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林悟道《韓非子-觀行》第三章 律己
紅林悟道《韓非子-觀行》上一章韓非子給我們講了大到宇宙的執行規律小到社會的執行規則如同鏡子的鏡相功能一樣是客觀存在的，我們不能因鏡子照見了瑕疵就說鏡子有罪，更不能說律法審定了罪行就說律法是惡的。我們要承認律法的社會地位，並遵循之。鏡子能讓人正衣寇，律法能讓人明道路。出世的學說只研究為什麼，入世的學說卻研究能做什麼。老子研究接天的“道”，宇宙的執行規律，自然的法則，而孔子研究接地的“德”，社會如何才能更好的發展，在大亂中恢復秩序，這才有了“禮”，規範社會行為的禮教與規則（社會制度）。
韓非子講完“道”國家律法與社會規則的客觀價值後緊接著舉了兩個例來說明自己的觀點。第一個是“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已。”意思是西門豹性情急躁，所以佩帶柔韌的皮帶來提醒自己從容。西門豹，戰國時期魏華人。魏文侯時任鄴令，是著名的政治家、水利家，歷史治水名人，曾立下赫赫功勳。歷史上的著名人物都是自律者，人有情感，有認知能力，總會借住某種東西來提醒自己，達到自律的目的，有的人是一幅字，有的人一件物品，西門豹用的是柔韌的皮帶，一是隨身，二是以柔克剛，提醒自己不能過於剛烈性急，要像皮帶一樣柔韌，以解決問題為核心，而不以展顯性格為目的。
中國的文化都是警醒與訓誡，與其說這是智慧的體現，不如說這是吃塹長智的結果。華人喜歡各種“右左銘”用此來提醒和警戒自己。我們的文化中除了歌頌祖國河山與民族英雄外，就是對自己所犯錯誤的懺悔與總結，並將這種總結提升到文化的高度，成文成典，傳世後代，警世於人。
韓非子舉的第二例子“董安於之心緩，故弦統以自急。”意思是董安於性情遲緩，所以佩帶繃緊的弓弦來鞭策自己敏捷。董安於，字閼於，平陽翼城人。春秋時期晉國正卿趙鞅心腹家臣，古代晉陽城的始創者。出色的建築家，超群的戰略家和政治家。又是一位大家，自律者，自律者首要是守規則守規矩，對於政治家來說最大的資本就是乾淨，沒有什麼把柄可被政敵所握，而自律是達到乾淨早為有效的辦法。董安於正好與西門豹相反，西門豹是性情急躁，他是性情遲緩，所以他就佩帶繃緊的弓弦來鞭策自己，要使自己的思想和神經變的敏捷起來。
世間的事物總也逃不過陰陽，我們的最高理想與追求就是達到陰陽平衡，但這是何其之難，五千年間能做到平衡的人鳳毛麟角。達不到，並不代表不去做，陰陽平衡，這是我們文化的精髓。所以韓非子說“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績短，之謂明主。”意思是所以用多餘補充不足；用長的接續短的就叫做英明的君主。這是聖賢告訴我們達到陰陽平衡的方法：餘補不足，以長績短。這也是人類社會能長久生存與發展的基礎。我們沒有創造自然的能力，但我們有利用工具的能力，透過這種能力我們就能將不利的環境改造成有利的環境，比如耕地的開墾，水利工程的建設等。但，現代科技所生產的工業產品要另當別論，一切以犧牲自然資源和破壞環境為代價的工具製造其實都是歸零行為。
中華文明是基於自然主義與農耕文化，在現代工業文明時期，這種“餘補不足，以長績短”的思想，更多體現在社會治理上，比如歷次災難中的“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團結互助精神，就是一方之餘補一方之不足，一方之長績一方之短。只有中國式或是傳統東方式的治國之法才能實現這種治理思想，全國一盤棋，才能統一管理統一調配。面對國難，只有集體主義才能解決問題，而西方的個人主義只會讓災難難上加難。
【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已；董安於之心緩，故弦統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績短，之謂明主。】
國家治理需要“餘補不足，以長績短”的思想，公司、個人的發展一樣需要這樣的智慧。取長補短，看似簡單，但首先要明白在什麼環境下什麼是長什麼是短，怎樣發揮長處遏制短處，這是聰明的表現。
紅林悟道《韓非子-觀行》第三章 律己
紅林悟道《韓非子-觀行》上一章韓非子給我們講了大到宇宙的執行規律小到社會的執行規則如同鏡子的鏡相功能一樣是客觀存在的，我們不能因鏡子照見了瑕疵就說鏡子有罪，更不能說律法審定了罪行就說律法是惡的。我們要承認律法的社會地位，並遵循之。鏡子能讓人正衣寇，律法能讓人明道路。出世的學說只研究為什麼，入世的學說卻研究能做什麼。老子研究接天的“道”，宇宙的執行規律，自然的法則，而孔子研究接地的“德”，社會如何才能更好的發展，在大亂中恢復秩序，這才有了“禮”，規範社會行為的禮教與規則（社會制度）。
韓非子講完“道”國家律法與社會規則的客觀價值後緊接著舉了兩個例來說明自己的觀點。第一個是“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已。”意思是西門豹性情急躁，所以佩帶柔韌的皮帶來提醒自己從容。西門豹，戰國時期魏華人。魏文侯時任鄴令，是著名的政治家、水利家，歷史治水名人，曾立下赫赫功勳。歷史上的著名人物都是自律者，人有情感，有認知能力，總會借住某種東西來提醒自己，達到自律的目的，有的人是一幅字，有的人一件物品，西門豹用的是柔韌的皮帶，一是隨身，二是以柔克剛，提醒自己不能過於剛烈性急，要像皮帶一樣柔韌，以解決問題為核心，而不以展顯性格為目的。
中國的文化都是警醒與訓誡，與其說這是智慧的體現，不如說這是吃塹長智的結果。華人喜歡各種“右左銘”用此來提醒和警戒自己。我們的文化中除了歌頌祖國河山與民族英雄外，就是對自己所犯錯誤的懺悔與總結，並將這種總結提升到文化的高度，成文成典，傳世後代，警世於人。
韓非子舉的第二例子“董安於之心緩，故弦統以自急。”意思是董安於性情遲緩，所以佩帶繃緊的弓弦來鞭策自己敏捷。董安於，字閼於，平陽翼城人。春秋時期晉國正卿趙鞅心腹家臣，古代晉陽城的始創者。出色的建築家，超群的戰略家和政治家。又是一位大家，自律者，自律者首要是守規則守規矩，對於政治家來說最大的資本就是乾淨，沒有什麼把柄可被政敵所握，而自律是達到乾淨早為有效的辦法。董安於正好與西門豹相反，西門豹是性情急躁，他是性情遲緩，所以他就佩帶繃緊的弓弦來鞭策自己，要使自己的思想和神經變的敏捷起來。
世間的事物總也逃不過陰陽，我們的最高理想與追求就是達到陰陽平衡，但這是何其之難，五千年間能做到平衡的人鳳毛麟角。達不到，並不代表不去做，陰陽平衡，這是我們文化的精髓。所以韓非子說“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績短，之謂明主。”意思是所以用多餘補充不足；用長的接續短的就叫做英明的君主。這是聖賢告訴我們達到陰陽平衡的方法：餘補不足，以長績短。這也是人類社會能長久生存與發展的基礎。我們沒有創造自然的能力，但我們有利用工具的能力，透過這種能力我們就能將不利的環境改造成有利的環境，比如耕地的開墾，水利工程的建設等。但，現代科技所生產的工業產品要另當別論，一切以犧牲自然資源和破壞環境為代價的工具製造其實都是歸零行為。
中華文明是基於自然主義與農耕文化，在現代工業文明時期，這種“餘補不足，以長績短”的思想，更多體現在社會治理上，比如歷次災難中的“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團結互助精神，就是一方之餘補一方之不足，一方之長績一方之短。只有中國式或是傳統東方式的治國之法才能實現這種治理思想，全國一盤棋，才能統一管理統一調配。面對國難，只有集體主義才能解決問題，而西方的個人主義只會讓災難難上加難。
【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已；董安於之心緩，故弦統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績短，之謂明主。】
國家治理需要“餘補不足，以長績短”的思想，公司、個人的發展一樣需要這樣的智慧。取長補短，看似簡單，但首先要明白在什麼環境下什麼是長什麼是短，怎樣發揮長處遏制短處，這是聰明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