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林悟道《韓非子-奸劫弒臣》第三十九章 民性
紅林悟道《韓非子-奸劫弒臣》上一章中韓非子主要講了世之學者所謂的仁義與惠愛給社會造成的禍患。法家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就是在律法面前人人平等，標準是唯一的，如獎賞，標準就是有功者得賞，如懲罰，標準就是有罪者必誅。在法家眼裡，貧困是不能做為獎賞的原因，惻隱之心也不能做為免罰的原因。在這裡要說明一點，不管是法家的依法治國論，還是世學的仁義惠愛論，這都是治國方略，不是救濟窮人的普通行為，所以要站在國家安全與民眾利益的高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在韓非子看來世學的仁義惠愛論，最終會導致“無功者得賞，暴亂者不止”因原很簡單就是沒有獎罰的標準。結果就是民不耕戰，國有戰事，無人抗敵，民眾都“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為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國家會越來越貧弱，最後就是“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
仁義惠愛與貪婪惡罰是人性善惡的兩面，就像是硬幣的正反兩面，從邏輯上講，正面是無法管理反面的。必須找到一種超越正反兩面且又包容正反兩面的東西來管理，那就是國家律法。這種思想來源於中國的太極圖，一個圈裡包含了陰與陽，如果將陰代表人性的惡，而陽代表人性的善，陰陽中間的線就是度，那麼圈就是律法，圓就是德，用這個圓圈來管理人性的善惡，善則獎，惡者罰。人性的善惡就在這個圓圈內不停的變化著，最好的狀態是陰陽平衡，但這是理想狀態，是不可能有的，有，也是一瞬間，大多數時間內善惡都是在變化著。而德的作用就是讓教化世人，使善的一面遠大於惡的一面。
韓非子批判世之學者的仁義惠愛論，先批論點，再批手段，然後批禍患，最後批結局。結局就是“故奸私之臣愈眾，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時！”意思是所以奸私的臣子越來越多，暴亂分子越來越猖狂，國家不亡還待什麼呢？還有比國家滅亡更可怕的結局嗎，沒有了。這就是世之學者所謂“仁義惠愛而已矣”的治國之策的結局，看到這樣的結局，還有君主要執行仁義惠愛的治國之策嗎？我想是沒有了。
世之學者的仁義惠愛論治不了國，那麼法家的依法治國論呢？韓非子從各方面與仁義惠愛論進行了對比。首先是人性的利用上，仁義惠愛論利用的是人性的貪婪無度與惻隱之心，而法家利用的人性是“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意思是嚴刑是百姓畏懼的，重罰是百姓厭惡的。嚴刑是民眾所畏懼的，畏懼嚴刑是人的本性，重罰是民眾所厭惡的，厭惡重罰也是人的本性。法家就是利用了人的這兩種本性。不管是管理國家，還是管理公司，歸根結底是對人的管理，以人為本，其實是以人性為本，利用人性來管理，不同的人，人性不同，利用好每個人的人性就是以人為本。韓非子對此有專論。
《故奸私之臣愈眾，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時！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
在公司管理中，不同的員工有不同的個性，我們不能說在公司裡就要壓制與泯滅人的個性，而是要利用好每個人的個性讓其服從於公司的共性，更好的服務於公司。企業文化的前提是尊重每位員工的個性，在此基礎上將加強企業文化的教育，培育員工的共性。其實，對於絕大多數員工來說，“掙錢”就是共性，讓自己的生活過的好一點就是追求，所以，老闆要利用好這樣的“人性”，利用好獎罰的權力，依制度抓管理，做到職責分明與獎罰分明，企業就會越來越好。
紅林悟道《韓非子-奸劫弒臣》第三十九章 民性
紅林悟道《韓非子-奸劫弒臣》上一章中韓非子主要講了世之學者所謂的仁義與惠愛給社會造成的禍患。法家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就是在律法面前人人平等，標準是唯一的，如獎賞，標準就是有功者得賞，如懲罰，標準就是有罪者必誅。在法家眼裡，貧困是不能做為獎賞的原因，惻隱之心也不能做為免罰的原因。在這裡要說明一點，不管是法家的依法治國論，還是世學的仁義惠愛論，這都是治國方略，不是救濟窮人的普通行為，所以要站在國家安全與民眾利益的高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在韓非子看來世學的仁義惠愛論，最終會導致“無功者得賞，暴亂者不止”因原很簡單就是沒有獎罰的標準。結果就是民不耕戰，國有戰事，無人抗敵，民眾都“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為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國家會越來越貧弱，最後就是“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
仁義惠愛與貪婪惡罰是人性善惡的兩面，就像是硬幣的正反兩面，從邏輯上講，正面是無法管理反面的。必須找到一種超越正反兩面且又包容正反兩面的東西來管理，那就是國家律法。這種思想來源於中國的太極圖，一個圈裡包含了陰與陽，如果將陰代表人性的惡，而陽代表人性的善，陰陽中間的線就是度，那麼圈就是律法，圓就是德，用這個圓圈來管理人性的善惡，善則獎，惡者罰。人性的善惡就在這個圓圈內不停的變化著，最好的狀態是陰陽平衡，但這是理想狀態，是不可能有的，有，也是一瞬間，大多數時間內善惡都是在變化著。而德的作用就是讓教化世人，使善的一面遠大於惡的一面。
韓非子批判世之學者的仁義惠愛論，先批論點，再批手段，然後批禍患，最後批結局。結局就是“故奸私之臣愈眾，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時！”意思是所以奸私的臣子越來越多，暴亂分子越來越猖狂，國家不亡還待什麼呢？還有比國家滅亡更可怕的結局嗎，沒有了。這就是世之學者所謂“仁義惠愛而已矣”的治國之策的結局，看到這樣的結局，還有君主要執行仁義惠愛的治國之策嗎？我想是沒有了。
世之學者的仁義惠愛論治不了國，那麼法家的依法治國論呢？韓非子從各方面與仁義惠愛論進行了對比。首先是人性的利用上，仁義惠愛論利用的是人性的貪婪無度與惻隱之心，而法家利用的人性是“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意思是嚴刑是百姓畏懼的，重罰是百姓厭惡的。嚴刑是民眾所畏懼的，畏懼嚴刑是人的本性，重罰是民眾所厭惡的，厭惡重罰也是人的本性。法家就是利用了人的這兩種本性。不管是管理國家，還是管理公司，歸根結底是對人的管理，以人為本，其實是以人性為本，利用人性來管理，不同的人，人性不同，利用好每個人的人性就是以人為本。韓非子對此有專論。
《故奸私之臣愈眾，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時！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
在公司管理中，不同的員工有不同的個性，我們不能說在公司裡就要壓制與泯滅人的個性，而是要利用好每個人的個性讓其服從於公司的共性，更好的服務於公司。企業文化的前提是尊重每位員工的個性，在此基礎上將加強企業文化的教育，培育員工的共性。其實，對於絕大多數員工來說，“掙錢”就是共性，讓自己的生活過的好一點就是追求，所以，老闆要利用好這樣的“人性”，利用好獎罰的權力，依制度抓管理，做到職責分明與獎罰分明，企業就會越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