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一直以來都是一個極大爭議的人物，持正面評價者通常都是從其大力打擊貪汙，恢復經濟著眼，事實上歷史都有如此記載。而持負面評價者則多從殺戮功臣者著眼，洪武六年，朱元璋鑑於開國元勳多倚功犯法，虐暴鄉閭，特命工部製造鐵榜，鑄上申戒公侯的條令，類似戰國時代的“鑄刑鼎”，已經隱約透露了日後屠戮的訊號。後來的胡惟庸案實際上成為朱元璋整肅功臣的藉口。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長的家奴盧仲謙告發李善長與胡惟庸往來勾結，以“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見誅，接續又誅殺陸仲亨與唐勝宗、費聚、趙雄三名侯爵，株連被殺的功臣及其家屬共計達三萬餘人，連“浙東四先生”亦不能免。朱元璋還特地頒佈《昭示奸黨錄》。洪武二十六年，錦衣衛指揮蔣獻誣告藍玉謀反，連坐族誅達一萬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將領幾乎一網打盡，此時又頒佈《逆臣錄》，詔示一公、十三侯、二伯。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殺江夏侯周德興。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殺穎國公傅友德，與他同時被殺的還有藍玉的副將，在捕魚兒海戰役中立功的定遠侯王弼。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殺宋國公馮勝，是開國六公爵最後一位僅存者。大臣們只要觀察皇帝當日臨朝的穿戴，即悉皇帝心情好不好，“太祖視朝，若舉帶當胸，則是日誅夷蓋寡，若按而下之，則傾朝無人色矣。” 總括而言，朱元璋誅殺功臣是鐵的事實，這也造成靖難之役時，能勤王衛主的老臣已經不多見，僅存的功臣只剩下曹國公李景隆、長興侯湯和、武定侯郭英、長興侯耿炳文等人。曾經向朱元璋建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朱升，洪武三年告老還鄉，特地向皇帝請求賞賜“免死券”，但他的兒子朱同最後被賜自縊。 除大誅功臣外，朱元璋也殺文人，吳晗《朱元璋傳》中開列了被殺文人的名單：“處州教授蘇伯衡以表箋論死；太常卿張羽坐事投江死（注，不是他跳江自殺，而是綁起來扔到長江裡）；河南左布政使徐賁下獄死；蘇州經歷孫右；曾為藍玉題畫，泰安州知州王蒙嘗謁胡惟庸，在胡家看畫，王行曾作過藍玉家館客，都以黨案被殺；郭奎曾參朱文正軍事，文正被殺，奎也論死；王彝坐魏觀案死；同修《元史》的山東副使張夢兼、博野知縣傅恕、福建僉事謝肅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趙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張士誠處作客，打算投奔擴廓帖木兒的戴良，畏罪自殺。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張宣，謫徙濠州；楊基罰作苦工；烏斯道謫役定遠；顧德輝父子在張士誠亡後，並徙濠梁，都算是十分僥倖的了。” 明太祖雖標榜復古,但他大多數制度是從蒙古學的,廷杖與責打臣下是從蒙古學的,法制是從蒙古學的，違反了刑不上大夫的古訓。另外,他與蒙古人一樣,為了動員全社會,他十分重視戶口普查，每個人有固定的義務,每個大臣首先是家臣，然後才是大臣。不許隨便轉換工作,這是從成吉思汗的十戶制學的，從前大臣上朝是不用跪對的,明朝則要，因此明朝君主是絕對專制的。
朱元璋一直以來都是一個極大爭議的人物，持正面評價者通常都是從其大力打擊貪汙，恢復經濟著眼，事實上歷史都有如此記載。而持負面評價者則多從殺戮功臣者著眼，洪武六年，朱元璋鑑於開國元勳多倚功犯法，虐暴鄉閭，特命工部製造鐵榜，鑄上申戒公侯的條令，類似戰國時代的“鑄刑鼎”，已經隱約透露了日後屠戮的訊號。後來的胡惟庸案實際上成為朱元璋整肅功臣的藉口。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長的家奴盧仲謙告發李善長與胡惟庸往來勾結，以“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見誅，接續又誅殺陸仲亨與唐勝宗、費聚、趙雄三名侯爵，株連被殺的功臣及其家屬共計達三萬餘人，連“浙東四先生”亦不能免。朱元璋還特地頒佈《昭示奸黨錄》。洪武二十六年，錦衣衛指揮蔣獻誣告藍玉謀反，連坐族誅達一萬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將領幾乎一網打盡，此時又頒佈《逆臣錄》，詔示一公、十三侯、二伯。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殺江夏侯周德興。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殺穎國公傅友德，與他同時被殺的還有藍玉的副將，在捕魚兒海戰役中立功的定遠侯王弼。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殺宋國公馮勝，是開國六公爵最後一位僅存者。大臣們只要觀察皇帝當日臨朝的穿戴，即悉皇帝心情好不好，“太祖視朝，若舉帶當胸，則是日誅夷蓋寡，若按而下之，則傾朝無人色矣。” 總括而言，朱元璋誅殺功臣是鐵的事實，這也造成靖難之役時，能勤王衛主的老臣已經不多見，僅存的功臣只剩下曹國公李景隆、長興侯湯和、武定侯郭英、長興侯耿炳文等人。曾經向朱元璋建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朱升，洪武三年告老還鄉，特地向皇帝請求賞賜“免死券”，但他的兒子朱同最後被賜自縊。 除大誅功臣外，朱元璋也殺文人，吳晗《朱元璋傳》中開列了被殺文人的名單：“處州教授蘇伯衡以表箋論死；太常卿張羽坐事投江死（注，不是他跳江自殺，而是綁起來扔到長江裡）；河南左布政使徐賁下獄死；蘇州經歷孫右；曾為藍玉題畫，泰安州知州王蒙嘗謁胡惟庸，在胡家看畫，王行曾作過藍玉家館客，都以黨案被殺；郭奎曾參朱文正軍事，文正被殺，奎也論死；王彝坐魏觀案死；同修《元史》的山東副使張夢兼、博野知縣傅恕、福建僉事謝肅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趙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張士誠處作客，打算投奔擴廓帖木兒的戴良，畏罪自殺。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張宣，謫徙濠州；楊基罰作苦工；烏斯道謫役定遠；顧德輝父子在張士誠亡後，並徙濠梁，都算是十分僥倖的了。” 明太祖雖標榜復古,但他大多數制度是從蒙古學的,廷杖與責打臣下是從蒙古學的,法制是從蒙古學的，違反了刑不上大夫的古訓。另外,他與蒙古人一樣,為了動員全社會,他十分重視戶口普查，每個人有固定的義務,每個大臣首先是家臣，然後才是大臣。不許隨便轉換工作,這是從成吉思汗的十戶制學的，從前大臣上朝是不用跪對的,明朝則要，因此明朝君主是絕對專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