝倒慢了，當然最後是物極必反，晚明就來了個堤壩的總崩潰，《桃花扇》裡說“誰知道容易冰消”。元朝是活潑自然的，明朝是病態戾氣的，這個對比很鮮明。

元朝把宋朝的233條罪名，減少到了135條。在忽必烈統治的時代，只有2000多人被判處死刑。元朝的法律其實大體上更加寬鬆。元代統治者喜歡錶現寬仁慈厚而不搞嚴刑峻法。正所謂，“君臣之間，唯知輕典之為尚。”

萬曆初年華亭人範濂記述元、明兩代松江田賦的情況，說：“元入中國……賦雖輕，不足法也”，我們可以知道，元朝的賦稅其實非常輕。元史記載，江南在宋時，差徭為名七十有餘，歸附元朝後一切未徵。

明初葉子奇《草木子》卷三：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後，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里，宿泊如家，誠所謂盛也矣。

元朝最後滅亡是在幣制改革，還有修黃河出現了大問題，導致物價飛漲。還有就是元朝上層一直在進行激烈的內戰，無暇他顧，到了最後已經癱瘓。才導致朱元璋，陳友諒等人的做大。

飽讀詩書深知“華夷之辨”的文人為何懷念元朝？因為元朝對江南地區的統治的確非常寬鬆優待。元朝當年滅宋以後，對於江南地區的統治完全不同於北方，不僅對江南地方的文人、地主階級各種拉攏，還進一步削減在南方的稅負與刑法，元朝對南方廣大“南人”居住地的統治，要比金朝地方的漢人寬鬆照顧得多。

也因此，江南的名門望族大多都得以延續，而其中就包括大量的文人士大夫。正史中並沒有所謂的“四等人制度”，在元朝朝廷中做官的漢人為數不少。蒙元初期，的確非常血腥殘暴，因為蒙古人數量少，如果不以暴制暴，一旦碰到抵抗就無法鎮壓。而忽必烈入主中原稱帝建元以後，大行漢法，拉攏漢人上層以加強統治，甚至與四大汗國分道揚鑣。而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方地區進行大規模戰爭造成巨大破壞，而貧苦出身的朱元璋又一向痛恨豪紳階層，自然對舊元勢力的利益造成了很多破壞。

在如今來說就是所謂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徵”，他們對新政權無所適從，更加懷念當年元朝的寬鬆統治。

有人說什麼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我們看看對不對？這種懷念故國計程車大夫叫做遺民，宋代也有不少遺民。當時比較著名的遺民詩人有：文天祥、謝翱、林景熙、汪元量四人。如果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那麼文天祥也有了？很明顯並非如此。而且明清兩代也有大量遺民，比如明遺民顧炎武、黃宗羲等。清遺民王國維等。遺民是中國古代特有的文化現象，我覺得遺民代表了士大夫對於一個政權的認同。

當年，元代滅亡了宋，宋遺民謝枋說“宋室孤臣，只欠一死”。這話顯示出他對於前朝的忠誠。元代，有沒有這種“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事實上，元代滅亡時候確實有不少這樣的人。比如下面要說的楊維楨。

談元代詩歌，首屈一指的就是楊維楨的鐵崖體。楊維楨在明初名氣很大，朱元璋也想延攬其為自己工作，第一次派官員帶著厚禮去見楊維楨，楊維楨推辭說：“豈有老婦將就木，而再理嫁者邪？”（把自己比作一個寡居的老婦人，行將就木的人了怎麼能再嫁，表達自己不願意出仕當官。）。第二年，官員繼續催促，楊維楨賦《老客婦謠》，甚至說出：“皇帝竭吾之能，不強吾所不能則可，否則有蹈海死耳。”（他直接以死相逼），楊維楨結局還不錯，從京城回家的時候，宋濂送了他，寫詩：“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蓋高之也。”（也就是給了楊維楨很高的評價。）楊維楨回到家也就老死了。我們都知道宋濂在明初文壇影響力也是很大的，宋濂也當過太子朱標的老師，他對於楊維楨的態度，代表了一部分士人的態度。楊維楨的經歷記載在《明史·文苑傳》。

下面說的這個遺民就沒有善終了，《新元史》記載的一個人物——鄭玉。他本身就是隱士，元朝時候，官方厚待他，他也不願意做官。明軍攻破徽州時候，他直接說過：“吾豈事二姓者！”。先是絕食，後來，自縊而死。死之前有一個行為很有意思“北面再拜”，也就是拜的北方，北方代表的是元代政府。

這樣的案例還很多，都代表了當時一部分人對於元代的忠誠，這和文天祥不投降元朝，理論上沒有任何區別。這種忠誠，代表的是對於一個政權的認同。

中國古人對於一個政權是否可以認同更多的是看兩點，一是政權地域是否在秦漢奠定的疆域（大體上的疆域），二是是否認同漢文化。（也包括政治文明的官僚體系）

我們看看北魏政權，這是個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但是，政權繼承了秦漢的祖廟、祭祀一系列制度，北魏大臣高閭說過：“居尊據極，允應明命者，莫不以中原為正統，神州為帝宅”。北魏佔據了秦漢時期北方政治的中心，繼承了漢文化。高的甚至說：應該“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御北虜”。北方的其他偏僻的少數民族，居然變成了“虜”。由此可見，今天人的民族觀念，古人是沒有的。他們更看重你政權的地理位置和能否繼承漢文化。

放眼歷史去看，不僅僅是南北朝，五代十國時期，契丹族被沙陀族認為是“夷”，而契丹人又認為沙陀人是漢人。從民族劃分，兩個民族都可以被看作少數民族的。

一個朝代自稱“中國”，開始於元朝。《元史》卷95《列傳·外夷一》載，元世祖忽必烈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國書，稱自國為“中國”。這個“中國”是漢族觀念裡的中心視角。元朝也有很多繼承漢文明的地方，在這裡不一一贅述。文化和地域角度，元朝都會得到漢族知識分子的認同。相同的，北韓、日本、越南都是漢文化圈的，但是，地理位置侷限，他們肯定得不到古人的認同，也只是被當作朝貢之國。

以上就是我的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