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哲人與中國文化的不解之緣
利奇溫在其《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一書中說：“認識中國文化對於西方文化發展的重要性，萊布尼茨實為第一人。”
作為歐洲偉大的科學家
他與中國文化結下不解之緣
萊布尼茨﹙1646一1716﹚是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德國最重要的哲學家，歷史上少有的淵博學者和科學巨匠。他是微積分發明人之一；曾提出建立一套“普遍符號語言” 設想，並在這方面做過許多工作，為數理邏輯的建立開闢了道路；他在物理學、法學、史學、比較語言學、圖書分類學等多門學科方面，都做過研究，並有不同程度的貢獻；他的“單子論” 哲學確定了其在西方近代哲學史上一代宗師的地位。
萊布尼茨年輕時就對中國文化有所接觸，此後的他似乎與中國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20歲時，他就閱讀了施皮笨爾的《中國文學評註》（書中提到了陰陽、五行、《易經》、算盤和煉丹術）。後來又讀了克察的《中囯文物圖志》。1666年，萊布尼茨發表了《論組合的藝術》一書，使他成為數理邏輯或符號邏輯的開創者。而人們公認這一觀念的刺激因素來自漢字的會意特徵。1669年，他起草《關於獎勵藝術及科學——德國應設立學士院制度論》一文，文中，萊布尼茨建議把中國和中國文化列入德國學士院的學科研究中，這是歐洲學術界首次提出把“中國學” 列為國家研究院的研究學科。
1676年，萊布尼茨在漢諾威圖書館任職時，開始研究孔子學說。1687年，柏應理的《中國哲學家孔子》出版不久，萊布尼茨便仔細閱讀。1689年，萊布尼茨訪問羅馬時，遇見剛從中國休假歸來的耶蘇會士閔明我，其對萊布尼茨關於中國文化的興趣與深入研究，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此後，兩人過從甚密，書信往來頻繁。萊布尼茨曾在寫給閔明我的信中，附了一份問題目錄，其中包括他提出的三十個問題，足見其求知熱情和對中國的濃厚興趣。萊布尼茨非常珍惜與閔明我的學術友誼，“對於一個求知好學的人來說，沒有任何事情能比拜望並且親耳聆聽一個人向我們講述，埋藏於遠東長達許多世紀的珍寶和奧秘更加令人渴望了。”
1679年，萊布尼茨編纂出版了《中國近事》一書，書中收錄了在華傳教士關於中國與俄羅斯關係的報告和信件，是當時歐洲人瞭解中國的重要文獻資料。萊布尼茨還將西方傳教士白晉所著的《康熙大帝》譯成拉丁文，收入1699年出版的《中國近事》第二版中，並寫了長篇序言，表達了中國文化對激勵和促進歐洲文化發展的重要意義。
晚年的萊布尼茨對中國和中國文化仍是情有獨鍾。1715年4月1日，即他去世的前一年，他還給當時法國攝政顧問雷德蒙寫了一封《論中國哲學》的長信，全面闡述了對中國哲學的看法。
萊布尼茨終其一生接觸、瞭解、研究中國文化，體悟到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與無盡意蘊，並在其哲學思考與哲學建樹的歷程中，留下了中國思想影響的痕跡。作為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偉大科學家，他曾大力推動和促進中歐文化交流，希望遙遠的東方文化智慧，給歐洲大陸注入新鮮氣息、刺激力量和啟發心智的靈氣。
稱讚儒家德治思想與“禮樂”文明秩序
萊布尼茨有關中國的評論，充滿著激情的讚譽和仰慕。他在《致雷德蒙先生的信·論中國哲學》中，這樣介紹中國和中國文化：“中國是一個大國，它在版圖上不次於文明歐洲，並且在人數上和國家治理上遠遠勝於文明的歐洲。在中國，在某種意義上，有一個極其令人讚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個哲學學說，或者有一個自然神論，因其古老而受到尊重。這種哲學學說或自然神論是從約三千年以來建立的，並且富有權威，遠在西臘人的哲學很久很久以前。”
萊布尼茨指出，華人較之其他國民是具有良好規範的民族，可以對其他民族起到典範作用。在他看來，中國的道德和政治，是以儒家為中心的仁政德治模式和以“禮” 為調和劑的社會關係原則。中國社會是一個由“理性” 創造的和諧王國。他認為中國儒學的仁政德治模式，為歐洲社會的現實帶來理想之光，他說：“我擔心，如果長期這樣下去，我們很快就將在所有值得稱道的方面落後於華人……我想首先應當學習他們的實用哲學以及合乎理性的生活方式。”
由此，他主張大力加強與中國和中國文化的交流，“交流我們各自的才能，共同點燃我們智慧之光。”
萊氏“單子論”哲學與中國“理學”玄思
中國文化對萊布尼茨哲學思想的形成發展，也產生了積極影響。利奇溫在其《十八世紀的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中說：“他﹙指萊布尼茨﹚的單子學說，認為在代表中國生活的三大派——老子、孔子及中國佛學所表示的‘道’概念，有驚人一致的地方……萊布尼茨與孔子都認為宗教的精義﹙包括基督教﹚，在於實際生活……宗教的目的，在於教育群眾。使他們的舉動符合社會的利益……二人都認為品德就表示快樂，為善最樂，亦即一切思想的崇高目的。”這說明，萊氏的“單子” 哲學深受中國“三教合一” 思想和儒家“中道和諧”理念的影響。
萊布尼茨的哲學思想體系，通常就叫做“單子論” 。萊氏認為，宇宙間“單子” 的數目是無限的，但每個單子都是一個“不可分的點”，全部單子又構成一個連續的整體，它們之間的關係是自然和諧的，雖各自獨立發展，但始終保持著一致與連續性。而萊氏“單子論”辯證思維的基本觀點，也與中國宋明理學家的理學思想有著一定的關係。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說：他的單子思想確實受到“具有中國特色的有機論世界觀的激發。”萊氏自己也說：“我看不見有什麼能阻止我們來贊成華人的經典學說。”“華人的理﹙指朱熹所講的理﹚就是我們在上帝的名稱之下所崇拜的至上實體。”
正由於此，李約瑟認為，由於受到中國理學家思想的啟發，萊布尼茨對歐洲思想做出了獨創性的嶄新貢獻，“中國的世界圖式經過朱熹和理學家們加以系統化之後，它的有機論的性質就透過萊布尼茨的媒介傳入西方的哲學領域。”李約瑟又說：“也許最現代化的歐洲的自然科學理論基礎應該歸功於莊周、周敦頤和朱熹等人，這要比世人至今所認識到的更多。”
對此，日本學者五來欣造在其《儒教對於德國政治思想的影響》中說：“﹙萊布尼茨﹚對於儒教的讚美，有時竟超過了讚美的領域，而到了狂熱之境。”“（萊布尼茨）藉助於儒教，以實行其學說，所以儒教是萊布尼茨學說的一部分，在這一點上，我們也可以說儒教不僅使萊布尼茨蒙受了影響，也使德意志蒙受了影響。”
萊氏“二進位制”系統與《易經》“六十四卦”
萊布尼茨與來華傳教士白晉通訊中關於《易經》的研究，被認為是“中國與歐洲的學術交流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
萊氏作為一位偉大的數學家，其最主要的發現之一就是“二進位制”算術或“二進位制”系統。萊布尼茨於1679年寫了一篇《論二進位制算術》的文章，即是對二進位制的最早描述。此後長達六年時間，他一直與當時還遠在中國的傳教士白晉保持書信往來，其中便談到了《易經》中的六十四卦等問題。而且，正是白晉建議，希望萊氏將《易經》六十四卦原理，用到數或代數的證明中去。
1715年，萊布尼茨在他致雷德蒙的那封有關中國哲學長信的第四部分，以《論中華帝國創始者伏羲氏在其著作中使用的字與二進位制算術》為標題，回憶了他和白晉傳教士發現《易經》與二進位制關係的詳細過程。萊布尼茨說：“《易經》也就是變異之書。在伏羲氏之後的許多世紀，文王和他的兒子周公，以及之後著名的孔子，都曾在64個圖形中尋找過哲學的秘密……這恰恰是二進位制算術。這種算術是這位偉大的創造者所掌握而在幾千年之後由我發現的。在這個算術中，只有兩個符號：0和1……當我把這個算術告訴尊敬的白晉神父時，他一下子就認出來伏羲的符號，因為二者恰恰相符：陰爻‘一 一’ 就是0，陽爻‘一一’ 就是1。這個算術提供了計算千變萬化數目的最簡便的方式，因為只有兩個。”而萊氏的這一發現，也充分說明《易經》的變異之道，實際已經蘊涵著華人在遠古時代就對零有著某種程度的理解。
羅素曾經說過，萊布尼茨是“一個絕倫的大智者”，這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在世界文化史上有著重要地位。萊布尼茨對中國社會禮治秩序和道德生活充滿激情的讚譽，直接影響到法國啟蒙思想家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並引申為對歐洲中世紀封建專制主義和宗教神學的批判；他對西方機械論世界觀的批判和他所提出的事物有機聯絡的有機主義哲學，也是從朱熹思想的“理”與“氣”的相互轉化關係中得到啟示。這一有機主義哲學成為德國古典哲學辯證法思想的起源，從而開創了西方現代哲學的有機自然主義的優良傳統；萊布尼茨的二進位制算術，則直接啟發了現代的電子計算機和數理邏輯。
值得一提的是，萊氏除發展了二進位制算術之外，他還是現代數理邏輯的創始人和計算機制造的先驅。
□作者 田文堂
德國哲人與中國文化的不解之緣
利奇溫在其《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一書中說：“認識中國文化對於西方文化發展的重要性，萊布尼茨實為第一人。”
作為歐洲偉大的科學家
他與中國文化結下不解之緣
萊布尼茨﹙1646一1716﹚是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德國最重要的哲學家，歷史上少有的淵博學者和科學巨匠。他是微積分發明人之一；曾提出建立一套“普遍符號語言” 設想，並在這方面做過許多工作，為數理邏輯的建立開闢了道路；他在物理學、法學、史學、比較語言學、圖書分類學等多門學科方面，都做過研究，並有不同程度的貢獻；他的“單子論” 哲學確定了其在西方近代哲學史上一代宗師的地位。
萊布尼茨年輕時就對中國文化有所接觸，此後的他似乎與中國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20歲時，他就閱讀了施皮笨爾的《中國文學評註》（書中提到了陰陽、五行、《易經》、算盤和煉丹術）。後來又讀了克察的《中囯文物圖志》。1666年，萊布尼茨發表了《論組合的藝術》一書，使他成為數理邏輯或符號邏輯的開創者。而人們公認這一觀念的刺激因素來自漢字的會意特徵。1669年，他起草《關於獎勵藝術及科學——德國應設立學士院制度論》一文，文中，萊布尼茨建議把中國和中國文化列入德國學士院的學科研究中，這是歐洲學術界首次提出把“中國學” 列為國家研究院的研究學科。
1676年，萊布尼茨在漢諾威圖書館任職時，開始研究孔子學說。1687年，柏應理的《中國哲學家孔子》出版不久，萊布尼茨便仔細閱讀。1689年，萊布尼茨訪問羅馬時，遇見剛從中國休假歸來的耶蘇會士閔明我，其對萊布尼茨關於中國文化的興趣與深入研究，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此後，兩人過從甚密，書信往來頻繁。萊布尼茨曾在寫給閔明我的信中，附了一份問題目錄，其中包括他提出的三十個問題，足見其求知熱情和對中國的濃厚興趣。萊布尼茨非常珍惜與閔明我的學術友誼，“對於一個求知好學的人來說，沒有任何事情能比拜望並且親耳聆聽一個人向我們講述，埋藏於遠東長達許多世紀的珍寶和奧秘更加令人渴望了。”
1679年，萊布尼茨編纂出版了《中國近事》一書，書中收錄了在華傳教士關於中國與俄羅斯關係的報告和信件，是當時歐洲人瞭解中國的重要文獻資料。萊布尼茨還將西方傳教士白晉所著的《康熙大帝》譯成拉丁文，收入1699年出版的《中國近事》第二版中，並寫了長篇序言，表達了中國文化對激勵和促進歐洲文化發展的重要意義。
晚年的萊布尼茨對中國和中國文化仍是情有獨鍾。1715年4月1日，即他去世的前一年，他還給當時法國攝政顧問雷德蒙寫了一封《論中國哲學》的長信，全面闡述了對中國哲學的看法。
萊布尼茨終其一生接觸、瞭解、研究中國文化，體悟到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與無盡意蘊，並在其哲學思考與哲學建樹的歷程中，留下了中國思想影響的痕跡。作為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偉大科學家，他曾大力推動和促進中歐文化交流，希望遙遠的東方文化智慧，給歐洲大陸注入新鮮氣息、刺激力量和啟發心智的靈氣。
稱讚儒家德治思想與“禮樂”文明秩序
萊布尼茨有關中國的評論，充滿著激情的讚譽和仰慕。他在《致雷德蒙先生的信·論中國哲學》中，這樣介紹中國和中國文化：“中國是一個大國，它在版圖上不次於文明歐洲，並且在人數上和國家治理上遠遠勝於文明的歐洲。在中國，在某種意義上，有一個極其令人讚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個哲學學說，或者有一個自然神論，因其古老而受到尊重。這種哲學學說或自然神論是從約三千年以來建立的，並且富有權威，遠在西臘人的哲學很久很久以前。”
萊布尼茨指出，華人較之其他國民是具有良好規範的民族，可以對其他民族起到典範作用。在他看來，中國的道德和政治，是以儒家為中心的仁政德治模式和以“禮” 為調和劑的社會關係原則。中國社會是一個由“理性” 創造的和諧王國。他認為中國儒學的仁政德治模式，為歐洲社會的現實帶來理想之光，他說：“我擔心，如果長期這樣下去，我們很快就將在所有值得稱道的方面落後於華人……我想首先應當學習他們的實用哲學以及合乎理性的生活方式。”
由此，他主張大力加強與中國和中國文化的交流，“交流我們各自的才能，共同點燃我們智慧之光。”
萊氏“單子論”哲學與中國“理學”玄思
中國文化對萊布尼茨哲學思想的形成發展，也產生了積極影響。利奇溫在其《十八世紀的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中說：“他﹙指萊布尼茨﹚的單子學說，認為在代表中國生活的三大派——老子、孔子及中國佛學所表示的‘道’概念，有驚人一致的地方……萊布尼茨與孔子都認為宗教的精義﹙包括基督教﹚，在於實際生活……宗教的目的，在於教育群眾。使他們的舉動符合社會的利益……二人都認為品德就表示快樂，為善最樂，亦即一切思想的崇高目的。”這說明，萊氏的“單子” 哲學深受中國“三教合一” 思想和儒家“中道和諧”理念的影響。
萊布尼茨的哲學思想體系，通常就叫做“單子論” 。萊氏認為，宇宙間“單子” 的數目是無限的，但每個單子都是一個“不可分的點”，全部單子又構成一個連續的整體，它們之間的關係是自然和諧的，雖各自獨立發展，但始終保持著一致與連續性。而萊氏“單子論”辯證思維的基本觀點，也與中國宋明理學家的理學思想有著一定的關係。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說：他的單子思想確實受到“具有中國特色的有機論世界觀的激發。”萊氏自己也說：“我看不見有什麼能阻止我們來贊成華人的經典學說。”“華人的理﹙指朱熹所講的理﹚就是我們在上帝的名稱之下所崇拜的至上實體。”
正由於此，李約瑟認為，由於受到中國理學家思想的啟發，萊布尼茨對歐洲思想做出了獨創性的嶄新貢獻，“中國的世界圖式經過朱熹和理學家們加以系統化之後，它的有機論的性質就透過萊布尼茨的媒介傳入西方的哲學領域。”李約瑟又說：“也許最現代化的歐洲的自然科學理論基礎應該歸功於莊周、周敦頤和朱熹等人，這要比世人至今所認識到的更多。”
對此，日本學者五來欣造在其《儒教對於德國政治思想的影響》中說：“﹙萊布尼茨﹚對於儒教的讚美，有時竟超過了讚美的領域，而到了狂熱之境。”“（萊布尼茨）藉助於儒教，以實行其學說，所以儒教是萊布尼茨學說的一部分，在這一點上，我們也可以說儒教不僅使萊布尼茨蒙受了影響，也使德意志蒙受了影響。”
萊氏“二進位制”系統與《易經》“六十四卦”
萊布尼茨與來華傳教士白晉通訊中關於《易經》的研究，被認為是“中國與歐洲的學術交流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
萊氏作為一位偉大的數學家，其最主要的發現之一就是“二進位制”算術或“二進位制”系統。萊布尼茨於1679年寫了一篇《論二進位制算術》的文章，即是對二進位制的最早描述。此後長達六年時間，他一直與當時還遠在中國的傳教士白晉保持書信往來，其中便談到了《易經》中的六十四卦等問題。而且，正是白晉建議，希望萊氏將《易經》六十四卦原理，用到數或代數的證明中去。
1715年，萊布尼茨在他致雷德蒙的那封有關中國哲學長信的第四部分，以《論中華帝國創始者伏羲氏在其著作中使用的字與二進位制算術》為標題，回憶了他和白晉傳教士發現《易經》與二進位制關係的詳細過程。萊布尼茨說：“《易經》也就是變異之書。在伏羲氏之後的許多世紀，文王和他的兒子周公，以及之後著名的孔子，都曾在64個圖形中尋找過哲學的秘密……這恰恰是二進位制算術。這種算術是這位偉大的創造者所掌握而在幾千年之後由我發現的。在這個算術中，只有兩個符號：0和1……當我把這個算術告訴尊敬的白晉神父時，他一下子就認出來伏羲的符號，因為二者恰恰相符：陰爻‘一 一’ 就是0，陽爻‘一一’ 就是1。這個算術提供了計算千變萬化數目的最簡便的方式，因為只有兩個。”而萊氏的這一發現，也充分說明《易經》的變異之道，實際已經蘊涵著華人在遠古時代就對零有著某種程度的理解。
羅素曾經說過，萊布尼茨是“一個絕倫的大智者”，這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在世界文化史上有著重要地位。萊布尼茨對中國社會禮治秩序和道德生活充滿激情的讚譽，直接影響到法國啟蒙思想家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並引申為對歐洲中世紀封建專制主義和宗教神學的批判；他對西方機械論世界觀的批判和他所提出的事物有機聯絡的有機主義哲學，也是從朱熹思想的“理”與“氣”的相互轉化關係中得到啟示。這一有機主義哲學成為德國古典哲學辯證法思想的起源，從而開創了西方現代哲學的有機自然主義的優良傳統；萊布尼茨的二進位制算術，則直接啟發了現代的電子計算機和數理邏輯。
值得一提的是，萊氏除發展了二進位制算術之外，他還是現代數理邏輯的創始人和計算機制造的先驅。
□作者 田文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