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開國有點亂，血戰多年入了關，個頂個天下第一，皇帝管不了，福臨苦惱，加之愛情問題，煩啊，煩死了，自己看破紅塵，沉溺酒色，得了大梅瘡，治不了，哀怨而死。滿族入主中國，治政無經驗，這套活漢人熟稔，過去滿人從習只是皮毛，口頭上以漢制漢，內心極尊貴，驕傲極了，看不起漢人腐敗透頂，自己卻狗咬刺蝟，甚至內部危機四伏，漢人完蛋，滿人的文明程序亦有待時日，有一條滿清做到了，權力高度統一。卻因自己短視喪權辱國。新中國史家何其多，總是糾結於大清皇明與衰敗的痛苦，公說公有理，沒完沒了，天不佑大清，集權時代終至盡頭，這也是自明末資本主義萌芽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只是代價太大，乾隆就完蛋最好，然弘曆養一大貪官猶孤步自奉為十全老人，清完於沒文化。

今天剛剛回答過一個相似的問題。

順治的死一直是個迷，有多種說法。

一種說，順治因為所深愛的董鄂妃和孩子的夭亡而悲痛欲絕，正在這身體虛弱之時又感染了天花，不治而亡。

一種說順治沒死，是秘密出家當和尚去了。

還有一種就是近年發現的一本手寫體的書，剛剛百度了一下，是這麼說的：2004年，在福建泉州，有鄭成功的後人在整理祖上遺物時發現一本手抄的《延平王起義實錄》，裡面紀錄著順治是被鄭成功部隊的官兵試射大炮的炮彈擊中而死的。這就像是一個意外事故。知情人很少，連鄭成功自己也是後來得到密報才知道的。而清軍方面的陪同武官，名字叫達素，因為事情太嚴重而不敢上報。後來又因為沒法向上交代而自殺了。

今天的我們，雖然不做歷史研究工作，但對歷史有興趣的人，不妨可以推想一下。北京距離東南沿海兩千公里有的吧？清朝的軍隊，交通工具只有馬匹和馬拉的車，再就是船，前線的戰報傳到北京，再怎麼快也需要三四天。順治因為身份特殊，他到前線的行程安排必定是高度保密的，知道的人會很少，可能只有身邊的隨從和警衛知道，軍隊裡也只有很少幾個負責接待的人才能讓知道。大炮一轟，搞不好連順治身邊的隨從警衛都被轟死了好幾個，而達素又秘而不宣，所以北京的皇宮裡的孝莊皇后怎麼能及時知道呢？

她雖然在皇宮裡住著，可她的身份是皇太后，只能呆在後宮而不能到前廷，前廷的官員也都不知道順治的去向。只是他們這些人日子一久沒見到皇帝了，才會想順治這是上哪兒去了呢？於是各種猜疑和流言就多起來了。有的人說跟著和尚去了，因為順治一直鬧著想當和尚，甚至有人會說在五臺山看見過順治。而孝莊皇后必定心裡很恐慌，差手下到處秘密打聽又不能讓人看出來，時間一長，不能再隱瞞了，可能這個時候清軍方面看瞞不住、已經上報實情了，而孝莊又不願意放棄到手的皇權，於是聯合手下忠心的大臣（好像有四個權臣，鰲拜什麼的）安排才七歲的康熙上位。

瞎謅幾句，笑一笑。

如果您對順治年間的錢幣歷史有興趣，可以看看下面的回答，如果您對順治錢幣沒有興趣，就當我沒有回答。

順治通寶是清世祖順治年間（1644-1661年）所鑄錢。順治元年，在北京於工部、戶部開設寶源局、寶泉局鑄幣，後隨著天下統一，在各地開設錢局，錢幣上用楷書寫著“順治通寶”。順治通寶的成分紅銅七成，白銅三成。

順治錢的版別分類，粗略可劃分為以下幾大類：

在實際收藏過程中，光背式以外的形式由於有各自不同的背文都非常容易識別，以不同的背文為主幹進行分類，涇渭分明條理清晰。但恰恰是最早出現的光背類錢非常麻煩，沒有背文使得分類很難找到主幹。

指錢幣幣身上有像月亮和星星樣的陰陽紋，一般在錢幣的背面。（上圈、右圈、上星、下星、左星、右星、陰月等）

順治通寶背記值類（如背一、背二）

記載順治時期全國先後有二十三個錢局開鑄單字記局錢，但從現存順治錢實物來看僅發現了工、戶、薊、宣、雲、延、原、同、陽、河、臨、東、浙、寧、昌、福、荊、襄和新共十九局。

史料記載順治一釐式共有十九局開鑄，分別有：戶一釐、工一釐、薊一釐、宣一釐、雲一釐（密雲局）、東一釐、臨一釐、原一釐、陽一釐、陝一釐、同一釐、河一釐、浙一釐、寧一釐、昌一釐、江一釐、福一釐、雲一釐（雲南省局）、荊一釐。各局版式基本固定，變化不大，除原一釐、浙一釐、寧一釐、昌一釐、江一釐、福一釐、雲一釐等南方各局使用較為特殊的面文書法而外，其餘各局多數採用了戶部鑄幣的標準面文體系。

滿文：由戶部寶泉局和工部寶源局開鑄“新錢”即順治通寶背滿文“寶泉”、“寶源”錢，每文增至一錢四分，且銅製金黃徑大精美，俗稱大制錢。此次改制完全脫離了明代體系而確立了清代制錢風格，完成了從型制上仿造明代制錢到鑄造真正意義上的清代錢幣的轉化過程，在整個中國錢幣史上也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滿漢文：分別有同、福、寧、東、江、宣、原、薊、昌、河、臨、浙、陝、密字，除寶泉、寶源兩局所鑄制錢仍為滿文錢局外，其它各省錢局所鑄錢背文都為滿漢文錢。其中十二局：即“臨、寧、原、宣、同、江、東、河、薊、昌、浙、陝。”此種錢式製作較好。鑄量最多，存世也較多。

關於順治出家，主要有兩種說法。

一是說順治並非在二十四歲亡於天花，而是在這一年脫去龍袍換上袈裟，於五台山修身向佛，並於康熙五十年（1711）左右圓寂。期間，康熙皇帝曾經數次前往五臺覲見父親，但都沒有得到順治的相認，所以康熙才會寫出“文殊色相在，惟願鬼神知”的詩篇。至於其出家的原因，則是因為愛妃董鄂氏，也就是被擄獻進宮的江南名妓董小宛的去世。選擇五臺山修行，則是因為夢見董小宛在那裡。這種說法的有關記錄，主要存在於《順治演義》、《順治與康熙》等野史和文學作品中。尤其是當時著名才子吳偉業（梅村）寫的一組《清涼山贊佛詩》，詩文影射順治在五臺修行，並用“雙成”的典故和“千里草”代指“董”姓。由於吳偉業的詩素有“史詩”之稱，而他苦戀著的，是與董小宛齊名、才高氣傲的名妓卞玉京，所以信者云云。而這一切，又可以在五臺山找到相關的附會。

另一種說法，來自於《大覺普濟能仁國師年譜》、《旅庵和尚奏錄》、《敕賜圓照茆溪森禪師語錄》、《北遊集》、《續指月錄》等僧侶書籍的記載。這些書用語錄及偈語的形式，記載順治曾經在十七年（1660）十月中旬於宮中，由湖州（浙江吳興）報恩寺和尚茆溪森為其舉行了淨髮儀式。但剃了光頭本已出家的順治，又在茆溪森的師父、報恩寺主持玉林L的諄諄誘導和要燒死茆溪森的脅迫下，回心轉意，蓄髮留俗了。

如此，我們首先需要搞清的，是順治帝在二十四歲那年，是不是真的去世了。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有明朝、清朝遺留的原始檔案一千餘萬件。在這些珍貴的歷史資料中，最受其時皇家尊崇保護的，是《實錄》、《聖訓》和《玉牒》。它們在漫長的清朝統治時期，被單獨專門保護在皇史k（位於北京南池子）的金匱裡，由專職守尉看護。其中的《實錄》，是由繼位的皇帝組織人員，依據各種文書檔案，按照年月日的順序，為去世的皇帝編寫的事實記錄。由於精心的保護，《清世祖實錄》金黃色的綾面到現在還像新的一樣。在該《實錄》卷一百四十四，這樣記錄著：“順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辛亥朔，上不視朝。免諸王文武群臣行慶賀禮。孟春時享太廟，遣都統穆理瑪行禮。壬子，上不豫……丙辰，諭禮部：大享殿合祀大典，朕本欲親詣行禮，用展誠敬。茲朕躬偶爾違和，未能親詣，應遣官恭代。著開列應遣官職名具奏。爾部即遵諭行。上大漸，遣內大臣蘇克薩哈傳諭：京城內，除十惡死罪外，其餘死罪，及各項罪犯，悉行釋放。丁巳，夜，子刻，上崩於養心殿”。這段話的意思是：在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一，順治帝免去群臣的朝賀禮儀，而且當日應該舉行的春季第一月祭祀太廟的禮儀，也派官員前往。初二日，順治帝身體不適。初六日，順治帝傳諭，應該由自己參加的大享殿禮儀，因為身體不適，需要派官員代祀，讓禮部列出代祀官員的名單，並且因為病情迅速加劇，又傳諭赦免京城內十惡死罪以外的一切罪犯。初七日的凌晨相當於現在零點到一點這段時間內，順治帝就去世了。

從以上《清世祖實錄》的詳細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順治皇帝被明確記載患病，是在初二日，而初六日，則“大漸”了。“大漸”這個詞在皇帝身上應用，應該是非常慎重的。因為這個詞表示病情急劇加重而且很危險。至於去世的具體時間，記載是“丁巳，夜，子刻”。這裡，“丁巳”是初七日的天干地支記日。“子刻”，雖然相當於現在的二十三點到一點，但在舊曆的記時方法中，表示的是“開始”——記時是從“子時”開始往後按子醜寅卯的順序推算。所以“丁巳子刻”，應該是初七這一天的凌晨零點或一點的時候。中間的“夜”字，只是表示深夜而已。但在大部分的史學研究專著中，都解釋成是初七的深夜，也就是將順治的去世時間，拖延了十二小時。這樣，從原始的《清世祖實錄》這一史料中證明，順治皇帝病逝於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子刻。但病因未述。

檔案館藏有的《玉牒》，則是清朝皇帝的家譜。它從努爾哈赤的父親塔克世開始記錄。塔克世子孫後代這一支，稱“宗室”，使用黃色；塔克世兄弟的子孫各支，稱“覺羅”，使用紅色，而且在家譜格式上，分“橫格”和“豎格”兩種版式。橫格玉牒只簡單記錄世系，豎格玉牒則不僅有世系的表述，而且還詳細記錄該人的生卒和婚姻。記錄順治皇帝情況的《玉牒》，其去世的時間，與《清世祖實錄》的記載相同，但同樣沒有說明病因。

另外，檔案館還存有順治皇帝的《遺詔》。該《遺詔》長五百四十八釐米，寬九十三釐米，黃紙墨跡，卷軸狀儲存。遺詔中，順治皇帝對自己漸習漢俗、早逝無法盡孝、與親友隔閡等事做了自責，同時宣佈由八歲的兒子玄燁即皇帝位。這份遺詔，由於充滿了自責，使不少人猜度它並非出自順治帝，而是出自順治帝的母親孝莊皇太后，因為自責的內容，多是皇太后對順治帝的不滿之處。但僅以自責內容就判定《遺詔》並非出自順治帝，也有些牽強。如果沿著順治帝的成長軌跡去摸索他的思想感情基礎和思維方式，這種白責也並非解釋不通。首先，順治是一個初主中原的滿族皇帝，對這片土地與人民、生活與文化充滿陌生，要實施統治，就不得不盡力熟悉與適應它，並且迅速地背離自身的傳統，這是一種深深的矛盾困擾，其自責，在情理之中。另外，順治早年曾深受德國傳教士湯若望的思想影響，一度篤信基督教，形成了感恩所得、自我懺悔的性格。在位期間，他經常把各種災害或者動亂歸於自己的“政教不修，經綸無術”，屢次下詔白責，並要求各種文書不能稱自己為“聖”。在十六年1659正月討平李定國實現一統大業後，面對各種舉行祝賀的請求，他冷淡地說能有今天的這種事業，並不是自己的德行所能實現的，拒絕賀禮。十七年1660，在祭告天地、宗廟時，他對自己在位的十七年做過簡單的總結，通篇是自譴自責之詞，並且下令暫時終止官員上給自己的慶賀表章。這些史實都可以在《清世祖實錄》中翻看到。所以說，這份《遺詔》充滿自責，也並不完全違背順治皇帝的思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