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所以稱讚管仲，是因為孔子認為齊桓公能夠稱霸於諸侯，與管仲的輔助密不可分。而且，齊桓公召集諸侯會盟，不是依恃武力，而是憑著仁德的力量，顯示了管仲的大仁，值得稱讚。

孔子稱讚說：管仲輔相桓公，稱霸諸侯，使天下一切得到匡正，人民到今天還受到他的好處。假如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著頭髮，衣襟向左邊開，淪為落後民族了。

們兩個人都是有巨大成就的思想者，且都有一個共同的理想，那就是：平滅天下之亂，讓家國百姓歸於安寧。所不同者，管仲實現了自己理想，孔子沒有。

雖然孔子說：“苟有用我（執政）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但事實是，孔子五十二歲時升為魯國大司寇，攝相事，可三年後被迫出走魯國的時候，魯國不但沒有出現大治景象，反而桎梏了國民的思想、拖滯了經濟發展，使這個曾稱霸春秋時代的魯國一蹶不振，在整個戰國時代再難稱雄。故有人說：孔子治殘了魯國。

而回觀管仲，他三十八歲出任齊國宰相，治齊四十年，不但建立了完備且成熟的思想體系，使本來貧弱的齊國民富國強，成為春秋時代的第一個霸主，還透過北戰山戎、尊王攘夷等手段，成功安定了天下的混亂局面，更阻止了外族的入侵，保護了華夏文明。對此，孔子也不無讚許地稱：“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即：要是沒有管仲相齊國而安天下，華夏文明就會因外族入侵而滅絕，我們就會退化成披頭散髮、反穿衣服的野蠻人了。

既然管仲這麼成功，為什麼後人不崇管仲而尊孔子呢？為什麼千百年來他一直被歷史刻意淡化呢？

原因只有一個，管仲不是完人，他才智雖高，卻行有“微瑕”。

就做人而言，首先孔子就輕視管仲，認為管仲在齊國任宰相期間，接受了齊桓公饋賞的三處家產仍不知足，還大肆囤積財產，生活不知節儉，用人不知一個官員可兼任多職以節約開支，甚至還與國君比排場--國君用屏風擋在門外，管仲也用屏風擋在門外；國君宴飲來訪之國君，堂上有安放酒杯的土臺，管仲宴飲也有那樣的土臺。所以孔子評管仲曰：管仲不知節儉、不懂禮數，如果管仲這樣做也算懂禮之人，那還有誰不知禮呢？當然，這只是孔子的一面之詞，在“諸侯封疆而有國，大夫封邑而有家”的先秦時代，真實的管仲，奢而不腐。管仲之所以這麼做，其實背後藏著做人做事的大智慧，具體內因，筆者會在後續的文章中單獨解析。

就做學術而論，與“處處較真卻脫離實際”的空談理論家相比，管仲“直指人性且過於實用”的學術風格也是一種“瑕疵”。因為從封建王朝統治者的角度考量，不論是管仲其人，還是《管子》其書，內中所蘊藏的經世治人大智慧，一旦有人掌握，便會成為阻礙其統治，甚至推翻其封建統治的“大毒瘤”，所以歷代王朝自然要對其刻意雪藏。至於為什麼是雪藏而不是銷燬？原因也很簡單，就是統治者要理世治人，也必須要從管仲和《管子》中吸收營養。

史書往往由沒有實踐經驗的文人寫就，他們只羨水上蓮，不崇泥中藕。評價歷史人物時總不自覺的隔一層有色眼鏡，甚至會夾雜嫉妒、利益等人性陰暗的成分，所以在他們眼中，孔孟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才是恆對，老莊的“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才是恆好，完全不考慮人性中最本能的“臨事方知一死難”現象。而以這種脫離實際的學術思維看，管仲自然有很多瑕疵。當然，照此標準度量，世上恐怕亦無完人。

盲目地在一點一滴上較真，是做不成大事的。對比管仲與先秦諸子，雖然管仲在後人心目中的名望雖不如老子、孔子高，但他無疑仍是最出色的一位。因為諸如韓非、墨翟，甚至孟軻、莊周等，他們基本上都是遊說列國，透過販賣學術博取一定知名度的文化浪人，只有管仲將學術作了成功的實踐，且獲得了善終。也正因此，《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曾以管仲為例，並引申對比了一些先賢說：“古之將相，疵咎實多……然子夏（漢代宰相）無虧於名儒，浚衝（竹林七賢之一）不塵乎竹林”。

孔子可不是單純稱讚管仲。而是既讚頌，又批判。

管仲提出尊王攘夷的口感，大大增加了齊國的號召力。

魯閔公二年，公元前660年，狄人侵衛，衛師敗績，遂滅衛。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保護著衛文公及衛國遺民在曹地重新建國。

衛文公勵精圖治，終於使衛國成為春秋時期的二等強國。

在管仲的附著下，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個霸主。

管仲為捍衛華夏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孔子又同時批判管仲生活過於奢侈。管仲利用手中的權力，把齊國十分之三的財政收歸己有。生活極度奢侈。

這與管仲的出身有關，管仲出身庶人、貧窮。嚮往奢華的生活。

在孔子看來，管仲有功有過，功大於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