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任何事物發展的認識都不是一步到位、一蹴而就的，都有一個逐漸的循序漸進的過程。即事物是在不斷的發展中逐漸被完善的，而不是一次就能達到完美的境地。這個過程也如同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一樣。在這個過程中，原論被篡改、被杜撰、被刪減都是時常有的事。所以，對待任何事物都要辯證對待，不能一棒子打死，重在剔除糟粕，吸取有用的。孔子作為教育家是當之無愧的，而作其它，就有些牽強附會、裝神弄鬼了。

開疆擴土大一統需要改革、打破舊體制，所以法家代表人物商央便大展拳腳…。之後的歷代統治者極力維護自身利益、魚肉百姓…，於是孔學大行其道。法家之所以對國家發展、改善民生、富國強兵有推動，主要是動了統治者生產資料這塊蛋糕:給有貢獻的底層民眾田地，讓底層奴隸有機會成為有產階級，(這也是後來利益集團要車裂商央的根本原因)；而孔學呢？是給底層民眾空談仁、義、禮、智、信…，不談他們的基本需求、不談物質分配、不談人的基本生存，也不動用統治者的絲毫利益，就可以讓普天之下百姓老老實實…。這樣的儒家，豈有統治者不歡迎之理？所以儒家、孔學是給底層民眾量身定製的毒藥，也是給統治者治國平天下制勝法寶。

主要原因是他的基本主張和目的.綱領是“克己復禮″。先秦，也即孔子在世時是一個動蕩的年代，其動盪分裂的原因是周朝實行分封制，各諸侯國獨立實行治權，導至各行其事.各自為政.各霸一方.四分五裂。其實是個過渡期.孕育期，是大統一的前奏。而孔子此時逆潮流而動，推銷其復周禮.向後轉的主張當然不可能得到認可和採納！其後，到漢武時的‘獨尊’實質上是改造(閹割)了的‘儒術’，一是‘君權神授’，二是溶進了其它諸家.特別是法家思想和辦法才被統治者接受……。“克己復禮”的主張任何時代都是行不通的，今天更是如此！

墨子說，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患也。戰國時期戰爭規模比東周大無散作倍。一次戰爭斬首數萬至數十萬。三巨患又加戰死一巨患。戰國時人民的苦難是非常嚴重的。但是這種苦難，也有它一定的代價。那就是取得了中國的統一，從養土中發展了燦爛的文化。

稱為諸子百家計程車，對文化

有巨大的貢獻。儒家和法家積極提倡大一統思想，是進步較多的學派。墨家不合於流治階級的需要，又無盆於勞動群眾的學說，道家哲學高出諸子，但含有較多的。反動思想。總起來成為多面性的戰國文化

再珍貴的種子，也需要有適合的土壤。孔子時期，已經是“禮崩樂壞”，人們已經是食不果腹衣不遮體，哪有那個心去聽他的教誨，君王也是深處危機之中，教化育人，只怕是有那個心，也沒那個能力。

秦，虎狼之國。以法家為本，驅使人們不得不聽命於秦王的調遣，聚集的力量使人得利，滅六國得以統一。這是在內外交困時期，亂世的選擇。

漢，知曉秦的暴政，天下的一統，更需要的是修養生息，先以黃老之道無為而治使人們得以休憩，而後的儒家，在教化育人，一統思想上，才有了實現的基礎，才體現出儒家的價值。

可以說，儒家是君王的選擇。但如果說是愚民，那也太小看了民眾的能量。辯識能力，總是會有。中國封建社會，每個朝代都有自己的生命週期，有短有長，講述的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大一統的治理，有歷史的實踐經驗。

中國傳統文化，不僅包括有儒家，還有很多家的思想，而老子的“道”、“術”，也是貫穿著人們的思想，直到現在。儒家思想在“求道”的道路上，能保持一貫的特性，“君子作風”，使人有了以不變應萬變的依據。

現代社會，沒有了君王，更有了法律制度，相對於“人治”，會有更穩定的輸出力量。有可見的、一貫的，已知，相對於未知的風險，可以更有希望。

當時儒家學說也並不是主流，墨家與法家影響最大，李斯看出了儒家的軟弱無能，假大空談，不務實的虛偽心性，不適合當時開疆拓土，連年不斷的春秋大戰的需求？不但不能震國威提高士氣，還會影響到國家的安危？因此為絕懦弱無能的後患，才有了李斯建議"焚書坑儒"的行動，儒家學派的發展受到了極大壓制！

到了漢武帝時，為了愚弄，整治百姓，訓民為奴的政治需求，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家天下統治，採納了馬屁精，跪舔皇權，斷了脊樑的哈巴狗，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有利於愚民，治民，疲民，貧民，辱民之術，至此儒家才成為了害國坑民的主流學派！！！

一、周禮崩樂廢，是春秋諸侯國家掘取權力各自為政的需要，孔子逆潮流而行，當然不會接受其克己復禮之遊說。這是根本原因。

二、春秋戰國天下大亂，但也因為分封制度故各國治而有序，也正因為周禮廢崩，學說創新的迫切性空前高漲；當然也要自圓其說，於是出現百家爭鳴的景象。百家爭鳴，學說繁榮，標新立異。孔子之說不免落伍，他要安天下，恢復禮制，不是什麼新東西，當然不被人接受是順理成章的了。

三、春秋戰國，人民顛沛流離是難免的，但孕育於社會中的各種科學思想和文化得到了極大發展，墨、儒、道、陰陽、兵、法家理論都獲得了大突破、大發展，為中華民族歷史的豐美增添了太多華章；夯實了中華五千年之基礎和條件，國家、民族的生存、發展軟實力被充實起來，完善起來。春秋戰國，是理論與實踐廣泛結合的時代，其成果在漢代得到了充分總結，也為以後中國封建社會延續和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漢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自周後社會自覺進行的轟轟烈烈的理論和實踐劃上了句號一一一禮，仍然是社會的最根本的社會要素，是統領一切的核心。社會需要長久休養生息，每個家庭及其每個人應該享受禮這個前提之下長久安定社會豐富多彩的生活，而不是狗飛雞跳的混亂和無序。春秋戰國之後中國再無學說文化之爭，是說明這個時期中華民族基本完成了中華文明學說上的構建。"四書五經"一直延用2000多年之久直到現在，更說明春秋戰國這段歷史的重要性。我們可以預計，"禮"，不僅是中國治國理政和個人修養的永久核心，而且是世界實現和平和永繼發展的普遍真理。同時，在本文中，作者要強調的是，儒家體系，是建立在"禮"基礎之上的，是"禮"的繼續深化、發展將之科學化、系統化的技術規範。也可以這麼說，中華民族的一切歷史和現實可以用"禮"一字來統御、濃縮，是最能代表中華民族精神追求、物質生產享受的精華之字，"禮"也是最能概括和描繪中華民族的，當然儒家也是了。

先秦，權利和政治，是由世家大族壟斷的。

也就是沒有現代化的歐洲貴族。

孔子是誰？是老師，儒家在前期最重要的就是教化。

先秦時期，當兵的不需要教化。世家大族，不勞您費心。

所以孔子學術在哪個時期，並無用武之地。

直到國家統一，需要更多底層人才

孔子說的話是統治階級用來愚弄老百姓的，歷史上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忽必烈，朱元璋，皇太極哪個真信，倒是亡國之君深信不疑。這跟江湖騙子玩魔法一樣，哄一會是一會，國家沒有法就把孔孟抓。

儒家學說的核心思想就是恢復禮治，完全復辟西周的制度，這應該是人盡皆知的事實。我們如今常說的“禮崩樂壞”的說法，也是出自儒家學派之口。儒家對此局勢提出的辦法就是“克己復禮”，這雖然符合許多貴族階級的利益，但是當時國際競爭形勢激烈，復古派（儒）和保守派（墨）不能得到多數民眾的支援，很難有建樹。

禮治難以管理越來越龐大的國家機器，法治才是必然的選擇。後來漢武帝獨尊儒術（學術界有爭議，有學者認為漢武帝不是獨尊儒術而是表彰六經，其實表彰六經也是倒退，棄百家彙總之大成——黃老之學而不用，復辟周朝時代的教育），儒家學說才開始被重用，當然此時也不是徹底的復辟周制，只是部分復辟。但是畢竟儒家已經開始被重用，原因就是一來天下已經統一，激烈的國際競爭形勢不復存在。而來新的、穩定的貴族集團形成，在統治階級內部大大增加了對儒家學說的支援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