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古代對地名命名:
一、以方位命名的原則
就方位地名而言，甲骨文中已有完整的東、西、南、北觀念，並用之於地名，卜辭中有：
東單：見《甲骨文合集》28115；
東洹：見《殷契粹編》1061；
西單：見《殷墟書契前編》7．26．3；
西鄙：見《甲骨文合集》6059；
南門：見《懷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5；
南洮：見《殷墟書契續編》1．53．5；
北洮：見《殷墟書契續編》3．30．5；
北麓：見《甲骨文合集》29409。
由此可見，殷商時期以東、西、南、北方位命名地名的原則已非常完善。至於殷商以前的方位地名概念，因無傳世文獻和地下出土文物為證，我們今天不得而知。
與東、西、南、北概念相比，“陰”、“陽”方位概念大約起源稍晚。金文中有“陰陽洛”的銘文 。春秋時成書的《詩經》中，《秦風·渭陽》：“我送舅氏，曰至渭陽”；《采苓》：“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召南》：“殷其 ，在南山之陽”；《小雅·六月》：“侵鎬及方，至於涇陽”，等等。但沒發現《詩經》中帶有“陰”字的地名。
1986年在甘肅天水放馬灘出土的七幅戰國秦時地圖中，六號圖 上有“陽盡柏木”、“陽有薊木”等註記。
《尚書·禹貢》中的地名，有岳陽、嶧陽、衡陽、華陽、 山之陽、華陰。華陽、華陰以其位處華山的南、北而得名。戰國燕置有漁陽郡。秦在統一程序中和統一後，置有南陽、廣陽、山陽等郡，又有涇陽、濟陽、睢陽、耒陽、潁陽、潁陰、汝陰、雕陰、山陰、漯陰等縣，其中涇、濟、睢、耒、潁、汝、漯均為河流名稱。則知戰國、秦時以山、水為參照物的陰、陽概念已最終形成。所以，西漢初年穀梁赤在寫定《穀梁傳》中總結了“水北為陽，山南為陽”的地名命名原則 ，東漢靈帝時的經學家服虔則補充說：“水南曰陰” 。東漢末年的劉熙在《釋名·釋山篇》中提出了另一種命名原則：“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隨日所照而名之也”。這些原則均被後世廣泛襲用，並不斷得到補充和完善 。
另外，先秦、西漢時期東、西、南、北等方位詞有時也被用作字首，以區分或避免地名的重名 ；又，儘管古代產生了陰、陽方位概念上的地名，但反過來說，地名帶陰、陽字者並不一定都表示方位 ，這是應該特別說明的。
二、“因山為名”原則
作為地名通名的“山”，最早見於甲骨文中 ；甲骨卜辭中也有具體的山名，如 山、 山等 。以山為名的具體例項，先秦時可能早已有之 。不過，見於文獻記載有關以山為名的論述，則是漢代及其以後的事了。
東漢末年的應劭首先涉及了這個問題，他解釋夷陵縣得名時說：“夷山在西北，蓋因山以名縣也” 。應劭總結秦郡之命名“或以山陵” 、圈稱所稱“昔天子建國名都、或以令名、或以山林” ，均包括了因山為名的原始思想。東晉常璩《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則雲：堂螂縣“因山名也”。南朝宋人盛弘之、山謙之，最終將其明確歸納為“因山為名”四字原則 ，盛氏《荊州記》稱 ：“嵩梁山在澧水之陽，望之如香爐之狀，今名石門。吳永安六年自然洞開，玄朗如門三百丈，門角上各生一竹，倒垂下拂，謂之開箒，孫休以為嘉祥 ，置（石門）縣 ，因山為名” 。山氏《丹陽記》：“蔣陵 ，因山為名” 。此外，顧野王《輿地志》也雲：鐘山“古金陵山也，邑、縣之名，皆由此而立” ，這是“因山為名”的另一種表述方式。
與盛弘之總結這條原則的同時，十六國北涼學者闞駰也有類似的論述。唐司馬貞《史記索隱》雲：“按《十三州志》雲：河南緱氏縣，以山為名” 。這“以山為名”與盛弘之、山謙之的“因山為名”僅有一個副字之差，沒有本質的區別，意思完全一樣。闞駰《十三州志》成書於北涼永和五年（437年）之前 ，盛弘之《荊州記》也可能在元嘉十四年（437年）已基本完成 。可見儘管當時中國處於分裂狀態，而南、北學者同時提出了完整的“因山為名”、“以山為名”原則，這說明地名學史發展到公元五世紀上半葉時對該原則的歸納、總結並昇華到普遍性規律已相當成熟。
北魏酈道元對這條原則加以繼承和發揚，《水經·洹水注》：“（隆慮縣）縣北有隆慮山，昔帛仲理之所遊神也，縣因山以取名”；《水經·三無水注》：方城“東臨溪水，尋此城致號之由，當因山為表名也”。更進一步，酈道元在《水經·淄水注》中還指出了一連串因山為名的地名：“餘按泰、蕪、萊、柞，並山名也，郡縣取目焉”。
到了唐、宋時代，“因山為名”原則業已得到鞏固和普及。隋《冀州圖經》：“白登山在定襄縣東北，漢高所困之處，上有臺，因山為名” 。 唐李泰《括地誌》：“封龍山一名飛龍山，在恆州鹿泉縣南四十五里，邑因山為名” ；“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鄉，蓋鄉取山為名” 。杜佑《通典》卷一七五“州郡五”合州：銅梁縣“因山為名”，赤水縣“隋置，因山為名”。李吉甫《元 和 郡 縣 志》曾在卷二陳倉縣、卷二隴州、卷五緱氏縣、卷五王屋縣 、 卷八廣武縣 、卷一二浮山縣 、卷一二岳陽縣 、 卷一四 五臺縣、卷一四崞縣、卷二一均州、卷二二河池縣、卷二二鉗川縣、卷二六縉雲縣、卷三一青城縣、卷三一綏山縣、卷三二盧山縣、卷三三飛鳥縣、卷三三龍安縣、卷三三壁山縣、卷 四0龍勒縣等名稱的釋名中，均注出了一般普遍意義上的“因山為名”原則。
北宋初年樂史的《太平寰宇記》，不僅在卷九、二0、二三、三0、三二、四六、四九、六0、七三、七四、九九、一0六、一一七、一三四、一三八、一三九等府州內容中有“因山為名”的記述，在卷二一、卷七四等也有“以山為名”的記載，還有“因山以名地”（卷一九）, “以山名縣”（卷四三）、“因山取名”（卷四八）、“因山以名”（卷五0）、“因山著名”（卷五四）、“因山以為名”（卷八六）、“以山名之”（卷一三八）等諸多的說法，說明這條原則至此業已得到普遍使用。
此後的地理總志如《輿地紀勝》、《方輿勝覽》、《讀史方輿紀要》、元明清《一統志》等均有“因山為名”的大量記述，因已普及，故不縷述。
三、“因水為名”原則
東漢劉熙《釋名·釋州國篇》：“兗州，取兗水以為名也”；常璩《華陽國志·漢中志》: 漢中郡“因水名也”，沈約《宋書·州郡志二》尋陽太守:“尋陽本縣名，因水名縣”。這些都是“因水為名”原則的雛形。
酈道元在此基礎上向前發展一步，提出了“因水為名地”、“藉水以取名”的說法，《水經·河水注四》：通谷“或說因水以名地也”；《沁水注》：“沁水以逕沁水縣故城北，蓋藉水以名縣矣”；《寇水注》：“餘按盧奴城內西北隅有水，淵而不流，南北百步、東西百餘步，水色正黑，俗名曰黑水池。或雲水黑曰盧，水流曰奴，故此城藉水以取名矣”；《渠水注》也說：“渠水於此有陰溝、鴻溝之稱焉，項羽與漢高分王，指是水以為東、西之別，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是也，故尉氏縣有波鄉、波亭、鴻溝鄉、鴻溝亭，皆藉水以立稱也”；《耒水注》：“耒陽，舊縣也，蓋因水以制名”。酈道元的這些思想，為“因水為名”的原則定了型。
最終明確地將它歸納為一般普遍意義上“因水為名”原則的，則是唐朝的事。《後漢書·衝帝紀》：“護羌校尉趙衝追擊叛羌於顫陰河”，唐李賢注：“涼州姑臧東南有顫陰縣故城，因水以為名”。杜佑《通典》卷一八三費州：“後周始置為費州，因水為名”。李吉甫《元和郡縣誌》卷三涇州：“後魏太武神 三年於此置涇州，因水為名”；卷九濠州：本西楚州，“隋開皇三年改為濠州，因水為名”；卷一五洺州：“周武帝建德六年，於（廣平）郡置洺州，以水為名”；卷二九永州：“隋文帝開皇九年平陳，置永州，因水為名”；卷三三渝州：“然則巴國因水為名”；卷三三合州赤水縣：“因水為名”；卷三三普州安居縣：“本週柔剛縣，因山為名；隋開皇十二年改為安居縣，因水為名”。總之，“因水為名”在《後漢書》李賢注、《通典》裡各出現了一次、在《元和郡縣誌》中出現了六次，“以水為名”在《元和郡縣誌》中出現了一次，可見到唐朝中期此原則已得到最終完善並被熟練運用了。唐末樊綽《雲南志》卷二：昆池“在柘東城西……水闊二丈餘，清深迅急，至碧雞山下，為昆州，因水為名也”。僻在雲南一隅尚且如此，可見到了唐末，使用“因水為名”原則已很普遍。
與“因水為名”相同的“因川為名”原則，也是《元和郡縣誌》才有的，如卷三丹州義川縣：“後魏文帝大統三年置義川縣，屬義川郡，因川為名”；卷一五澤州陵川縣：“隋開皇十六年於此置陵川縣，因川為名”；卷三0思州務川縣：“隋開皇九年置，因川為名”。“因川為名”是“因水為名”的派生，兩者相輔相成，說明這類原則的應用具有廣泛性。
到了宋代，《太平寰宇記》中不僅有“因水以名”（卷三二、五四、五八等）、“因川為名”（卷三五、七九）、也有“因水為名”（卷二九、三二、五四、一一三、一二八、一六七）、“因水得名”（卷二九）、“取水為名”（卷一三四）、“以水為名”（卷五八、一0七、一三八）、“因水立名”（卷一0三）等說法，說明這條原則在宋代已漸趨普及。
四、以具體地理實體為名的原則
地理實體既有自然屬性的，也有人文屬性的。上述因山為名、因水為名均是以自然地理實體為名的典型原則，除此之外以自然地理實體為名的原則還有：
1. 因原立名。唐賈耽《縣道記》：“ 糜縣，因原以為名” 。李吉甫《元和郡縣誌》卷三邠州永壽縣：“武德二年分新平縣南界於今理北三十里永壽原西置永壽縣，因原而名”。《太平寰宇記》卷二七雍州興平縣：“魏黃初元年改為始平國，因原以建名”；卷三一乾州永壽縣：“因原立名”。
2. 因丘以為名。《元和郡縣誌》卷一六貝州：“周武帝建德六年平齊，於此置貝州，因丘以為名”。明郭子章曾注意到北方以“丘”命名的地名，在《郡縣釋名》山東東昌府丘縣下說：“以丘名縣也，兩《漢書》山東郡縣稱‘丘’者不一”。
3. 因泉為名。伯希和敦煌文書五0三四號《沙州附近關山泉澤等地誌》：龍勒山“其山因泉為名”。 《元一統志》卷五四二延安路：甘泉亭“以泉得名”。
4. 因谷為名。《元和郡縣誌》卷四銀州：“周武帝保定二年，分置銀州，因谷為名”。《太平寰宇記》卷三二隴州吳山縣下：“後魏明帝孝昌年於縣西南由谷口置（南由）縣，因谷為名”。
5. 因津以名邑。《太平寰宇記》卷六陝州：閿鄉縣“因津以名邑焉”。
6. 因江洲得名。《太平寰宇記》卷九一蘇州長洲縣：“吳王長洲苑，因江洲得名”。
7.以數名之。《太平寰宇記》卷一三七達州：“梁大同二年於宣漢縣置萬州，以州界內有萬
餘頃，因以數名之”。
8.因井為名、以浦為名，分別見於《太平寰宇記》卷八二鹽亭縣、卷一四九萬州。
以人文地理實體為名的原則則有：
1. 因州為名。伯希和敦煌文書第二0 0五號《沙州都督府圖經》：州城驛“在州東二百步，因州為名”。
2.因古縣而名。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二臺州：永寧山“在黃岩縣東五里，舊志雲：因古縣而名”。
3. 因城為名。《元和郡縣誌》卷三鄜州直羅縣：“武德三年，分三川、洛交於此置縣，因城為名”。
4. 因鎮為名、以鎮為名。斯坦因敦煌文書第三六七號《沙州伊州地誌》：柔遠縣“相傳隋大業十二年伊吾胡共築營田，貞觀四年胡歸國，因以為縣，以鎮為名”。 《太平寰宇記》卷一二0涪州涪陵縣、卷一三0建安軍永貞縣下俱雲：“因鎮為名”。《輿地紀勝》卷一二九建寧府·縣沿革：松溪縣“取舊鎮為名”。
5. 因鄉為名。《元和郡縣誌》卷三七昭州永平縣：“證聖元年割平樂縣永平鄉置，因鄉為名”。《太平寰宇記》卷一六泗州臨淮縣：“永泰湖在縣北五十里，大業三年開通濟渠，塞斷瀝水，自爾成湖，因鄉為名”。《太平寰宇記》卷三五坊州昇平縣： “唐天寶十二年刺史羅希奭奏析宜君西北界昇平鄉等三鄉以置之，以鄉為名”；卷九五秀州崇德縣：“置州之時，析嘉興縣之崇德等九鄉於義和市置縣，以鄉為縣名”；卷一0一邵武軍光澤縣：“太平興國六年立光澤縣，以鄉為名”；卷一0九吉州龍泉縣：“以鄉為名”。
6. 因裡為名。《元和郡縣誌》卷二八信州永豐縣：“乾元元年置，因裡為名”。
7. 因關為名。《太平寰宇記》卷四七絳州太平縣：“後魏太武帝於今縣東北二十七里太平故關城置泰平縣，屬平陽郡，周改為太平縣，因關為名”。
8. 以陵為名。《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三房陵縣：“本漢舊縣，屬漢中郡，初為‘防’字，後漢改為‘房’，以陵為名”。
9. 因祠為名、因寺得名。《太平寰宇記》卷九0上元縣清溪：“其埭側有清溪祠，其溪因祠為名”；《輿地紀勝》卷一二臺州·景物：“招賢洞，在臨海縣西六十里，因寺得名”。
10. 因烽為號。伯希和敦煌文書二0 0五號《沙州都督府圖經》：白亭驛“為置白亭烽下，因烽為號”；長亭驛“為置長亭烽下，因烽為號”；階亭驛“為置在階亭烽側，因烽為號”。
五、“因事名之”原則
這條原則最早是魏、晉年間成書的《越絕書》 提出來的，該書卷八《地傳》：“練塘者，句踐時採錫山為炭，稱炭聚，載從炭瀆至練塘，各因事名之，去縣五十里”。在這裡，它既解釋了炭聚、炭瀆的地名來歷，還指出都是“因事名之”。“因事名之”是中國古代地名命名中廣泛使用的原則。
郭璞、酈道元對這一原則也有總結。《山海經·大荒北經》：“大人之國有榆山，有鯀攻程州之山”。郭璞注：“皆因其事而名物也”。酈道元《水經·澧水注》則說：“澧水又東，九渡水注之……水自下歷溪，曲折逶迤傾注，行者間關，每所蹇泝，山水之號蓋亦因事生焉”。
唐代對此既有繼承，也有發揚。武則天垂拱二年（686年）分成都置犀浦縣，李吉甫解釋道：“昔蜀守李冰造五石犀，沉之於水，以壓怪，因取其事為名” 。開元十一年（723年），玄宗頒佈《改丹水為懷水敕》：“宜改丹水為懷水，改丹水府為懷仁府，其鄉里名號亦仰長官隨事改易” 。查天寶元年（742年）《故右龍武軍翊府中郎高府君（德）墓誌銘並序》中，已稱“懷州懷仁府” ，可知有些“鄉里名號”的確已“隨事改易”矣。因此，如果說“因事名之”是地名命名的原則，那麼“隨事改易”應是地名更名的原則。
六、“年號地名”原則
中國歷史上最早出現以年號為地名的例項是東漢建安八年（197年）所置的建安縣（治所在今福建建甌縣松溪南岸），首先提出地名以年號命名問題的則是北魏楊 之。楊 之著《洛陽伽藍記》是一部關於北魏京城洛陽佛寺（伽藍）、園林的著作，雖非專述地理，卻最早提出了以年號命名地名的原則。該書卷二正始寺：“百官等所立也，正始中立，因以為名”；卷三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景明年中立，因以為名”。正始、景明均是北魏宣武帝元恪的年號。《伽藍記》卷二珞寺下曾提及熙平寺，按：熙平系孝明帝元詡年號，熙平寺有可能也是以年號命名的。
到了唐朝，李吉甫將此原則簡潔、完整地歸納為“因年號為名”。《元和郡縣誌》卷二八池州至德縣：“本漢石城，至德二年刺史宋若思奏置，因年號為名”；卷二九道州大曆縣：“本漢營道縣地，大曆二年觀察使韋之晉奏析延唐縣於州東置，因年號為名”。
宋代對此有完整的繼承。《太平寰宇記》卷二七乾祐縣：“便以年號名縣”；卷一0 0永泰縣：“唐永泰二年置，以年號為縣名”；卷一0八興國縣：“太平興國年中析贛縣七鄉於險江鎮置興國縣，以年號為名”；卷一四五乾德縣：“乾德三年置，以年號為名”。《輿地紀勝》卷二六隆興府：“隆興二年，守臣郭祚以孝宗潛藩申請，下三省議，特用紀元之號，賜府額曰隆興府”。《方輿勝覽》卷一五太平州：“太平興國二年，與興國軍並建，分紀年以名之”。
年號地名的例項，唐代有14例，宋代有17例，元代連一例也沒有，明清時期地名反而要避年號的諱了。例如明北直隸有隆慶州，始置於永樂十八年（1420年），至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時為避年號諱而改為延慶州（今北京市延慶縣）。又如，宋代以來嘉興府所轄有崇德縣，清入關前皇太極第二個年號也叫崇德，於是康熙元年（1662年）時因避“崇德”年號諱而改崇德縣為石門縣（該縣1958年已廢，故治在今浙江桐鄉市西南之崇福鎮）。所以，這條原則已經走完了從產生到消亡的全部歷程。
七、“以形得名”原則
中國的文字，有相當一部分起源於原始的像形圖案，所以早在甲骨文中便不乏像形地名之例；可是最早論及地名以像形得名原則的，要遲至東漢末年的劉熙。《釋名·釋山篇》：“石載土曰山且山且 ，臚然也；土載石曰崔嵬，因形名之也”。清人畢沅疏：“捷盧若鋸牙，然石之載土正似之”。
對於像形地名，酈道元並不以記載為滿足，而是努力將它歸納為普遍性原則。如《水經·巨馬水注》：“淶水又逕三女亭西，又逕樓亭北，左屬白澗溪，水有二源，合注一川，川石皓然，望同積雪，故以物色受名”；《洛水注》：“休水……北歷覆釜堆東，蓋以物象受名矣”；《江水注二》：“江水又東歷荊門、虎牙之間，荊門在南，上合下開，闇徹南山；有門像虎牙，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形，並以物像受名”；《三艮水注》：“裴淵《廣州記》（番禺）城北有尉佗墓，墓後有大岡，謂之馬鞍岡。秦時佔氣者言：南方有天子氣，始皇發民鑿破此岡，地中出血，今鑿處猶存，以狀取目，故岡受厥稱焉”。要之，“物色受名”、“物像（象）受名”、“以狀取目”是酈道元對像形地名原則的最好總結。《輿地紀勝》繼承了前代這一原則，卷五平江府·景物：“丹霞塢，在吳縣橫山亭旁，有五塢，曰芳桂、曰修竹、曰飛泉、曰丹霞、曰白雲，皆因其物象以名之”。
《方輿勝覽》最終完整、簡潔地總結了像形地名的命名原則，卷一0邵武軍：雞籠山“在邵武縣西，以形得名”；卷一一建寧府：雞籠山“在城東北五里，又有馬鞍山，在城東北三里，皆以形得名”。
“像形”一作“形像”，明末徐霞客對此有所領悟。例如桂林的象鼻巖、水月洞，他認為“蓋一山而皆以形象異名也” ；又如桂林城東“是山名老虎山，是洞名獅子口，以形也” ；再如雲南大姚縣方山：“此方頂之山，猶在金沙（江）之南也，其山一名方山，象形；一名番山，以地” 。在這裡，徐霞客指出了地名命名的“以形”、“形象”、“象形”原則，所指均為一事。《大明一統志》還在多處指出了“以形似名”。
八、 以姓氏、人物為名的原則
古代以姓氏、人物為地名者夥矣，班固、應劭、酈道元、李吉甫嘗論之，然終未有涉及此原則之一者。此原則之歸納，蓋自宋始。《太平寰宇記》卷九滑州：“山陽故城，魏兗州刺史山陽公所築，城因人以立名”；卷二六咸陽縣周氏陂：“漢太尉周勃家在陂，其子亞夫有功，遂賜此陂，故地以氏稱之”。“因人以立名”、“地以氏稱之”系此原則最初之歸納。《大明一統志》則將它歸納為：“因姓得名” 。明人郭子章對歷代以人物為名的政區地名例項均有淋漓盡致的討論，並在多處總結過它的命名規律。其《郡縣釋名·廣東序》：“程 不過一鄉之士而邑名程鄉，潘茂不過一節之士而邑名茂，名令粵世勉強。為善者，皆得如嚴、如袁、如任丘、如清豐也”。具體地，他說“北直隸以姓名名縣惟任丘、張清豐二縣”，在廣東潮州府程鄉下雲：“隋置，以程 行誼化於一鄉，故縣名程鄉，水名程江，如嚴州、袁州、任丘、清豐、烏程、茂名之類是也”，在高州府茂名縣下雲：“晉名，邑人潘茂得仙，因以名縣”，又在高州府下雲：“俗謂唐高力士是其州人，州以力士名，非也，唐之前已名高州矣。子陵擅嚴、袁京重袁；力士何人，得擅此名耶？” 在他看來，用以命名的人物，須是有益於鄉邦教化的名賢，像程 、潘茂這樣終究勉強，而高力士是宦官，哪有資格以他的姓氏來作地名？表現出他對宦官的蔑視與仇恨，這恐怕與明朝的宦禍有關。他不僅論述名賢，還注意到宗教人物也與地名有關，曾在廣西全州下寫道：“宇內郡縣以賢人名者，如嚴屬子陵，袁歸袁京，程鄉以 ，霍叔名霍，任丘、清豐皆數見，而潘茂名邑、全真名州，釋、玄二氏亦擅名土地，豈其教亦有必不可磨滅耶？” 將人物地名作如此淋漓盡致的總結，以前不曾有過。
現代地名學的做法與此原則正好相反。1979年國務院頒佈的《關於地名命名、更名的暫行規定》第六條：“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禁止用國家領導人的名字命名地名”。1986年1月23日國務院批准頒佈的《地名管理條例》第四條第二款重申了這一點，只是把“命名”二字改為“作”字而已，其它毫無改動。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條原則對人物地名的產生將起到決定性的抑制作用。
九、 虛詞、方位詞不宜單獨作地名的（準）原則
沈約（441年～513年）為南朝吳興郡武康縣東鄉博陸裡餘烏村（今浙江省杭州市郊區博陸鎮）人，齊武帝永明年間撰成《宋書》一百卷；其中卷三五至卷三八為《州郡志》，歷史地理價值頗大。《宋書·州郡志三》邵陵太守：“扶縣令，漢舊縣，至晉曰夫夷。漢屬零陵，晉屬邵陵。案今雲‘扶’者，疑是避桓溫諱去‘夷’，‘夫’不可為縣名，故為‘扶’雲”。“夫”在古漢語中為虛詞，虛詞不可單獨為地名，這是沈約首先總結出來的。古今以“之”“乎”“哉”“也”之類虛詞單獨命名的地名，誠為罕見。
《宋書·州郡志一》南濮陽太守：“本東郡，屬兗州，晉武帝咸寧二年以封子允，以‘東’不可為國名，東郡有濮陽縣，故曰濮陽國”。方位詞不可單獨用作地名，這也是沈約首先提出的原則。沈約之前，單獨以方位詞作為地名的現象不多，僅有東郡、南郡、西郡、西縣四處，均系先秦、秦漢時所置；西郡在西魏時即被廢止，東郡、南郡廢於隋唐，西縣廢於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均已退出了歷史舞臺 ，證明了沈約的卓見。
沈約雖然沒有明確提出方位詞、虛詞不宜單獨作地名的概念，但論述了這樣的問題，觸及了這條原則的邊緣，因而可稱之為“準原則”。
關於古代對地名命名:
一、以方位命名的原則
就方位地名而言，甲骨文中已有完整的東、西、南、北觀念，並用之於地名，卜辭中有：
東單：見《甲骨文合集》28115；
東洹：見《殷契粹編》1061；
西單：見《殷墟書契前編》7．26．3；
西鄙：見《甲骨文合集》6059；
南門：見《懷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5；
南洮：見《殷墟書契續編》1．53．5；
北洮：見《殷墟書契續編》3．30．5；
北麓：見《甲骨文合集》29409。
由此可見，殷商時期以東、西、南、北方位命名地名的原則已非常完善。至於殷商以前的方位地名概念，因無傳世文獻和地下出土文物為證，我們今天不得而知。
與東、西、南、北概念相比，“陰”、“陽”方位概念大約起源稍晚。金文中有“陰陽洛”的銘文 。春秋時成書的《詩經》中，《秦風·渭陽》：“我送舅氏，曰至渭陽”；《采苓》：“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召南》：“殷其 ，在南山之陽”；《小雅·六月》：“侵鎬及方，至於涇陽”，等等。但沒發現《詩經》中帶有“陰”字的地名。
1986年在甘肅天水放馬灘出土的七幅戰國秦時地圖中，六號圖 上有“陽盡柏木”、“陽有薊木”等註記。
《尚書·禹貢》中的地名，有岳陽、嶧陽、衡陽、華陽、 山之陽、華陰。華陽、華陰以其位處華山的南、北而得名。戰國燕置有漁陽郡。秦在統一程序中和統一後，置有南陽、廣陽、山陽等郡，又有涇陽、濟陽、睢陽、耒陽、潁陽、潁陰、汝陰、雕陰、山陰、漯陰等縣，其中涇、濟、睢、耒、潁、汝、漯均為河流名稱。則知戰國、秦時以山、水為參照物的陰、陽概念已最終形成。所以，西漢初年穀梁赤在寫定《穀梁傳》中總結了“水北為陽，山南為陽”的地名命名原則 ，東漢靈帝時的經學家服虔則補充說：“水南曰陰” 。東漢末年的劉熙在《釋名·釋山篇》中提出了另一種命名原則：“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隨日所照而名之也”。這些原則均被後世廣泛襲用，並不斷得到補充和完善 。
另外，先秦、西漢時期東、西、南、北等方位詞有時也被用作字首，以區分或避免地名的重名 ；又，儘管古代產生了陰、陽方位概念上的地名，但反過來說，地名帶陰、陽字者並不一定都表示方位 ，這是應該特別說明的。
二、“因山為名”原則
作為地名通名的“山”，最早見於甲骨文中 ；甲骨卜辭中也有具體的山名，如 山、 山等 。以山為名的具體例項，先秦時可能早已有之 。不過，見於文獻記載有關以山為名的論述，則是漢代及其以後的事了。
東漢末年的應劭首先涉及了這個問題，他解釋夷陵縣得名時說：“夷山在西北，蓋因山以名縣也” 。應劭總結秦郡之命名“或以山陵” 、圈稱所稱“昔天子建國名都、或以令名、或以山林” ，均包括了因山為名的原始思想。東晉常璩《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則雲：堂螂縣“因山名也”。南朝宋人盛弘之、山謙之，最終將其明確歸納為“因山為名”四字原則 ，盛氏《荊州記》稱 ：“嵩梁山在澧水之陽，望之如香爐之狀，今名石門。吳永安六年自然洞開，玄朗如門三百丈，門角上各生一竹，倒垂下拂，謂之開箒，孫休以為嘉祥 ，置（石門）縣 ，因山為名” 。山氏《丹陽記》：“蔣陵 ，因山為名” 。此外，顧野王《輿地志》也雲：鐘山“古金陵山也，邑、縣之名，皆由此而立” ，這是“因山為名”的另一種表述方式。
與盛弘之總結這條原則的同時，十六國北涼學者闞駰也有類似的論述。唐司馬貞《史記索隱》雲：“按《十三州志》雲：河南緱氏縣，以山為名” 。這“以山為名”與盛弘之、山謙之的“因山為名”僅有一個副字之差，沒有本質的區別，意思完全一樣。闞駰《十三州志》成書於北涼永和五年（437年）之前 ，盛弘之《荊州記》也可能在元嘉十四年（437年）已基本完成 。可見儘管當時中國處於分裂狀態，而南、北學者同時提出了完整的“因山為名”、“以山為名”原則，這說明地名學史發展到公元五世紀上半葉時對該原則的歸納、總結並昇華到普遍性規律已相當成熟。
北魏酈道元對這條原則加以繼承和發揚，《水經·洹水注》：“（隆慮縣）縣北有隆慮山，昔帛仲理之所遊神也，縣因山以取名”；《水經·三無水注》：方城“東臨溪水，尋此城致號之由，當因山為表名也”。更進一步，酈道元在《水經·淄水注》中還指出了一連串因山為名的地名：“餘按泰、蕪、萊、柞，並山名也，郡縣取目焉”。
到了唐、宋時代，“因山為名”原則業已得到鞏固和普及。隋《冀州圖經》：“白登山在定襄縣東北，漢高所困之處，上有臺，因山為名” 。 唐李泰《括地誌》：“封龍山一名飛龍山，在恆州鹿泉縣南四十五里，邑因山為名” ；“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鄉，蓋鄉取山為名” 。杜佑《通典》卷一七五“州郡五”合州：銅梁縣“因山為名”，赤水縣“隋置，因山為名”。李吉甫《元 和 郡 縣 志》曾在卷二陳倉縣、卷二隴州、卷五緱氏縣、卷五王屋縣 、 卷八廣武縣 、卷一二浮山縣 、卷一二岳陽縣 、 卷一四 五臺縣、卷一四崞縣、卷二一均州、卷二二河池縣、卷二二鉗川縣、卷二六縉雲縣、卷三一青城縣、卷三一綏山縣、卷三二盧山縣、卷三三飛鳥縣、卷三三龍安縣、卷三三壁山縣、卷 四0龍勒縣等名稱的釋名中，均注出了一般普遍意義上的“因山為名”原則。
北宋初年樂史的《太平寰宇記》，不僅在卷九、二0、二三、三0、三二、四六、四九、六0、七三、七四、九九、一0六、一一七、一三四、一三八、一三九等府州內容中有“因山為名”的記述，在卷二一、卷七四等也有“以山為名”的記載，還有“因山以名地”（卷一九）, “以山名縣”（卷四三）、“因山取名”（卷四八）、“因山以名”（卷五0）、“因山著名”（卷五四）、“因山以為名”（卷八六）、“以山名之”（卷一三八）等諸多的說法，說明這條原則至此業已得到普遍使用。
此後的地理總志如《輿地紀勝》、《方輿勝覽》、《讀史方輿紀要》、元明清《一統志》等均有“因山為名”的大量記述，因已普及，故不縷述。
三、“因水為名”原則
東漢劉熙《釋名·釋州國篇》：“兗州，取兗水以為名也”；常璩《華陽國志·漢中志》: 漢中郡“因水名也”，沈約《宋書·州郡志二》尋陽太守:“尋陽本縣名，因水名縣”。這些都是“因水為名”原則的雛形。
酈道元在此基礎上向前發展一步，提出了“因水為名地”、“藉水以取名”的說法，《水經·河水注四》：通谷“或說因水以名地也”；《沁水注》：“沁水以逕沁水縣故城北，蓋藉水以名縣矣”；《寇水注》：“餘按盧奴城內西北隅有水，淵而不流，南北百步、東西百餘步，水色正黑，俗名曰黑水池。或雲水黑曰盧，水流曰奴，故此城藉水以取名矣”；《渠水注》也說：“渠水於此有陰溝、鴻溝之稱焉，項羽與漢高分王，指是水以為東、西之別，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是也，故尉氏縣有波鄉、波亭、鴻溝鄉、鴻溝亭，皆藉水以立稱也”；《耒水注》：“耒陽，舊縣也，蓋因水以制名”。酈道元的這些思想，為“因水為名”的原則定了型。
最終明確地將它歸納為一般普遍意義上“因水為名”原則的，則是唐朝的事。《後漢書·衝帝紀》：“護羌校尉趙衝追擊叛羌於顫陰河”，唐李賢注：“涼州姑臧東南有顫陰縣故城，因水以為名”。杜佑《通典》卷一八三費州：“後周始置為費州，因水為名”。李吉甫《元和郡縣誌》卷三涇州：“後魏太武神 三年於此置涇州，因水為名”；卷九濠州：本西楚州，“隋開皇三年改為濠州，因水為名”；卷一五洺州：“周武帝建德六年，於（廣平）郡置洺州，以水為名”；卷二九永州：“隋文帝開皇九年平陳，置永州，因水為名”；卷三三渝州：“然則巴國因水為名”；卷三三合州赤水縣：“因水為名”；卷三三普州安居縣：“本週柔剛縣，因山為名；隋開皇十二年改為安居縣，因水為名”。總之，“因水為名”在《後漢書》李賢注、《通典》裡各出現了一次、在《元和郡縣誌》中出現了六次，“以水為名”在《元和郡縣誌》中出現了一次，可見到唐朝中期此原則已得到最終完善並被熟練運用了。唐末樊綽《雲南志》卷二：昆池“在柘東城西……水闊二丈餘，清深迅急，至碧雞山下，為昆州，因水為名也”。僻在雲南一隅尚且如此，可見到了唐末，使用“因水為名”原則已很普遍。
與“因水為名”相同的“因川為名”原則，也是《元和郡縣誌》才有的，如卷三丹州義川縣：“後魏文帝大統三年置義川縣，屬義川郡，因川為名”；卷一五澤州陵川縣：“隋開皇十六年於此置陵川縣，因川為名”；卷三0思州務川縣：“隋開皇九年置，因川為名”。“因川為名”是“因水為名”的派生，兩者相輔相成，說明這類原則的應用具有廣泛性。
到了宋代，《太平寰宇記》中不僅有“因水以名”（卷三二、五四、五八等）、“因川為名”（卷三五、七九）、也有“因水為名”（卷二九、三二、五四、一一三、一二八、一六七）、“因水得名”（卷二九）、“取水為名”（卷一三四）、“以水為名”（卷五八、一0七、一三八）、“因水立名”（卷一0三）等說法，說明這條原則在宋代已漸趨普及。
四、以具體地理實體為名的原則
地理實體既有自然屬性的，也有人文屬性的。上述因山為名、因水為名均是以自然地理實體為名的典型原則，除此之外以自然地理實體為名的原則還有：
1. 因原立名。唐賈耽《縣道記》：“ 糜縣，因原以為名” 。李吉甫《元和郡縣誌》卷三邠州永壽縣：“武德二年分新平縣南界於今理北三十里永壽原西置永壽縣，因原而名”。《太平寰宇記》卷二七雍州興平縣：“魏黃初元年改為始平國，因原以建名”；卷三一乾州永壽縣：“因原立名”。
2. 因丘以為名。《元和郡縣誌》卷一六貝州：“周武帝建德六年平齊，於此置貝州，因丘以為名”。明郭子章曾注意到北方以“丘”命名的地名，在《郡縣釋名》山東東昌府丘縣下說：“以丘名縣也，兩《漢書》山東郡縣稱‘丘’者不一”。
3. 因泉為名。伯希和敦煌文書五0三四號《沙州附近關山泉澤等地誌》：龍勒山“其山因泉為名”。 《元一統志》卷五四二延安路：甘泉亭“以泉得名”。
4. 因谷為名。《元和郡縣誌》卷四銀州：“周武帝保定二年，分置銀州，因谷為名”。《太平寰宇記》卷三二隴州吳山縣下：“後魏明帝孝昌年於縣西南由谷口置（南由）縣，因谷為名”。
5. 因津以名邑。《太平寰宇記》卷六陝州：閿鄉縣“因津以名邑焉”。
6. 因江洲得名。《太平寰宇記》卷九一蘇州長洲縣：“吳王長洲苑，因江洲得名”。
7.以數名之。《太平寰宇記》卷一三七達州：“梁大同二年於宣漢縣置萬州，以州界內有萬
餘頃，因以數名之”。
8.因井為名、以浦為名，分別見於《太平寰宇記》卷八二鹽亭縣、卷一四九萬州。
以人文地理實體為名的原則則有：
1. 因州為名。伯希和敦煌文書第二0 0五號《沙州都督府圖經》：州城驛“在州東二百步，因州為名”。
2.因古縣而名。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二臺州：永寧山“在黃岩縣東五里，舊志雲：因古縣而名”。
3. 因城為名。《元和郡縣誌》卷三鄜州直羅縣：“武德三年，分三川、洛交於此置縣，因城為名”。
4. 因鎮為名、以鎮為名。斯坦因敦煌文書第三六七號《沙州伊州地誌》：柔遠縣“相傳隋大業十二年伊吾胡共築營田，貞觀四年胡歸國，因以為縣，以鎮為名”。 《太平寰宇記》卷一二0涪州涪陵縣、卷一三0建安軍永貞縣下俱雲：“因鎮為名”。《輿地紀勝》卷一二九建寧府·縣沿革：松溪縣“取舊鎮為名”。
5. 因鄉為名。《元和郡縣誌》卷三七昭州永平縣：“證聖元年割平樂縣永平鄉置，因鄉為名”。《太平寰宇記》卷一六泗州臨淮縣：“永泰湖在縣北五十里，大業三年開通濟渠，塞斷瀝水，自爾成湖，因鄉為名”。《太平寰宇記》卷三五坊州昇平縣： “唐天寶十二年刺史羅希奭奏析宜君西北界昇平鄉等三鄉以置之，以鄉為名”；卷九五秀州崇德縣：“置州之時，析嘉興縣之崇德等九鄉於義和市置縣，以鄉為縣名”；卷一0一邵武軍光澤縣：“太平興國六年立光澤縣，以鄉為名”；卷一0九吉州龍泉縣：“以鄉為名”。
6. 因裡為名。《元和郡縣誌》卷二八信州永豐縣：“乾元元年置，因裡為名”。
7. 因關為名。《太平寰宇記》卷四七絳州太平縣：“後魏太武帝於今縣東北二十七里太平故關城置泰平縣，屬平陽郡，周改為太平縣，因關為名”。
8. 以陵為名。《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三房陵縣：“本漢舊縣，屬漢中郡，初為‘防’字，後漢改為‘房’，以陵為名”。
9. 因祠為名、因寺得名。《太平寰宇記》卷九0上元縣清溪：“其埭側有清溪祠，其溪因祠為名”；《輿地紀勝》卷一二臺州·景物：“招賢洞，在臨海縣西六十里，因寺得名”。
10. 因烽為號。伯希和敦煌文書二0 0五號《沙州都督府圖經》：白亭驛“為置白亭烽下，因烽為號”；長亭驛“為置長亭烽下，因烽為號”；階亭驛“為置在階亭烽側，因烽為號”。
五、“因事名之”原則
這條原則最早是魏、晉年間成書的《越絕書》 提出來的，該書卷八《地傳》：“練塘者，句踐時採錫山為炭，稱炭聚，載從炭瀆至練塘，各因事名之，去縣五十里”。在這裡，它既解釋了炭聚、炭瀆的地名來歷，還指出都是“因事名之”。“因事名之”是中國古代地名命名中廣泛使用的原則。
郭璞、酈道元對這一原則也有總結。《山海經·大荒北經》：“大人之國有榆山，有鯀攻程州之山”。郭璞注：“皆因其事而名物也”。酈道元《水經·澧水注》則說：“澧水又東，九渡水注之……水自下歷溪，曲折逶迤傾注，行者間關，每所蹇泝，山水之號蓋亦因事生焉”。
唐代對此既有繼承，也有發揚。武則天垂拱二年（686年）分成都置犀浦縣，李吉甫解釋道：“昔蜀守李冰造五石犀，沉之於水，以壓怪，因取其事為名” 。開元十一年（723年），玄宗頒佈《改丹水為懷水敕》：“宜改丹水為懷水，改丹水府為懷仁府，其鄉里名號亦仰長官隨事改易” 。查天寶元年（742年）《故右龍武軍翊府中郎高府君（德）墓誌銘並序》中，已稱“懷州懷仁府” ，可知有些“鄉里名號”的確已“隨事改易”矣。因此，如果說“因事名之”是地名命名的原則，那麼“隨事改易”應是地名更名的原則。
六、“年號地名”原則
中國歷史上最早出現以年號為地名的例項是東漢建安八年（197年）所置的建安縣（治所在今福建建甌縣松溪南岸），首先提出地名以年號命名問題的則是北魏楊 之。楊 之著《洛陽伽藍記》是一部關於北魏京城洛陽佛寺（伽藍）、園林的著作，雖非專述地理，卻最早提出了以年號命名地名的原則。該書卷二正始寺：“百官等所立也，正始中立，因以為名”；卷三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景明年中立，因以為名”。正始、景明均是北魏宣武帝元恪的年號。《伽藍記》卷二珞寺下曾提及熙平寺，按：熙平系孝明帝元詡年號，熙平寺有可能也是以年號命名的。
到了唐朝，李吉甫將此原則簡潔、完整地歸納為“因年號為名”。《元和郡縣誌》卷二八池州至德縣：“本漢石城，至德二年刺史宋若思奏置，因年號為名”；卷二九道州大曆縣：“本漢營道縣地，大曆二年觀察使韋之晉奏析延唐縣於州東置，因年號為名”。
宋代對此有完整的繼承。《太平寰宇記》卷二七乾祐縣：“便以年號名縣”；卷一0 0永泰縣：“唐永泰二年置，以年號為縣名”；卷一0八興國縣：“太平興國年中析贛縣七鄉於險江鎮置興國縣，以年號為名”；卷一四五乾德縣：“乾德三年置，以年號為名”。《輿地紀勝》卷二六隆興府：“隆興二年，守臣郭祚以孝宗潛藩申請，下三省議，特用紀元之號，賜府額曰隆興府”。《方輿勝覽》卷一五太平州：“太平興國二年，與興國軍並建，分紀年以名之”。
年號地名的例項，唐代有14例，宋代有17例，元代連一例也沒有，明清時期地名反而要避年號的諱了。例如明北直隸有隆慶州，始置於永樂十八年（1420年），至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時為避年號諱而改為延慶州（今北京市延慶縣）。又如，宋代以來嘉興府所轄有崇德縣，清入關前皇太極第二個年號也叫崇德，於是康熙元年（1662年）時因避“崇德”年號諱而改崇德縣為石門縣（該縣1958年已廢，故治在今浙江桐鄉市西南之崇福鎮）。所以，這條原則已經走完了從產生到消亡的全部歷程。
七、“以形得名”原則
中國的文字，有相當一部分起源於原始的像形圖案，所以早在甲骨文中便不乏像形地名之例；可是最早論及地名以像形得名原則的，要遲至東漢末年的劉熙。《釋名·釋山篇》：“石載土曰山且山且 ，臚然也；土載石曰崔嵬，因形名之也”。清人畢沅疏：“捷盧若鋸牙，然石之載土正似之”。
對於像形地名，酈道元並不以記載為滿足，而是努力將它歸納為普遍性原則。如《水經·巨馬水注》：“淶水又逕三女亭西，又逕樓亭北，左屬白澗溪，水有二源，合注一川，川石皓然，望同積雪，故以物色受名”；《洛水注》：“休水……北歷覆釜堆東，蓋以物象受名矣”；《江水注二》：“江水又東歷荊門、虎牙之間，荊門在南，上合下開，闇徹南山；有門像虎牙，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形，並以物像受名”；《三艮水注》：“裴淵《廣州記》（番禺）城北有尉佗墓，墓後有大岡，謂之馬鞍岡。秦時佔氣者言：南方有天子氣，始皇發民鑿破此岡，地中出血，今鑿處猶存，以狀取目，故岡受厥稱焉”。要之，“物色受名”、“物像（象）受名”、“以狀取目”是酈道元對像形地名原則的最好總結。《輿地紀勝》繼承了前代這一原則，卷五平江府·景物：“丹霞塢，在吳縣橫山亭旁，有五塢，曰芳桂、曰修竹、曰飛泉、曰丹霞、曰白雲，皆因其物象以名之”。
《方輿勝覽》最終完整、簡潔地總結了像形地名的命名原則，卷一0邵武軍：雞籠山“在邵武縣西，以形得名”；卷一一建寧府：雞籠山“在城東北五里，又有馬鞍山，在城東北三里，皆以形得名”。
“像形”一作“形像”，明末徐霞客對此有所領悟。例如桂林的象鼻巖、水月洞，他認為“蓋一山而皆以形象異名也” ；又如桂林城東“是山名老虎山，是洞名獅子口，以形也” ；再如雲南大姚縣方山：“此方頂之山，猶在金沙（江）之南也，其山一名方山，象形；一名番山，以地” 。在這裡，徐霞客指出了地名命名的“以形”、“形象”、“象形”原則，所指均為一事。《大明一統志》還在多處指出了“以形似名”。
八、 以姓氏、人物為名的原則
古代以姓氏、人物為地名者夥矣，班固、應劭、酈道元、李吉甫嘗論之，然終未有涉及此原則之一者。此原則之歸納，蓋自宋始。《太平寰宇記》卷九滑州：“山陽故城，魏兗州刺史山陽公所築，城因人以立名”；卷二六咸陽縣周氏陂：“漢太尉周勃家在陂，其子亞夫有功，遂賜此陂，故地以氏稱之”。“因人以立名”、“地以氏稱之”系此原則最初之歸納。《大明一統志》則將它歸納為：“因姓得名” 。明人郭子章對歷代以人物為名的政區地名例項均有淋漓盡致的討論，並在多處總結過它的命名規律。其《郡縣釋名·廣東序》：“程 不過一鄉之士而邑名程鄉，潘茂不過一節之士而邑名茂，名令粵世勉強。為善者，皆得如嚴、如袁、如任丘、如清豐也”。具體地，他說“北直隸以姓名名縣惟任丘、張清豐二縣”，在廣東潮州府程鄉下雲：“隋置，以程 行誼化於一鄉，故縣名程鄉，水名程江，如嚴州、袁州、任丘、清豐、烏程、茂名之類是也”，在高州府茂名縣下雲：“晉名，邑人潘茂得仙，因以名縣”，又在高州府下雲：“俗謂唐高力士是其州人，州以力士名，非也，唐之前已名高州矣。子陵擅嚴、袁京重袁；力士何人，得擅此名耶？” 在他看來，用以命名的人物，須是有益於鄉邦教化的名賢，像程 、潘茂這樣終究勉強，而高力士是宦官，哪有資格以他的姓氏來作地名？表現出他對宦官的蔑視與仇恨，這恐怕與明朝的宦禍有關。他不僅論述名賢，還注意到宗教人物也與地名有關，曾在廣西全州下寫道：“宇內郡縣以賢人名者，如嚴屬子陵，袁歸袁京，程鄉以 ，霍叔名霍，任丘、清豐皆數見，而潘茂名邑、全真名州，釋、玄二氏亦擅名土地，豈其教亦有必不可磨滅耶？” 將人物地名作如此淋漓盡致的總結，以前不曾有過。
現代地名學的做法與此原則正好相反。1979年國務院頒佈的《關於地名命名、更名的暫行規定》第六條：“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禁止用國家領導人的名字命名地名”。1986年1月23日國務院批准頒佈的《地名管理條例》第四條第二款重申了這一點，只是把“命名”二字改為“作”字而已，其它毫無改動。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條原則對人物地名的產生將起到決定性的抑制作用。
九、 虛詞、方位詞不宜單獨作地名的（準）原則
沈約（441年～513年）為南朝吳興郡武康縣東鄉博陸裡餘烏村（今浙江省杭州市郊區博陸鎮）人，齊武帝永明年間撰成《宋書》一百卷；其中卷三五至卷三八為《州郡志》，歷史地理價值頗大。《宋書·州郡志三》邵陵太守：“扶縣令，漢舊縣，至晉曰夫夷。漢屬零陵，晉屬邵陵。案今雲‘扶’者，疑是避桓溫諱去‘夷’，‘夫’不可為縣名，故為‘扶’雲”。“夫”在古漢語中為虛詞，虛詞不可單獨為地名，這是沈約首先總結出來的。古今以“之”“乎”“哉”“也”之類虛詞單獨命名的地名，誠為罕見。
《宋書·州郡志一》南濮陽太守：“本東郡，屬兗州，晉武帝咸寧二年以封子允，以‘東’不可為國名，東郡有濮陽縣，故曰濮陽國”。方位詞不可單獨用作地名，這也是沈約首先提出的原則。沈約之前，單獨以方位詞作為地名的現象不多，僅有東郡、南郡、西郡、西縣四處，均系先秦、秦漢時所置；西郡在西魏時即被廢止，東郡、南郡廢於隋唐，西縣廢於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均已退出了歷史舞臺 ，證明了沈約的卓見。
沈約雖然沒有明確提出方位詞、虛詞不宜單獨作地名的概念，但論述了這樣的問題，觸及了這條原則的邊緣，因而可稱之為“準原則”。