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邦制究竟是不是美國防疫不利的原因？
文｜馬克·J·羅澤爾 萊德·威爾考克斯
編譯｜李 月
法意導言
新冠病毒給聯邦制提出了挑戰，儘管聯邦制可以根據各地不同的情況進行政策調整並設計不同的解決方案，但是病毒以及人口的流動性使得防疫工作需要地方政府間合作與中央的統一協調。同為聯邦制國家的澳洲、加拿大、德國和美國防疫工作的效果不盡相同。新冠疫情初期，澳、加、德表現出色，迅速開展防疫工作，進行檢測與追蹤，制定了全國範圍內相對統一的防疫政策。然而，美國政府浪費了幾個月的時間，各州政策各異，政府間合作不利，特朗普總統難辭其咎。
大流行病時期的聯邦制
——聯邦如何應對流行病
對比澳、加、德、美國四國在新冠疫情初期（2020年1月至5月初）防疫措施，可以發現前三個國家在聯邦政府的協調之下各州防疫政策相對一致。但美國截然相反，聯邦政府反應遲緩，各州互相爭奪防疫資源。這四個國家均屬於聯邦制國家，各州都擁有保護公眾健康和安全的實質性權力。雖然前三個國家在集權程度、州的數量、醫療保健管理制度、政黨制度和國家治理結構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是均很快形成了共識，所有的地方政府採取了類似的政策，而聯邦政府則幫助進行協調與支援。而在美國卻截然不同。其原因可以從政治結構、新自由主義社會福利政策、聯邦政府以及黨爭等四個方面進行分析。
其一是政治制度。
雖然都是議會民主國家，但是美國的特點在於三權分立與兩黨制衡，五十個州在人口、政治能力等方面差別很大，醫療保障程度以及各州憲法關於緊急狀態權力的規定不盡相同，喬治亞洲和馬里蘭州的州長能夠推遲初選，但是威斯康星州州長不能，因此，州之間達成共識十分困難，此時需要強有力的國家領導。在缺乏聯邦協調的情況下，馬里蘭州、弗吉尼亞州以及華盛頓特區在總統猶疑不決之時果斷決定採取社會隔離措施。
其二是新自由主義社會福利政策。
首先，美國社會醫療保障體系不完善，沒有保險或者高保險費極為普遍，這導致新冠病毒患者不敢治療。
其次，美國沒有統一的帶薪休假政策，工人被迫在生病時工作。
最後，雖然這四個國家都為企業提供貸款，但是澳、加、德更能保證資金流向個人手中，加拿大有最為慷慨的個人現金支援計劃，德、澳則透過公司將資金用於個人工作和工資福利，當僱員因為疫情無法工作時，仍然能夠透過退休金賬戶領到工資。
然而，在美國，僅僅是隻是向收入低於一定水平的公民發放一次性現金，而且幾個月之後很多人還沒有領到補助，許多州對補償金的領取進行了限制性規定，對申請設定了繁瑣的障礙。各州為了彌補病毒造成的財政預算短缺更是削減醫療、教育支出。
其三是聯邦政府領導不力。
澳、加、德的領導人都對病毒高度重視，儘早採取措施，利用論壇宣傳病毒的危險性以及政府防疫計劃。毫無疑問，特朗普總統是防疫不力的主要責任人，他在疫情到來之前解散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大流行病應對辦公室，他促成了美國政府支援下製造的呼吸機銷往歐洲。他認為這是一種騙局，浪費了近兩個月的時間，未能對病毒做出迅速的反應，未能協調檢測和裝置採購，未能引導公眾正確防疫，不贊同州政府採取的防疫措施。國會出臺的高成本經濟刺激方案也沒有獲得成功，大部分資金流向了大公司而不是小企業或個人。
特朗普和他的顧問以及女婿將檢測短缺歸因於州長，要求州長負責病毒檢測，迫使各州在購買醫療裝置上相互競爭，而不是利用國家權力進行統一談判以獲得價格優勢。馬里蘭州的共和黨人州長從南韓購買了50萬份檢測工具並嚴加保護以防止共和黨人總統的徵用。特朗普公開聲稱注射或攝入消毒劑可能有效治癒病毒後發生了多宗消毒劑中毒事件。
其四是黨爭。
在澳洲、加拿大和德國，幾乎沒有黨派的分歧。在澳洲，總理組建了由政黨領導人、衛生官員、公會官員以及州和地區領導人構成的“戰時內閣”。在加拿大，不同黨派領導人緊密合作。在德國，透過由聯邦代表和州長組成的“科羅納內閣”進行各州政策之間的協調，不同黨派管理的各州也達成了共識。然而，在美國，要麼不實施封鎖，要麼迅速開放，各黨派分歧明顯。
聯邦制本身並不是美國防疫不利的原因，在美國曆史上，聯邦系統應對經濟蕭條以及世界大戰等危機的效果舉世矚目，因此，透過聯邦制協調完全可以應對危機，但領導不可或缺，新冠疫情證明了這一點。
在美國，面對疫情特朗普總統什麼都沒有做。由於缺乏聯邦政府領導，美國各州相互幫助。華盛頓爆發疫情之時得到了紐約支援，紐約經歷危機時得到了華盛頓富餘的醫療裝置，各黨派州長進行了地區合作並有定期電話會議。但是各州的合作並非由聯邦領導，而是由馬里蘭州州長拉里·霍根進行統一協調。
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在不同意識形態、行政體制和環境之下都採取了相似的防疫措施，這些措施包括採納專家建議，透過媒體釋出資訊，建立了跨黨派聯盟，對企業與個人直接施加限制，公民也普遍信任政府，沒有出現像美國那樣的反政府活動。
在美國，黨爭使得共識的達成格外困難，這不僅僅是在特朗普政府時期，如果這場流行病是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爆發的，武裝示威者會對警察和護士大喊大叫，要求理髮，人數可能會多得多，情緒也會激動得多。事實上，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提斯重新開放該州的速度甚至位元朗普總統建議的還要快。
但是特朗普總統讓美國的情況變得更加糟糕。只要共和黨被強大的右翼意識形態勢力所控制，就很難建立起對公共衛生專業人士和其他專家的信任，而這些人正是澳洲、加拿大和德國取得成功的基礎。
這場流行病使得美國各州形成了合作的紐帶，州長比總統在防疫上更為堅定，如果特朗普總統連任，那麼現有趨勢將持續下去。如果他被取代，那麼需要制定一個國家性的防疫戰略，未來的總統將審查新病毒的應對計劃以及儲備醫療用品，並迅速採取行動，沒有哪位總統能再冒著國家災難的風險。另外一個教訓是，國家衛生保健系統需要更多的國家支援，至少部分資金由財政負擔。
（整理/李月）
聯邦制究竟是不是美國防疫不利的原因？
文｜馬克·J·羅澤爾 萊德·威爾考克斯
編譯｜李 月
法意導言
新冠病毒給聯邦制提出了挑戰，儘管聯邦制可以根據各地不同的情況進行政策調整並設計不同的解決方案，但是病毒以及人口的流動性使得防疫工作需要地方政府間合作與中央的統一協調。同為聯邦制國家的澳洲、加拿大、德國和美國防疫工作的效果不盡相同。新冠疫情初期，澳、加、德表現出色，迅速開展防疫工作，進行檢測與追蹤，制定了全國範圍內相對統一的防疫政策。然而，美國政府浪費了幾個月的時間，各州政策各異，政府間合作不利，特朗普總統難辭其咎。
大流行病時期的聯邦制
——聯邦如何應對流行病
對比澳、加、德、美國四國在新冠疫情初期（2020年1月至5月初）防疫措施，可以發現前三個國家在聯邦政府的協調之下各州防疫政策相對一致。但美國截然相反，聯邦政府反應遲緩，各州互相爭奪防疫資源。這四個國家均屬於聯邦制國家，各州都擁有保護公眾健康和安全的實質性權力。雖然前三個國家在集權程度、州的數量、醫療保健管理制度、政黨制度和國家治理結構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是均很快形成了共識，所有的地方政府採取了類似的政策，而聯邦政府則幫助進行協調與支援。而在美國卻截然不同。其原因可以從政治結構、新自由主義社會福利政策、聯邦政府以及黨爭等四個方面進行分析。
其一是政治制度。
雖然都是議會民主國家，但是美國的特點在於三權分立與兩黨制衡，五十個州在人口、政治能力等方面差別很大，醫療保障程度以及各州憲法關於緊急狀態權力的規定不盡相同，喬治亞洲和馬里蘭州的州長能夠推遲初選，但是威斯康星州州長不能，因此，州之間達成共識十分困難，此時需要強有力的國家領導。在缺乏聯邦協調的情況下，馬里蘭州、弗吉尼亞州以及華盛頓特區在總統猶疑不決之時果斷決定採取社會隔離措施。
其二是新自由主義社會福利政策。
首先，美國社會醫療保障體系不完善，沒有保險或者高保險費極為普遍，這導致新冠病毒患者不敢治療。
其次，美國沒有統一的帶薪休假政策，工人被迫在生病時工作。
最後，雖然這四個國家都為企業提供貸款，但是澳、加、德更能保證資金流向個人手中，加拿大有最為慷慨的個人現金支援計劃，德、澳則透過公司將資金用於個人工作和工資福利，當僱員因為疫情無法工作時，仍然能夠透過退休金賬戶領到工資。
然而，在美國，僅僅是隻是向收入低於一定水平的公民發放一次性現金，而且幾個月之後很多人還沒有領到補助，許多州對補償金的領取進行了限制性規定，對申請設定了繁瑣的障礙。各州為了彌補病毒造成的財政預算短缺更是削減醫療、教育支出。
其三是聯邦政府領導不力。
澳、加、德的領導人都對病毒高度重視，儘早採取措施，利用論壇宣傳病毒的危險性以及政府防疫計劃。毫無疑問，特朗普總統是防疫不力的主要責任人，他在疫情到來之前解散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大流行病應對辦公室，他促成了美國政府支援下製造的呼吸機銷往歐洲。他認為這是一種騙局，浪費了近兩個月的時間，未能對病毒做出迅速的反應，未能協調檢測和裝置採購，未能引導公眾正確防疫，不贊同州政府採取的防疫措施。國會出臺的高成本經濟刺激方案也沒有獲得成功，大部分資金流向了大公司而不是小企業或個人。
特朗普和他的顧問以及女婿將檢測短缺歸因於州長，要求州長負責病毒檢測，迫使各州在購買醫療裝置上相互競爭，而不是利用國家權力進行統一談判以獲得價格優勢。馬里蘭州的共和黨人州長從南韓購買了50萬份檢測工具並嚴加保護以防止共和黨人總統的徵用。特朗普公開聲稱注射或攝入消毒劑可能有效治癒病毒後發生了多宗消毒劑中毒事件。
其四是黨爭。
在澳洲、加拿大和德國，幾乎沒有黨派的分歧。在澳洲，總理組建了由政黨領導人、衛生官員、公會官員以及州和地區領導人構成的“戰時內閣”。在加拿大，不同黨派領導人緊密合作。在德國，透過由聯邦代表和州長組成的“科羅納內閣”進行各州政策之間的協調，不同黨派管理的各州也達成了共識。然而，在美國，要麼不實施封鎖，要麼迅速開放，各黨派分歧明顯。
聯邦制本身並不是美國防疫不利的原因，在美國曆史上，聯邦系統應對經濟蕭條以及世界大戰等危機的效果舉世矚目，因此，透過聯邦制協調完全可以應對危機，但領導不可或缺，新冠疫情證明了這一點。
在美國，面對疫情特朗普總統什麼都沒有做。由於缺乏聯邦政府領導，美國各州相互幫助。華盛頓爆發疫情之時得到了紐約支援，紐約經歷危機時得到了華盛頓富餘的醫療裝置，各黨派州長進行了地區合作並有定期電話會議。但是各州的合作並非由聯邦領導，而是由馬里蘭州州長拉里·霍根進行統一協調。
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在不同意識形態、行政體制和環境之下都採取了相似的防疫措施，這些措施包括採納專家建議，透過媒體釋出資訊，建立了跨黨派聯盟，對企業與個人直接施加限制，公民也普遍信任政府，沒有出現像美國那樣的反政府活動。
在美國，黨爭使得共識的達成格外困難，這不僅僅是在特朗普政府時期，如果這場流行病是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爆發的，武裝示威者會對警察和護士大喊大叫，要求理髮，人數可能會多得多，情緒也會激動得多。事實上，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提斯重新開放該州的速度甚至位元朗普總統建議的還要快。
但是特朗普總統讓美國的情況變得更加糟糕。只要共和黨被強大的右翼意識形態勢力所控制，就很難建立起對公共衛生專業人士和其他專家的信任，而這些人正是澳洲、加拿大和德國取得成功的基礎。
這場流行病使得美國各州形成了合作的紐帶，州長比總統在防疫上更為堅定，如果特朗普總統連任，那麼現有趨勢將持續下去。如果他被取代，那麼需要制定一個國家性的防疫戰略，未來的總統將審查新病毒的應對計劃以及儲備醫療用品，並迅速採取行動，沒有哪位總統能再冒著國家災難的風險。另外一個教訓是，國家衛生保健系統需要更多的國家支援，至少部分資金由財政負擔。
（整理/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