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沒有漢唐雄風的關鍵，或者說宋朝文弱不堪的根本原因是其“重文抑武”的國策所導致。具體說有三個方面：
一是宋朝“杯酒釋兵權”開啟的“重文抑武”政治傳統的影響。
公元960年正月初一，趙匡胤帶領大軍開拔到陳橋，被將士們突然披上龍袍，登上了皇位。但是，初登大寶的宋太祖卻並不開心。
公元961年七月初九，宋太祖與高階將領們一起聚會喝酒時，將領們發現太祖鬱鬱寡歡。於是石守信問道，“皇上怎麼不開心呢？”宋太祖回答說：“原來我以為做皇帝富有四海、為我獨尊，非常快意。現在我才發覺，做皇帝其實很難，還不如當初做個節度使快樂啊，我想睡都不敢安枕而臥啊。” 石守信等人驚恐的問他原因，宋太祖說：“我這個皇帝位誰不想來當呢？”石守信等人嚇壞了，連忙叩頭說：“現在天命已定，誰還敢有異心呢？” 宋太祖說：“你們雖然沒有異心，但是你們部下卻想要更大的富貴，一旦有人把黃袍加在你們的身上，你們即使不想當皇帝，也身不由已了！” 將領們知道受到了猜忌，擔心惹來殺身之禍，全部跪地而哭，請太祖給一條生路。 太祖說：“人生苦短，你們不如釋去兵權，到地方去做富家翁，廣置良田豪宅留給兒孫，同時多買歌女，日夜飲酒歡娛，頤養天年，朕再和你們聯姻，那麼咱們君臣之間就沒有猜忌了，相安無事，不挺好嗎？”
第二天，這些將領們紛紛上表稱病，主動要求解除兵權回家養老。宋太祖欣然答應，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杯酒釋兵權”。
至此，“杯酒釋兵權”拉開了宋朝加強中央集權的大幕。 宋太祖身為武人，本就是一位功夫高手，他是太祖長拳、盤龍棍創立者，他的武功為其軍事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是在他看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武人造反則後果嚴重，出於防範武人爭奪皇權的考慮，開始制定了“重文抑武”的國策，這項國策貫穿於整個宋朝。
這個政治傳統的影響必然導致勳貴集團開始偏離尚武的傳統。
二是宋朝“重文抑武”國策的制度化影響。
雖然“重文抑武”的國策加強了中央集權，但是也導致武人地位低下，整個社會以文人為尊。文武之間的裂痕難以彌縫，就連那位“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也終身堅持“文不換武”。
北宋年間，為了更好的協調指揮西北四路對西夏的軍事行動，中央下令把范仲淹、韓琦、龐籍和王沿四位文官統帥的文職，改為屬於武職的觀察使。
時任龍圖閣直學士的范仲淹接到命令後，立即上書請辭，他給皇帝上書裡寫道：“我守邊數年，邊疆的羌人很親近我，尊稱我為‘龍圖老子’。今天，皇上你讓我與王興、朱觀（二人均為觀察使銜帶兵將領）為伍，我恐怕要被敵人輕視了。” 雖然范仲淹勇於指揮作戰，但是他非常不願意任武職，因為一旦加入武職，在宋朝“重文抑武”國策的影響下，今後再要進中樞就非常困難。
在個人前途和榮譽面前，“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決然選擇了文官職位。後來，在幾個人大力請辭之下，皇帝不得不恢復了他們的文官職位。 如同范仲淹一樣，文官普遍不願意改換武職，即使有個別文職改成武職的，其仕途發展也常受朝廷壓制，往往多年難以升遷，更有甚者還會被貶謫。
宋代文壇俊傑柳開，性情豪邁，有志於軍旅，由殿中侍御史的文職改為崇儀使的武職，一度到前線任職。但其武人身份讓他後來一直困頓於地方，終死於七品如京使的武職之位。不僅如此，因為他的武人身份，還被士大夫文人描繪成一個嗜殺、喜吃人肝的醜陋形像。
官員由文職轉為武職，不僅自身前途渺茫，還會留下身後的罵名，試想誰還願意“投筆從戎”呢？ 在整個社會“重文抑武”的氛圍下，成功的都是“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
這形成了一示範效應，整個社會以讀書做官為榮，以習武報國為恥。“重文抑武”政治傳統開始制度化的影響到全社會。
三是宋朝理學文化反感儒生習武的影響。
宋朝的理學家朱熹，推崇“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十分討厭練武，更是把習武與賭搏等同，禁止學生參加，這樣造成的後果就是文人很少習武，“君子六藝”的時代成為絕響，身體變得孱弱無比。
身體的陰柔，也必然影響到精神的陰柔，擴大到整個社會，就形成了一種陰柔恬淡、清瘦婉約的社會風尚。
透過宋代的書法，我們可以一窺宋代的人文風格。 宋徽宗發展出了“瘦金體”的書法，清瘦挺拔、斬釘截鐵，是一個書法史上才華橫溢的創新。
但是宋代清瘦挺拔、斬釘截鐵的“瘦金體”不同於唐代氣象恢弘、法度莊嚴的楷書，其隱含的清秀媚態和陰柔恬淡，也映射出了宋代士人精神上的文弱陰柔。
縱觀整個宋代，即便是宋代經濟再繁華似錦，也掩蓋不了其常年“割地賠款”的懦弱王朝形象，好不容易出個文武雙全的嶽武穆，還被屈死在風波亭。
最終精神上的陰柔，也影響到了宋朝武備，導致了宋朝軍力低下，一敗於遼，二敗於金，三敗於元，可謂最弱的漢人王朝。
宋朝沒有漢唐雄風的關鍵，或者說宋朝文弱不堪的根本原因是其“重文抑武”的國策所導致。具體說有三個方面：
一是宋朝“杯酒釋兵權”開啟的“重文抑武”政治傳統的影響。
公元960年正月初一，趙匡胤帶領大軍開拔到陳橋，被將士們突然披上龍袍，登上了皇位。但是，初登大寶的宋太祖卻並不開心。
公元961年七月初九，宋太祖與高階將領們一起聚會喝酒時，將領們發現太祖鬱鬱寡歡。於是石守信問道，“皇上怎麼不開心呢？”宋太祖回答說：“原來我以為做皇帝富有四海、為我獨尊，非常快意。現在我才發覺，做皇帝其實很難，還不如當初做個節度使快樂啊，我想睡都不敢安枕而臥啊。” 石守信等人驚恐的問他原因，宋太祖說：“我這個皇帝位誰不想來當呢？”石守信等人嚇壞了，連忙叩頭說：“現在天命已定，誰還敢有異心呢？” 宋太祖說：“你們雖然沒有異心，但是你們部下卻想要更大的富貴，一旦有人把黃袍加在你們的身上，你們即使不想當皇帝，也身不由已了！” 將領們知道受到了猜忌，擔心惹來殺身之禍，全部跪地而哭，請太祖給一條生路。 太祖說：“人生苦短，你們不如釋去兵權，到地方去做富家翁，廣置良田豪宅留給兒孫，同時多買歌女，日夜飲酒歡娛，頤養天年，朕再和你們聯姻，那麼咱們君臣之間就沒有猜忌了，相安無事，不挺好嗎？”
第二天，這些將領們紛紛上表稱病，主動要求解除兵權回家養老。宋太祖欣然答應，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杯酒釋兵權”。
至此，“杯酒釋兵權”拉開了宋朝加強中央集權的大幕。 宋太祖身為武人，本就是一位功夫高手，他是太祖長拳、盤龍棍創立者，他的武功為其軍事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是在他看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武人造反則後果嚴重，出於防範武人爭奪皇權的考慮，開始制定了“重文抑武”的國策，這項國策貫穿於整個宋朝。
這個政治傳統的影響必然導致勳貴集團開始偏離尚武的傳統。
二是宋朝“重文抑武”國策的制度化影響。
雖然“重文抑武”的國策加強了中央集權，但是也導致武人地位低下，整個社會以文人為尊。文武之間的裂痕難以彌縫，就連那位“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也終身堅持“文不換武”。
北宋年間，為了更好的協調指揮西北四路對西夏的軍事行動，中央下令把范仲淹、韓琦、龐籍和王沿四位文官統帥的文職，改為屬於武職的觀察使。
時任龍圖閣直學士的范仲淹接到命令後，立即上書請辭，他給皇帝上書裡寫道：“我守邊數年，邊疆的羌人很親近我，尊稱我為‘龍圖老子’。今天，皇上你讓我與王興、朱觀（二人均為觀察使銜帶兵將領）為伍，我恐怕要被敵人輕視了。” 雖然范仲淹勇於指揮作戰，但是他非常不願意任武職，因為一旦加入武職，在宋朝“重文抑武”國策的影響下，今後再要進中樞就非常困難。
在個人前途和榮譽面前，“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決然選擇了文官職位。後來，在幾個人大力請辭之下，皇帝不得不恢復了他們的文官職位。 如同范仲淹一樣，文官普遍不願意改換武職，即使有個別文職改成武職的，其仕途發展也常受朝廷壓制，往往多年難以升遷，更有甚者還會被貶謫。
宋代文壇俊傑柳開，性情豪邁，有志於軍旅，由殿中侍御史的文職改為崇儀使的武職，一度到前線任職。但其武人身份讓他後來一直困頓於地方，終死於七品如京使的武職之位。不僅如此，因為他的武人身份，還被士大夫文人描繪成一個嗜殺、喜吃人肝的醜陋形像。
官員由文職轉為武職，不僅自身前途渺茫，還會留下身後的罵名，試想誰還願意“投筆從戎”呢？ 在整個社會“重文抑武”的氛圍下，成功的都是“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
這形成了一示範效應，整個社會以讀書做官為榮，以習武報國為恥。“重文抑武”政治傳統開始制度化的影響到全社會。
三是宋朝理學文化反感儒生習武的影響。
宋朝的理學家朱熹，推崇“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十分討厭練武，更是把習武與賭搏等同，禁止學生參加，這樣造成的後果就是文人很少習武，“君子六藝”的時代成為絕響，身體變得孱弱無比。
身體的陰柔，也必然影響到精神的陰柔，擴大到整個社會，就形成了一種陰柔恬淡、清瘦婉約的社會風尚。
透過宋代的書法，我們可以一窺宋代的人文風格。 宋徽宗發展出了“瘦金體”的書法，清瘦挺拔、斬釘截鐵，是一個書法史上才華橫溢的創新。
但是宋代清瘦挺拔、斬釘截鐵的“瘦金體”不同於唐代氣象恢弘、法度莊嚴的楷書，其隱含的清秀媚態和陰柔恬淡，也映射出了宋代士人精神上的文弱陰柔。
縱觀整個宋代，即便是宋代經濟再繁華似錦，也掩蓋不了其常年“割地賠款”的懦弱王朝形象，好不容易出個文武雙全的嶽武穆，還被屈死在風波亭。
最終精神上的陰柔，也影響到了宋朝武備，導致了宋朝軍力低下，一敗於遼，二敗於金，三敗於元，可謂最弱的漢人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