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NHK大河劇《龍馬傳》，我們可以在其中看到主張“大政奉還”並促成明治維新的坂本龍馬的傳奇故事。從中，我們還可以體會到幕府末期以坂本龍馬為代表的武士（浪人），其實是有貿易思想，對暴力革命並不是非常狂熱的。

【以下，我從拉伯雷研究文獻中發現：一是什麼叫人文主義？古羅馬語著譯學者修為；二是拉伯雷作品主題？通篇都是和平思想傳播】

謝邀。編注《李又然文集（文字生涯長編）》之初，我很容易找到了家父李又然寫的《做你所願意的一一紀念方斯華·拉伯雷逝世四百週年》（《文藝報》1953年5月30日第10號總第87期）、《拉伯雷的作品》（《文藝報》1953年9月15日第17號總第94期）兩篇稿。由於報紙比期刊難找，我主觀地認為家父寫的另外一篇也許與這兩篇雷同，再找不著不找也罷。我幸虧堅持著找下去。連續三篇（加前兩篇）寫拉伯雷及作品是學習更是傳播，有系列大講堂規模，似論文或講義的手稿，此為其三：李又然著《拉伯雷的生平和他的和平思想》全文載《光明日報》（1953年9月27日第三版）。

再看樣報《光明日報》該版之上：右上方，為當年由世界和平理事會決定紀念的國際四大文化名人一一屈原、方斯華·拉伯雷、尼古拉·哥白尼、何塞·馬蒂的畫像；再就是，關肇直的文章《紀念波蘭偉大學者哥白尼》，之後右下為，李又然的文章《拉伯雷的生平和他的和平思想》，左上方，是郭沫若為紀念屈原的題詞手跡，之後左下為，葉君健文章《何塞·馬蒂》。這張《光明日報》樣報，的確給我超大驚喜。不僅使我親眼真真切切地看見家父李又然新一篇有關外國文學的研究論文，順利地編入其文集，讓我產生因閱讀而獲得的思考：不求甚解的編輯禁忌，一查到底的編輯修身。

“和”的理念源遠流長，且不同於其現代的意義，比其現代的意義更為寬廣、深刻。在《辭源》裡“和”就有“調”、“順”、“諧”、“合”等多重釋義，可見“和”在傳統思維中卻是一個十分重要但又常為人所忽視的範疇。

　　早在西周末年(約公元前七世紀)，周太史史伯就提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國語·鄭語》）的著名命題，指明瞭系統的和生性思想。他說：“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以他平他”，是以相異和相關為前提的，相異的事物相互協調並進，就能發展；“以同裨同”則是以相同的事物疊加，其結果只能是窒息生機。“以他平他謂之和”，即要求多樣性的統一或對立面的和諧，如“和五味以調口”、“和六律以聰耳”（《國語·鄭語》）。

　　在古代思想論戰中，就出現了“和同”之爭，這些都標誌著傳統“和”思維的發端。後來晏嬰進一步提出了“和與同異”、“否可相濟”（《左傳》昭公二十年）的思想。老子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

　　在其演化中可有以下四重涵義：

　　（1）和諧，陰陽矛盾雙方對立中的統一，促成一個多樣性的統一體或對立面的和合體；

　　（2）調和，使不同的因素相協調相和解，維繫著事物的有序運轉；

　　（3）中和，強調“適度中節”、“以他平他”，有制衡的動態功效；

　　(4）和合，強調“天人合一”與“陰陽之序”，是變易的矛盾雙方運動轉化的目標與歸宿，相反相成，相競相用的結果合歸於新的統一體。

　　以上意義的挖掘使我們對“和”的內涵有了較全面的理解，透過太極圖那和諧圓融的系統圖式，使我們對“和”的本義有了更直觀的意會：“和”就是太極圖的圓圈，是維繫陰陽魚對立統一的矛盾和合體。“和諧”、“調和”、“中和”、“和合”思想可以說抓住了“和”的本質，形成了中國傳統思維的精髓——“和”思維的矛盾整合觀。

　　（《道德經》四十二章）其“剛柔相濟”、“相反相成”的思想也是“和”思維的宗旨。莊子指出：“夫明白與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天道》）荀況提出：“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天論》）的觀點，並認為“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荀子·王制》）孟子認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易經》中兌卦第二爻爻辭為“和兌，吉”；《易傳》更進一步提出“保合太和，乃利貞”的思想。到《論語》中孔子以“和”來區分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並進而由“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倡導一種“中和”思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庸》一章這可以說是將“和”單獨提升為一個極為重要的思維範疇，並高揚 “禮之用，和為貴”（《禮記·仲尼燕居》）的“貴和”精神，強調“和”的大用。究其根本，乃是強調“和”的整合功能，調解矛盾諸方面，使之趨向動態平衡，從而實現囊括自然人事為一體的“天人和合”境界。自先秦以後，沿孔孟之道儒家著重發揮了這一思想，到董仲舒那裡定格成“天人感應”的大一統體系。

　　在魏晉南北朝興起的自然與名教的論爭中，郭象以“獨化論”來消解二者的矛盾，實現名教與自然的致“和”。盛唐時十分注重“和樂”的社會功用。整個宋明理學與心學中，“和”思維透過道器、理氣、心物的對立，然後在形而上的理性思辯或良知踐履中達到“和”解。基於封建社會太平治世的需要，特別在禮教中加強“和樂”教化，規定名分等級，透過各司其職各就其位而“不越禮”、“不逾矩”。

　　甚至明清時對“和”字崇尚到連皇宮大殿也要貫以“太和”、“中和”、“保和”命名。近現代革命所要建立的國家大都號稱“共和國”（“共和”的古典義是指“相與和而共政事”，其現代義是指政治民主），就是要體現各民族、各階層的民主平等與普遍和諧。不用說上流社會的旨趣，就是普通百姓也以“和”為貴，信守“平和”、“和氣”、“和順”、“和美”、“和平”、“和睦”、“和諧”，乃至造反也要貫之以“義和”。從而使這種傳統“和”思維的矛盾整合觀滲入社會生活的深處。華人就用這種矛盾整合觀來認識和把握事物，並自覺不自覺地以“和”思維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