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題問得頗有深度的，故不請自來：

的確，如題所述，《詩經》之後，除了陶淵明因取徑《詩經》尚可循跡外，漢魏的四言樂府已很難窺視到《詩經》之痕。

我們知道《詩經》分風、雅、頌三個部分。風是由十五國採集的土風民歌，雅是周王朝宮廷宴享和朝會時的樂歌，即所謂正聲雅樂。頌是宗廟祭祀的歌辭。賦、比、興則是詩經的主要表現手法，與風、雅、頌一起合稱“六義”。

《詩經》的創作時期，主要在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後由孔子修訂為《詩三百》。這期間正是古漢語的發育時期，其中一個明顯特點是漢語由單音節詞向雙音節詞過渡。

由於《詩經》中單音節詞的大量存在，使詩經體出現了一個特點，就是需要藉助疊字或虛字才能構成四言詩，2/2句式的基本節奏。《詩經》中，單疊音詞就一共出現359 個。《詩經》中也存在大量出現在實詞前，沒有明確意義的虛詞。再之，因為語法結構在當時還在發展階段，往往需要兩個四言句才能表達一個完整的意思。

其實，在先秦以後，四言詩在漢魏晉幾代一直都還是古詩的主要體式之一，直到南朝才迅速沒落。但以曹操、嵇康為代表的漢魏四言樂府，除了小部分傳承《詩經》雅頌體的句式以外，大部分詩句的句式結構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筱靜認為其主要原因，是雙音節詞的廣泛應用，使句子很易達成2/2節奏。語法的成熟，也使單個四言句便能形成獨立的語法結構。其形式上也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如對偶，排比等修辭手法。在構章層次上也更加多姿多彩。

綜上所言，《詩經》體的沒落，是漢語言發展的必然結果。但《詩經》作為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依然有著很高的藝術價值。前兩日答題，我說過往孤獨時喜歡翻《詩經》，就是因為喜歡感受《詩經》的“清純”。

這與漢語語言變遷有關。

在《詩經》的時代，漢語有比較長的尾音，根據尾音才能判斷具體字的不同。

這種情況在今天南方語言中依然存在。

比如輝、飛、灰、肥，南方人均發相同的音（f、h兩聲母不分），但它們的尾音完全不同，南方人一聽即知。比如一個人名叫李輝，南方人是不大可能寫成李飛、李灰的。

這種聲母混同現象非常普遍，落實到語言實踐中，如：

安徽--安飛

鳳台--哄抬

黃山--房山

輝煌--飛房

南方人不會混淆，但北方人會覺得根本聽不懂。

漢語語音為何會變遷

北方之所以放棄了尾音，可能是受遊牧民族語言的影響，特別是漢代後期中原400年混戰，大量胡人進入北方，導致衣冠南渡，北方已呈現為大混血的狀態。比如古代漢人是單眼皮，從影象看，直到清代仕女畫依然是單眼皮為美，但今天雙眼皮已非常普遍，一般認為，雙眼皮來自草原民族。

圖片說明：兵馬俑都是單眼皮，當然，也不排除是工匠為了圖簡單而採用的方法，但兵馬俑身上盔甲都做得這麼細緻，眼皮做成雙的有多難呢？

在胡化相對嚴重的北方，轉向了聲韻母辨音的方式，尾音已無實際作用。

在胡化相對少的南方，傳統漢語這一特點依然有留存。

需要注意的是，這個變化非常漫長，是經過不同階段逐漸演化而成。

除了草原民族語言的影響外，此外還有三個因素：

1、漢語尾音本身就在減少，比如漢代詩歌多五言，已少於詩經時代，這說明漢語尾音已經在減少。說明尾音比較麻煩，人們在日常使用中會漸漸忽略它。

2、不同文化相互融合，從考古看，古代中國文化至少有6大核心區，它們的交匯處就是文明最燦爛的所在，呈現為大十字結構（此說遭遇挑戰，也有學者認為是滿天星結構，大十字只是考古不發達時期形成的誤會），不同文化有不同的神話與語言，所以古代中國神話比較妥協，沒有主神，傳說系統也不完整，可能是融合後互相放棄的結果。此外，中國古代言文分開，可能就是解決方言太多而不得不採取的辦法。

圖片說明：如不考慮青藏區、廣東福建區、甘青區等（地理相對阻隔），那麼可見幾大考古發現正好拼出了一個大十字架構，而彼此交匯的地方恰好是考古成果比較豐富的地區。當然，這是比較早的一種說法。

中國南方與北方之間語言差異甚至大於歐洲兩國之間的差異，但在文字上卻完全相同，這就大大增加了凝聚力。這種凝聚可能會造成漢語語音發生變化。

3、東漢代起，印度佛教傳入中國，此後文字學成果也傳入中國，漢字也開始採用聲母、韻母制，形成了反切標音的方法，這與中文的實際之間有很大距離，因為當時中文有尾音，用反切法根本無法這些尾音，兩個完全不同的字可能標成一個音，這也會促使尾音衰落。

圖片說明：隨著佛教的傳入，東漢人開始從天下意識轉向王朝國家意識，參照印度的語言學成果，東漢時期湧現出非常多的文字學著作，這是自我意識建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包括許慎的《說文解字》。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反切法有積極作用，以後風行千餘年，但它對中國語言的負面影響也是存在的。

漢語音韻變化對詩歌的影響

《詩經》多四言，但拍子很可能是4拍或3拍半（虛字可能是半拍），因為每個字都有一個很長的尾音。

到了漢代，漢語的尾音減少了，5言成了主體，估計是一些字的尾音沒有了，五言中最看技巧的是如何加入虛字，它們猶如樂章的休止符，五言詩應該也是3拍半。

比如毛澤東的《悼海鷗將軍》結尾：

沙場竟殞命

壯志也無違。

不會寫五言詩的人會覺得“竟”“也”是虛字，毫無意義，是廢筆。其實不然，這兩個虛字恰恰是全詩的味道所在。

圖片說明：張衡（字平子）在歷史上是以詩人、官員而聞名，至於他的發明，地動儀目前還只是一個傳說，渾天儀倒確實有比較大的意義，但當時更多是作為國家巫術用具而發明出來的。

到了唐代，七言成為主流，此前三國曹丕的“明月皎皎照我床”是七言，但它可能是民歌，未必唱成一段，而是分兩句唱，這樣每句依然是4拍或3拍半。

至於孔子的“麟兮麟兮我心憂”，則是偽作。

此外東漢張平子的“美人贈我金錯刀”，這個可能也是民歌，也是分兩句唱。

唐代之前恰好是北方被異族征服時期，草原民族語言影響增加，導致漢語尾音縮短。我們可以看，標準唐詩也是3拍半，因為有了平仄標註，今天我們能看得非常清楚。

唐代也有古風，有9字句、11字句、13字句，這個可能都是一句唱成兩句。同樣，楚辭的句子也很長，但其中都會加入“兮”，“兮”可能就是一種折行唱的標誌，此外楚辭需用楚音，它和中原語言不太一樣。

到了唐代後期，詞又湧現出來，詞的優點在於拍子更多，而且可以是句尾整拍（2/4/6/8字句），也可以含半拍（奇數字句），這樣彼此錯落，這個肯定是受草原民族影響而產生的。

近代以來，文學教育逆轉，過度強調從文學史內部邏輯看文學發展，而不太重視寫作實踐，其結果就是人們只讀詩的“內容”，忽略了“形式”，往往用現代語言去朗誦古詩，這樣就很難體會其音韻美。

我們比較喜歡唐詩、宋詞，因為它相對靠近我們現在的語言，可讀詩經、楚辭，就會覺得佶屈聱牙，非常艱澀，這不是古人創作水平不夠，而是語言變化使然。其實仔細讀的話，《詩經》中有些靠近北方的風還是音韻挺好的，現代人重風不重雅頌的偏見，可能就是被這個誤導了。

像這樣的情況，就是歷史形成的。如果一定要找原因，當然也可以有，只是原因恐怕也是多方面的，而且恐怕現在也無法有確認的答案。

詩，不同於其他文體，一定是精雅巧致的，否則，乾脆就叫散文罷了。歷史上留下的長篇詩，多是民間口口相傳的民謠，即便是李白杜甫的長篇，也難稱佳作。以我個人觀點，長篇的“詩”根本不是詩，也不可能有上乘作品。

詩限於篇幅短小，表達就非常困難，這也是詩難寫的地方。四字一句，如果一篇作品四句八句這種，表達上確實為難。五字一句就好多了。當然，如果十字八字一句，可能也就沒法算詩了。

話還得說回來，常見的都是五字七字一句，六字行不行？當然行！為什麼歷史上少有（未見）六絕六律？我個人的體會是因為閱讀誦唱（古詩詞多是配曲唱的）的節奏感，平仄的格律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包括詩總是四句一闋，三句不可以嗎？五句六局一闋不可以嗎？當然都可以！為什麼歷史上見不到？可能就是因為詞牌曲調所限，或者還有其他原因，反正古人少有嘗試，也就難以流傳下來。

《詩經》為詩祖尹吉甫開創並發展到高峰的一種獨立規範的文體，即使在同時代尹吉甫定製的“兮甲盤”，其銘文顯示其文體也是不固定的，和《詩經》規範的四言文體無法相提並論。因此，《詩經》是詩祖尹吉甫開創並發展，建立了嚴格的培訓教育系統，在特殊的範圍、特殊的人群中，形成的一種固定四言文體。也就是尹吉甫在長期工作生活地向國，建立了《詩經》教育學校、貴族子弟學校。《詩經》這種固定文風的四言文體，隨著向國在公元前704年的失國，創作人員的流散，培訓教育學校的關閉，此後再無四言《詩經》文體的產生與流傳。

四言詩衰敗的原因有很多，如：四言詩的詩歌內容容量太小，不能滿足社會的發展要求;隨著社會的進步，語言得到了豐富，為詩歌提供了更完善的表達方式及技巧；文人在詩體的選擇上擁有了更多主動權；以及音韻的變化為提供了豐富的韻律；社會的傳播媒介開始增多等。本文主要從兩方面對於四言詩退出熱潮做出解答。

第一：四言詩的句式節奏

四言詩有著"華夏詩源"之稱，是中國古代最早的一種詩歌體裁，由四字組成的詩句。四言詩最早出現於上古歌謠及《周易》，《詩經》中記載了大量的四言詩，其中的《國風》《小雅》《大雅》等均以四言詩為基本體裁。這足以看出來在西周到春秋時期，從上層社會到下層社會，從亭臺樓閣至街頭小巷，從王孫貴族至黎明百姓，從娛樂場合到祭祀場合，最流行的詩體是四言詩。但《詩經》以後，四言詩逐漸衰落，這個曾經風靡一時的詩體為何會逐漸退出人們的視野呢？

從古至今所有的詩都具有自己獨有的節奏，四言詩的音節節奏是二二，屬於最原始最簡單的節奏，單純而古板，不能帶給人五言詩那種具有彈性和張力的節奏感；與七言詩相比，四言詩的一個最大缺點之一缺乏靈活性被展現出來。這充分說明隨著社會的進步，時代的變遷，四言詩無法滿足人們的情感表達，無法對於事物有更加具體形象的描繪，因此面臨著衰敗。

第二：《詩經》風、雅、頌的文學性

《詩經》是四言詩的一個範本，但這也為後來四言詩的發展設定了無法逾越的鴻溝。風、雅、頌的內容閎奧淳深,莊嚴典則，後代人幾乎無法超越，且這種莊嚴肅穆的詩體風格，與文學性的"言志抒情"有著很深的隔閡，對於詩歌的風格起到了舒服作用，隨著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自覺性的興起，就使得《詩經》中所提倡的這種莊重詩風受到的阻礙，對於四言詩的傳播起到了不利的影響。

四言詩堪稱華夏"詩源"，然而從《詩經》之後，四言詩從主流文學永遠的退出，其實最原始的因素是四言詩的創作模式無章可循，從古至今，沒有一個統一的格律模式，而且因為受到了字數的限制，想要套用"五言"或者"七言"詩體的格律，都無法做到，稍對詩歌進行改動，詩歌的原意盡失，如果想要繼續儲存這枚種子，那一定要對四言詩的格律進行一定的探討，從而達到共識，只有這樣才有利於四言詩的興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