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禮”（《儀禮》、《禮記》、《周禮》）的出現標誌著禮儀發展到了一個非常成熟的階段。書中描述的宋代對禮儀的研究也達到了一個鼎盛的時期。在宋代，禮儀被提升到了國家政治的高度，在封建政府的引導下對禮學研究也有了突出的成果。禮儀與封建倫理道德說教相融合，把禮儀和禮教交雜在一起，實施禮教成為帝王進行行政統治的有效工具之一。行禮為勸德服務，繁文縟節卻也造就了一個溫文儒雅的宋朝。

夏建國前後，宋朝正在大力提倡因循保守的孔孟懦學。它不能不在党項貴族中產生某些影響，阻礙著党項的前進。野利仁榮早就對元吳提出，“斤斤言禮言義”，決沒有益處。元昊長子寧明喜學懦、道，元吳對他很是厭惡。一天，元昊問寧明，什麼是“養生之道”。寧明答：“不嗜殺人”。又問什麼是“冶國之術”。寧明答“莫善於寡慾”。元昊大怒，說“這小子說話不論不類，不是成霸業的材料”。西夏建國，正需要鞏固和發展奴隸制度，展開大規模的擄掠和鎮壓，保守的儒學當然完全不適合新興的西夏國的需要。元吳和野利仁榮極力消除儒學的影響，順應本民族的發展需要，也在文化領域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定儀服——元昊建國稱帝，不再採用宋朝的衣冠，改穿白色窄衫，戴紅裡的氈帽，腦頂後垂紅結綬。這是採擇了吐蕃贊普和回鶻可汗的服制。文武官員的服式也有規定。文官戴戴幞頭（幞音符fú），穿靴執飭，穿紫衣、緋衣，基本還是宋朝的樣式。武官按照等級戴鏤金、鏤銀和黑漆冠，穿紫衣，系塗金的銀束帶。平民穿青綠衣，以分別貴賤等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